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陈寅恪、胡适、鲁迅、梁方仲等民国学者，在政治、历史、文学、社会等多方面贡献颇多。至今都有很多拥护者，甚至迷恋者。对于历史后学者，我也是对他们带着“崇敬”的仰视心理。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有其一二能力。然而，民国学者的学问、人品、政治操守与志向是完全不同的。

有的人一心亲美、亲西方，一心西化；

有的人则对传统中国怀有自信；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民国学者只是一个大的范畴，里面的人可以划分为许多种类。

有些人看不上当今的学者，崇敬民国学者，很多是一种“熟人蔑视”心理

厚古薄今、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身边的花儿是草、家花不如野花香等现象背后就是两个字：熟悉。

因为同处一个时代，人的自身本就是“不服气”特点较强。同时代个人如此，同时代看待同时代的学者也是如此。既然不服气那就是古代的已经逝去的人。

民国学者是晚清学者的继承，是属于将西方知识转化为中国知识的基础阶段，后世的学问都是以此为基础，奠定性、开创者自然有“神圣”标签

清末民初时期的学者，例如鲁迅等人都是留日学者，与鲁迅类似的学者其实属于第二批学者。称其为民国学者也算妥当。他们一方面对传统文化非常了解，一方面对西方知识也比较在行。因此，他们将两者相结合，为后来的一切学问奠定了基础。

与之前的晚清学者不同的是，晚清学者例如詹天佑、容闳等留美、留欧学者。他们更多地是纯技术学者，属于“洋务运动”时期的成果。其对社会的影响不大，民国学者则对整个国家、民族产生深远影响。

同时，晚清后期学习西方学问的政治目的性特别强。民国学者则是学术、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民俗考古等全方位的。许多人都开创了后代的学问，例如梁方仲等人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新门类。作为开宗立派的人，民国后的学者大多是他们的学生，由此，学生超过老师其实是有难度的，特别是在学问上。

民国时期用西方学问观察中国学问，能填补的各种空白太多了，越往后填补空白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例如现在的历史学者，除了在翻新（把旧的学术名词用新的语言表现出来，或者打碎重新拼合等）、细节（考古、新发现）上做些功夫外，其实历史的观点、趋势研究等都没有新发现的可能性了。

已经逝去的能人可以为现代人贴金

已经逝去的人能够仍享大名，其本身就是超能力的表现。那么，民国学者许多都有师承关系、亲缘关系，由此，现代学者推崇他们，其实也就是推崇自己。

这一点和开不上卡迪拉克，我却有开它的朋友的心理是一样的，在别人看来、在自己的心里都有一种“比其他人强”的心理暗示。这在学者群也是如此，有些人张嘴闭嘴老师如何，师爷如何，其实就是这种思想在作怪。

崇敬民国学者中也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不满，把不满投放在民国而已

因为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造成许些人对社会不满，这种不满从上到下都有。

有的合理、有的无理取闹、有的甚至是自私自利自以为是。这些人中有些就是有知识有地位的人，喜欢看书从而对于宋朝、民国等比较青睐。再加上西方的思想成为许多人的精神家园，为了反对而反对而已。

例如说民国学者“自由”。但是民国的“自由”则是在中央乃至省级权威，都无法被执行的时期。同时，各个列强因为各种利益、各个列强的个体人利用列强对民国的压迫而支持某个人，那么，这些人的前台学者的自由就是“危害国家”的自由。

但因为政治权力统治相对薄弱，因此反对上述自由、为国家民族利益呐喊的人也进行这评论。例如鲁迅先生。因此，学者们的争论就比较多。

可以说，争论越多、观点越多，人们的理解力和写作做学问的能力越强，由此支持与反对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思想也就越来越多元化。但问题是，许多人只关注结果，从来不去关注为何会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