作者：肖洙

脫貧攻堅的“最後一公里”如何走好？

近日，在十集系列紀錄片《2020 我們的脫貧故事》中，來自全國各地的八位導演（張旭、路廣華、金霞、王小峯、縱紅雨、郭東昇、柴洪芳、焦波）以生態移民、易地搬遷、產業扶貧等爲主題，通過小切口描摹脫貧攻堅的長期“戰役”畫卷。

從地質災害頻發的西藏墨脫，到生態環境有待修復的洪湖；從與世隔絕的怒江峽谷，到土地貧瘠的呂梁村莊……一個個脫貧攻堅親歷者的故事，在鏡頭中徐徐展開。

該片總導演張旭在手記裏寫道：“節目形態選擇了20多年前我最初進入紀錄片行業時，所想象的紀錄片的那個樣子——長期跟蹤，真實記錄，影像剋制而不失溫度，沒有解說讓故事自己說話。”

動態記錄的“不確定性”

“這是一個歷時三年的延時攝影，在被壓縮的時間裏看到變化。”本系列片第一集《從趙家窪到廣惠園》導演路廣華在開篇如此感嘆。

《從趙家窪到廣惠園》導演路廣華手記。

這一集定位於自然條件嚴酷的山西省岢嵐縣趙家窪村，記錄了整村搬遷進程中三個貧困家庭的生活狀況、搬遷細節及融入新環境的過程，三年的時間，積累了大量素材，從日常的喜怒哀樂中看到生活的變化。

事實上，十集紀錄片均爲“動態跟蹤”——《雲中的蓮花》講述援藏幹部如何幫助村民走出大山，《洪湖水岸》記錄了“漂浮在水中央的村落”怎樣上岸生活，《山路彎彎》顯示出產業發展如何帶領村民脫貧……面對橫跨數年、因地制宜的扶貧工作，重要節點的影像剪輯還原出由貧困走向幸福的過程。

《洪湖水岸》背景介紹。

張旭告訴記者，整個系列片選擇跟蹤記錄這樣的紀錄片形態，是因爲“脫貧攻堅不是‘突發行爲’，它一定要經過一個過程，不會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展現成果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可以鎖定具有典型性的觀察樣本，跟蹤記錄這個過程，將會更加具有標本價值。

幾年的拍攝都是動態過程，隨時可能產生突發事件，生活總是超出想象，這讓很多導演陷入了“未知焦慮”中，結束拍攝的時間被一次次推遲，總是擔心接下來會出現更值得記錄的內容，有些導演進入後期了，還惦記着是否還可以再去拍攝一些主人公的近況。“《落地生根》劇組一邊剪輯一邊拍攝，幾乎是一直拍到了播出前”。

談及整個創作過程，張旭說導演們感覺的最大難點在於“不確定性”，“不知道這個故事會走向哪裏，既盼望發生一些事情，又擔心出現意料之外的狀況。”這是一趟與拍攝對象共同經歷的不知前路的旅程。

《茶林故事》記錄了一個堂吉訶德式的主人公——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楊直東。曾有過七八次創業失敗經歷的他成立合作社承包土地種白茶。結果，先是遇到了資金缺口，解決後又找不到人手清除雜草，隨後白茶的長勢又出現問題，再之後又被海椒傳染了炭疽病必須全部換掉……幸而，在他執着的努力和扶貧幹部的幫助下，難關一個個驚險度過，最終收穫了改種的綠茶，合作社賺到了第一筆收入。導演縱紅雨回憶，劇組一直都懸着一顆心，不知道楊直東的奮鬥究竟能否獲得成果，“這既是拍攝的難點，也是紀錄片的魅力所在”。

楊直東的困境。

在《洪湖水岸》中，鏡頭對準的一家人曾在拍攝中途失去貧困戶資格，但拍攝與記錄並未停止。在導演看來，不應爲拍攝對象設定一個“標準”結局，一切突發狀況恰恰能說明脫貧攻堅進程面臨的各類變化和困難，變化所造就的波瀾起伏恰恰是脫貧攻堅的本來面目。

講好故事的“極致性”

採訪中，張旭不止一次提到一個詞——“極致化”，但她所說的“極致化”並非“個案化”，並非爲了吸引眼球的“聳動”，而是兼具典型性和故事性的雙重特徵。

《2020 我們的脫貧故事》聚焦的是脫貧攻堅進程中“最難啃的硬骨頭”，“跟蹤難度更大、困難更多、更具有代表性的對象，會讓記錄更有標本價值，而追求故事的極致化則是爲了讓片中更有可看性”。

好故事離不開矛盾衝突，脫貧攻堅則天然帶着各種矛盾衝突。一方面是人與自然的抗衡，許多貧困的發生原因與地理環境分不開；另一方面是不同思想觀念的碰撞與協調。

在張旭看來，“每一個最終進入片子的故事，都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偶然性與必然性。”《茶林故事》主人公楊直東，憑藉堅定的、飽含希望的神態，打動了前去調研的導演；《雲中的蓮花》幾次不期而遇的地質災害，讓片子充滿了懸念；《工作隊裏的年輕人》中，本來是聚焦扶貧工作隊的80後，但那位因爲放不下自己的“大板”（棺材）而不願離開老屋的老人，也給觀衆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老人因“大板”不願搬遷。

《2020 我們的脫貧故事》全片沒有解說，依靠影像本身結構故事，在觀衆收視習慣呈現碎片化和快節奏的當下，這帶有很大的收視風險，但是最終導演組覺得，脫貧攻堅的厚重主題與此相匹配，“把我們的觀察原原本本地呈現在屏幕上，讓觀衆自己去體會。‘真實記錄’是讓你看見發生了什麼，而不是我告訴你發生了什麼。”但這樣的節目形態，就需要更加註重內容的戲劇性和讓人過目不忘的動人細節。

在《2020 我們的脫貧故事》中，有些內容最初並不是爲這個系列量身定做，以《落地生根》爲例，2017年最初立項時，是由國家廣電總局扶持，雲南省委宣傳部主導的紀錄片項目，是柴紅芳導演將近四年的紮根拍攝讓人感動，所記錄的內容和影像的精良也與本系列的需要非常契合，於是幾方商議，最終共同完成了這個“央視《2020 我們的脫貧故事》版本”。這個版本在海量素材中選擇了更加“極致”的故事：不通公路時村民坡羅揹着冰箱，一級一級走山路去城裏修理，喘息聲貫穿路途；深夜發病的村民因爲沒有公路，不敢下山醫治；三歲的小朋友臘八從哭鬧着不愛洗澡的山野娃娃，變成了會背故事的孩子，最終登上了中央廣播電視總檯《詩詞大會》的舞臺……“無論視覺影像還是故事發展，我們都希望追求極致的表達。”

臘八（右）登上《詩詞大會》。

平均年齡“50+”的團隊

在每集《2020 我們的脫貧故事》開頭，都有一段導演在鏡頭前的獨白，談拍攝的感悟，談自己的見聞，談對脫貧攻堅的理解。張旭說，增加這個段落是因爲，在長期的跟蹤拍攝裏，導演也已經變成了內容的一部分，他/她與拍攝對象之間的故事也成了片子本身的內容。

長期跟蹤，動態記錄，極致選擇——與這些關鍵詞緊密相連的，事實上是一個“大齡團隊”。

張旭談道，主創團隊平均年齡超過50歲，“應該超過了好幾歲吧”。各位導演中，年齡最小的是《雲中的蓮花》導演王小峯，42歲，而他也已從事紀錄片創作與產業開發23年。《山路彎彎》導演郭東昇，則已有66歲，《黃河之水》的導演焦波，則已經70歲了。

郭東昇導演分享幕後感悟。

“年齡”肯定並非硬性要求。最初選擇合作導演時，有兩個基本原則，一個是紀錄片專業經驗，“長時間跟蹤不確定性非常強的故事，需要有定力，不是特別有經驗的導演可能會迷失方向”；二是需要有能深紮下去的性格，此次攝製時間成本長、過程枯燥，“焦波導演（《黃河之水》）、柴洪芳導演（《落地生根》）、郭冬升導演（《山路彎彎》）等都長年紮根在基層，他們扎得住，不會中途放棄”。

“紀錄片（拍攝）會上癮，導演會被這件事本身激勵着向前走，郭東昇導演一直是這樣的狀態。”談及“大齡”導演們面對艱鉅任務的態度，張旭以去年播出的屢獲大獎的紀錄片《三礦》爲例說，“郭東昇導演年過60，數次下到礦井，因爲‘礦井就在前方’。對於做紀錄片的人來講，只要體能還能支撐，他們一定更願意選擇親力親爲。”

困難不可避免。作爲脫貧攻堅實戰的觀察者，主創們要遠離城市，前往偏遠、貧瘠的目的地。《雲中的蓮花》中，在中國最後一個開通公路的縣城——墨脫，一處必經的崖壁間懸崖路最窄處只有30釐米，向下百米處就是雅魯藏布江。一次在護送孩子回甘登鄉的路上，山頂沙石滾落，有幾塊大的石頭正向着導演王小峯的位置砸下去，抖動的鏡頭記錄了驚險一瞬。在搬遷中與死神賽跑，是攝製組目睹的景象。

山石滾落現場。

惡劣的自然條件之外，令拍攝對象敞開心扉、不錯過動人的生活細節，也是對導演們的考驗。52歲的導演柴紅芳，在拍攝《落地生根》的過程中，長期駐紮在與世隔絕的沙瓦村，“深扎多年，幾乎成了一個山民”，着裝和生活習慣都被改變。從事影視創作25年的導演縱紅雨，在拍攝《洪湖水岸》時，才發現“如果你不親自到那裏去，就不會明白爲什麼一定要讓漁民們上岸”，身處南方省份結了冰的水面上，世代居於此的漁民早已習慣，但劇組在這樣的冬天中，感受到了此前無法想象的困頓。

在柴紅芳導演的視頻中我們看到，《落地生根》劇組離開時，村民們說“你們不要走了，你們就是我們村裏的人了”，劇組人員與村民們互相擁抱、流淚，在彼此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回憶與改變。當拍攝結束，鏡頭中的村民們也在政策幫助下過上了新生活，脫貧攻堅走向“最後一公里”的終點。

對導演來說，《2020 我們的脫貧故事》是他們歷經數年難以忘懷的一次傾情創作；而對這個國家來說，他們所記錄的，只是脫貧攻堅這場戰役的幾個縮影；稍稍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們參與和親歷了這段重要的歷史，並將自己的記錄，留給了未來。

編輯 | 侯雯慧 佘博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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