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学林，一九四六年生于江西省南昌市。一九八零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花鸟专业研究生班，而后留校执教至今。

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高评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八大山人研究会理事、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师道所存

——闵学林访谈

记者/宋一洲

“成教化，助人伦”是中国古代绘画重要的理论，语出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成教化，助人伦”强调的是绘画的社会文化功能，特别是道德教育的意义，否定了将绘画仅仅看做是怡情悦性之事的观点，对绘画题材领域的扩展和价值功能的开发都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师道者，则是以传承教化为使命的重要途径。在教育界“师道”广泛受关注并被质疑的今天，如何认识“成教化，助人伦”这个绘画命题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针对如何认识师道、师道的本质和如何传承等问题，最近笔者专访了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闵学林先生。以下为对话实录：笔者宋一洲简称宋，闵学林简称闵。

宋：闵老师，经常听你说，作为一个教师要明白自己的责任，就是要真正认识师道的含义，这个含义如何理解？

闵：韩愈在《师说》里面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述了师道这个含义。“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如果说我今天有所收益，首先就是要归功于师道有存。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从小随家父学习书法，后来因为在文革中我又遇到了一批大家宗师，是这些大师传授了我的学问和技能。1968年，我当时二十三岁，因酷爱美术，被推荐参加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毛主席画像训练班”学习，师从著名油画家金一德、全山石等老师学习油画。不久又命著名中国画家顾生岳、著名版画家陈韦强和我（工人代表）组成样板戏连环画创作小组，完成了一批连环画作品。解放初期，我就与著名金石书画家余任天先生相识，余先生经常拿出家藏的大量古画，给我观摩鉴别达十余年之久。

其时，大多数名家学者皆被“打倒”，无人敢登门。我以 “工人”身份，可以自由进出各位老先生门墙，因此结缘众多艺术大师。经常拜访请益的著名书画家有吴茀之、陆维钊、诸乐三、黄羲、朱颖人等先生。后又经陆维钊先生介绍，拜访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刘慎旃先生，学习碑帖版本，借阅《支那南画大成》等日本进口图书典籍。眼界日益增广。经吴茀之等先生介绍，又先后拜访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严群、心理系副教授杨文群、中文系主任王焕镳（驾吾）教授等先生。请益哲学、心理学和书法以及写诗著文等方面的学问。杨先生常以苏轼诗《庐山烟雨》“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的哲理来开悟我。又以晚唐诗人杜荀鹤写的哲理诗《泾溪》：“ 泾溪石险人竞慎，终岁不闻倾覆声。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告诫我要居安思危！

为学习诗歌，我常常到家住葛岭的著名诗人、老革命陈山先生家请教学习诗歌创作。如此多的名师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对我的点化和教育是十分难得的。然而，对我来说，又似乎是命运的安排，这些大师名家的薪火衣钵已不经意间传递到我的手里。虽然没有任何庄严的传灯仪式，但这些大家的人品艺德、言传身教早已无声地影响了我，让我从此立志走上艺术传承与发展之路。

宋：作为一个美术教育工作者，你是怎样认识师道传承的？

闵：中国美术学院是我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创地，诞生和培养过一大批美术名家。就拿我们花鸟画专业来说，最初就是潘天寿先生开创，继而云集了吴茀之、诸乐三、陆抑非等众多大家名师。他们的美术教育思想和艺术探索就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师道。潘天寿先生的美术教育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民族文化,主张中西绘画要拉大距离,坚持以人为本的美术教学观,重视中国画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吴茀之、诸乐三、陆抑非等也是这样一以贯之地传承这一基本传统。本质上来说，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我是1978年考进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花鸟画班学习的。这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美术研究生，我们师从诸乐三、陆抑非、朱颖人诸先生。1979年，我与研究生班同学远游敦煌、华山、峨眉山、青城山及乐山、都江堰、杜甫草堂等地采风，拓展了新的视野，提高了鉴赏水平。尤其对自然万物的生态特质有了深入的理解。1980年，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眼看潘天寿等一代大家零落殆尽，少数几位尚存一息，以待再振精神。于是我创作了一只羽翮凋零的水墨孤鹰图《一息尚存》。这件作品纯粹以水墨作成，是当时一代知识分子劫后余生的写照。这一类型的创作还有水墨小品《鹬》（63X53CM 1987年作），《清秋》（189X90CM 1990年作）等。1980年，我的研究生毕业创作是直幅“群芳寂寞唯此独放”《绿梅图》。在这件作品中，我以枝干上下交错、万千绿梅初绽，万木凋零的寒冬里独来一片生机。这既是当时百废待兴的时代写照，也是我内心对国运的寄托。这一时期的不少作品，大多包含了我对自然生态的研究和对社会哲理的领悟。

因此，作品多有隐喻之意，也是一种寄托，是艺术作品寄寓的表现。1985年以后，我开始对传统文人画题材的梅兰竹菊进行了构成形式和笔墨表达的新探索，特别是以雪中红梅为主题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绘画语言，受到各界肯定。作品《我亦望机乐似鱼》（83X69CM 1988年作）入选全国首届中国花鸟画展，《茶花》入选全国第八届美展。通过大量摸索实践，在大写意文人花鸟画的基础上，我以水渍泼墨法表现堆积在枝干上的厚雪，以渐变的淡墨与浓墨交错互映，从而生动地表现出雪中梅花傲霜斗雪的无畏精神，揭示出“梅花喜欢漫天雪”的豪迈气魄和人格魅力。这个题材我一直到现在还在不断研究推进，最近为江西省美术馆建成还创作了一幅“春消息图”。2010年出版的《闵学林师生作品集》中的《雪中红梅图》、《寻芳图》（46X34CM 1991年作）等均为这一题材不同时期的作品。

另外，在雪中茶花等相似题材的表现中，这一技法得到了拓展和延伸。同时，在构图中又引用设计理念，将传统留白的构图法变为窗景式截取法，使构图更为集中浓缩，有传统篆刻艺术所蕴涵的“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的鉴赏效果，同时引入渲染背景手法，落款题字多以腾挪的草书结合运用，拓展了作品的装饰效果和书写性，又不失传统文人画意境与欣赏习惯等基本要素，从而形成了具有个性的画风。

如果说这是富有创新精神，那么这些恰恰是从中国画以及中国传统艺术乃至民间艺术中挖掘文化要素融合后产生的新形式。我的这些作品以1991年出版大型个人画册《闵学林画集》为标志。1994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现国家美术馆）举办大型个展，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等观展。中国美术馆特为举办研讨会，著名美术评论家郎绍君、刘曦林、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书画家张立辰、郭石夫、王冬龄、霍春阳、孙志钧、张寿红、吴丽珠、梅墨生、曹工化、王志纯、陈云刚、苏垣、杜尾顽、李小红等参加研讨鉴评。

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我又先后代表我国的美术家为G20世界首脑峰会以及上海进出口交易会等重要活动进行场馆陈列作品的创作，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这些都是继承前辈艺术家的优良传统和不断实践创新，努力攀登艺术高峰留下的足印。

宋：作为一位美术教育工作者和艺术家，你又是如何传授和教育你的弟子的？你觉得什么才是师道传承中最重要和本质性的东西。

闵：我们教书先生，不仅要让学生知其然，而且还要究其底里，知其所以然。有次，我和一个朋友去余杭黄湖某山庄游栖，夜谈至半夜屋外忽大雪纷飞，借着微弱的灯光，我们一起欣赏窗外的雪竹，发现眼前的景象就和徐熙画的雪竹一模一样。次日，我们踏雪上山，路边是怒放的茶花在积雪中犹如美人裹纱，分外妖娆，我们就停下来左看右看若有所思，不忍离去，仿佛自己的心已经被它勾摄走了。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经常使用的是一辆老款普桑。因为我最喜欢带着学生遨游山水，而且特别喜欢钻山沟，有人还以为我为了逃避收费站省钱，其实我是在寻找最富野趣的生态原貌。就拿画荷来说，一般人不会仔细观察研究荷花的真实生态和规律。我曾经观察过，多种荷叶，叶脉是一样的，共21根。虽然说艺术创作来源生活、高于生活，但不认真研究对象，要传神只能是空谈。

我六十岁开始学开车，一摸到方向盘，就有一种莫名的快感，在山路上驾驶，他每每有一种挥洒自如的感觉，就象在一张无穷大的宣纸上回环翻腾，与挥写草书的感觉一样。很多坐过我车子的朋友都有过这种体验极速的惊恐感。拜车轮所赐，我和我的学生游历了云南、甘肃、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浙江等全国大部分地区，行程数十万公里，大大扩展的眼界，也扩展了我们的创作题材。除了传统的梅兰竹菊传统题材外，奇花异草和山川风物也常出现在我的笔底。其中就有云南、甘肃的系列作品。

当年陆维钊先生就是看到了我的个性，指授我书法重点学习祝枝山和徐青藤。我于《祝枝山草书曹植四乐府》用力较多，真可谓受益一生。不仅要习其艺，更要学其人。祝允明在自己晚年的草书“箜篌引”跋尾中有叹：“冬日烈风下写此，神在千五百年前，不知知者谁也”，道出了他意在追摹晋人，以及对自己作品的自负。而青藤更有“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乱藤中”的感慨。这些旷世奇才对我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学问知识和艺术形式方面的，他们身上的气质风骨才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

我对学生的要求就是学艺先学做人，艺品来于人品。郭若虚在他的《图画见闻志》中曾指出：”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此语虽相去千载，印证于今天的艺术，其言仍不为虚！先贤也常说，艺术作品的高下就是品格境界高下的反映。为专心研究和创作，同时做好艺术薪火的传承，最近二十余年间，我很少社会应酬，而在表彰见义勇为、赈灾义捐等负有社会责任的地方，对我来说则是责无旁贷的。

所以，我觉得师道的本质是传承，师道所存就有赖于传承。而传承什么、怎么传承则是我们美术教育工作者必须要明确的东西。说白了，就是三观要正。上一代前辈把中国画的传统传到我们手上，我们就有义务和责任继续把它传扬下去。我们美术工作是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民族建立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们的尊严不应写在脸上、也不用挂在嘴上，而是要以真正代表民族文化精华的作品和思想放在书架上以传之久远。

从1981年留校任教至今，我已带出博士硕士研究生数十人，本科以及私淑弟子就更多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国家一样会不断发展壮大，师道也会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