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常荣，字华亭，满洲镶白旗明辉佐领下，萨克达氏。父亲萨克达德山，幼年读书，成丁后，被挑选为马甲养育兵，就读于国子监，成为候补天文生。由于钱粮极少，只好去私塾训蒙。

但仍难以养家糊口，遂弃学而从事手工劳动，在家中制做旗人妇女使用的“两把头”，拿到花市、隆福寺、护国寺等地摆摊售卖。辛亥鼎新后，因“两把头”无人使用，改做绒绢纸花，以为赡家之计。

常荣家从清兵入关后，世居北京。他于1903年出生在崇文门外东花市大街南小市口内中国强胡同里枣树院1号。常荣幼年失恃，继母生弟常庆；再继母生弟常禄。常荣幼承父训，颇谙满族礼仪，友爱两幼弟无间，直至逝日。

常荣8岁开始读书，12岁小学四年毕业。此期间，历经辛亥鼎革与家庭变化，首先改变了姓氏。萨克达系满语，汉意为祖或老，其父唯恐与人接交不恭，乃以其祖名之第一字为姓，改萨克达为印；其次，家庭经济日益困顿，被迫辍学，习做绒绢纸花贴补家用。

军阀混战，市面萧条，小本生意也无法维持。16岁（1918）经人介绍，到东单牌楼三条内官场胡同31号，宁波人开设的周记女服店内学徒。由于他聪颖好学，肯吃苦，诚实勤朴，颇得师父师母及诸师兄之欢心，技艺长足进步，三年零一节的学徒期未满，就已开始接细活了。

20岁（1922）出师后，按店规必须留在店中工作三年。一次意大利外交官夫人晚上送来一块纱料做礼服，翌日8时要穿，常荣以其精湛技艺，全凭手工缝制，一夜完成，准时送到，无论裁剪样式或做工，均属上乘，使该夫人十分喜悦，赞不绝口。

除为师父挣来高报酬与信誉外，他本人也得到该夫人10银元的“赏”，这10元约合10袋“洋白面”。不久就升到裁剪长工人了。一时名噪京华，许多妇女服装行业争相高薪聘请，1926年转至东城干面胡同内东石槽胡同朱记女服店任技师。

1930年，二弟常庆、表弟王崇武均已学徒出师。三人合作，在东四牌楼炒面胡同内，设立“华茂女子服装手工局子”。

三人自己揽活自己做。由于手工精细，恪守信誉，活源不断。当时东交民巷为使馆区，印常荣就到各国使馆内揽活计，多为来料加工。背回来料子，做成后再背送回去，十分辛苦。

为了积累资金，三个人的收入全部交家，家中仍靠做绒绢纸花糊口。到1931年，全家由枣树院迁到朝阳门内贵人关胡同，家眷遂从事拼接毛皮手工活，协助业务的开展，全家都投入了服装业劳动。

1931年7月，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东四牌楼南大街157号和158号房产（即后来“波伟服装店”和“春风理发馆”址），开设了“华茂女子服装店”，这是北京第一家由满族人经营的女子服装店。

印常荣任经理，印常庆和王崇武任副经理，同时都参加裁剪劳动。随着业务的发展，逐步招收工人和徒弟，最多时，前柜（量尺寸、收活）和后柜（裁剪、缝制）共有60多人。每年纯利可达5000元。

他们三人和工人除领取固定工资外，其余全部投入扩大再生产。到1937年，华茂女子服装商店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在北京市已有相当声望。1938年，印常荣安排二弟常庆在天津市大沽路27号开设了天津华茂女子服装店（1953年9月迁到和平路346号，于1955年7月公私合营）。常荣被选为北京市西服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服装行业业务萧条，苛捐杂税数不胜数；屡遭日伪特务的敲诈勒索，被扣上“经济犯”的罪名，一次罚款多达3万元，相当全部资金的一半以上，铁路局北京站又无故扣留了从上海购进托运来的一大批呢绒皮货，致使店铺濒临倒闭。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投机暴发户很多，他们生活极奢侈，服装行业有所好转，女服业则出现“繁荣”景象。其表弟王崇武自认有实力，即拉部分职工从华茂分出，另行开设了“霓裳女子服装行”。印常荣以百两黄金投资于王府井大街东华西服店（后更名为泰来西服店）。

1949年，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货币贬值，商店货物被抢购一空，加上多如牛毛的捐税，在一片萧条声中，印常荣约损失全部资金的三分之一。

勉强维持到北平解放后，由于解放初期女子服装行业处于停顿状态，全店40多名职工和部分职工家属，都依靠店中资金生活，使资金更趋短缺。经劳资双方协商，自愿离店另谋他职的职工，每人分走数量不等的呢绒毛料，学徒每人分给11袋面粉。

至此，店中已无周转资金，遂与剩下不走的职工、徒弟合作改织线袜，但由于不懂技术和业务，不久以失败告终。到1949年末，卖掉演乐胡同房产作资金，将服装店迁至王府井大街14号。

1950年又卖掉礼士胡同房产以增加活动资金，随着国民经济好转而好转，业务逐渐开展起来，1951年估产时，全部资产为24000元。

迁到王府井后，于1950年被选为王府井街代表、服装业公会主任委员。1951年初，开始筹建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任筹委会委员，1951年7月，市工商联正式成立，当选为执行委员兼组织委员，此职务一直担任到逝世。

1952年初，“三反、五反”开始，受聘为北京市节约委员会检查组成员。华茂女子服装店经审核定为守法户，但因管闲事帮人买东西被罚5000元。至此，又卖掉东四南大街157号房产（今“波纬服装店”址），所得款除交罚金外，剩下的加入店中充资金。

1954年后，以带头购买公债的爱国行动被任为东单区公债推销员。1955年又被聘为北京市商业委员会委员，1956年被选为东单区人民代表，尔后，被选举为北京市第二、三、四届人民代表。

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积极带头，实现合营后又协助政府做好工商业者私方人员的工作。华茂合营后，名称不变，直到“文革”中期，才改名为“新颖”，直到今天。

印常荣为筹建北京市服装鞋帽公司，将甘雨胡同住宅（26间房）的大部分拿出来作为办公室和职工宿舍。亲赴上海聘请来朱秉良女服专家，后被彭真市长授予特级技师，她在京创建了北京第一家妇女商店即前门妇女商店，同时还聘请了四位留日和旅日华侨女服设计专家，为北京市的妇女服装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6年印常荣被任命担任了北京市服装鞋帽公司副经理，后该公司与北京市百货批发公司合并（现市百货公司），继任副经理之职，直到1966年因病退休。

他在任职期间，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关于增产节约、美化人民生活的号召，于1956-1958年期间，主持举办了翻旧改新的美化人民服装的展览。以他高超的女服技艺，亲自动手设计、裁剪、缝制各式女服，用家里的旧马褂、马甲、旗袍等为女儿丽雅改制成西服裙套装、夹克、连衣裙等。

美观、实用、大方、节约，颇具说服力和吸引力。国家进口大量苏联花布，由于人民群众不适应而积压，他组织人力，赶制成“布拉吉”（连衣裙）大力推广，引起较大震动，受到党中央和市领导的重视。

在他的积极呼吁和奔走下，周总理提出将部分上海服装业迁京，上海的“兰天”、“造寸”、“红霞”、“雷蒙”四家先后迁京。

周总理出国访问前，用车把他接进中南海为总理、邓大姐量尺寸后，连夜赶制，保证总理外事活动的需要。还多次和当时雷蒙经理一起去中南海为毛主席、周总理等领袖量裁修改旧衣，去名誉主席宋庆龄府中，为她裁制服装，都受到领袖们的赞赏和热情接待。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平易近人的作风和节约俭朴的生活方式，是他经常向子女们进行教育的谈话内容。1958年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少数民族展览中，他是满族企业家代表。

印常荣退休后，仍然十分关心公司和街道工作，为了支持街道办食堂，他宁肯自己住得紧一些，把东厢房6间腾出，无偿供给街道使用。在街道上是一位受到普遍尊敬的长者。

1969年1月4日，由于受到“文革”的摧残，心脏病发作，女儿丽雅正下放昌平，因未得到及时救治，而不幸逝世，时年仅66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各项政策逐步落实，在女儿印丽雅的奔走下，经市委统战部批准，于1979年9月18日，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骨灰安放和追悼会，肯定了他解放以来的政治态度。

悼词说：“印华亭先生20年来，接受党的领导，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印华亭先生在抗美援朝中积极捐献，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积极认购公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印华亭先生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作风深入，忠于职守，依靠群众，团结同志，在服装业有一定的群众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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