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不宣而战，突然炮击东北军北大营，次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这就是让中国人铭记一生的“九一八事变”。

过去我们常常将九一八事变视作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曲，然而，就如同“七七事变”是日本侵占东北后的必然结果一样，九一八事变同样是另一场战争的产物，这场战场就是清朝末年爆发的日俄战争。

1904年2月8日，日本和沙俄为争夺中国东三省而爆发了全面战争，原本这只是一场列强之间的“分赃”冲突，但日俄交战的地点却选在了中国境内，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就在日俄战争爆发4天后，清朝以光绪皇帝上谕的形式宣布：“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

日俄两国在清朝境内大打出手，作为冲突地主权国的清朝居然还能“局外中立”，这在国际上实属罕见。历史教科书在描绘这段屈辱历史时，常常感叹清朝中立的背后是弱国无外交的无助。

然而，清朝真的如宣称的那样“中立”了吗？清军日记的曝光，为我们揭秘了缺失的细节。

日记的作者名叫何宗逊，安徽黄山市黟县三都碧山村人，1900年9月加入了清朝新军—武卫左军，任总理文案兼营务处一职。

武卫军是清朝于1899年组建的新军，共分为左中右前后五军，其中武卫左军是清政府直接掌控的用以拱卫京畿的一支军事力量。

日俄战争爆发后，武卫左军奉调开拔，除步军两营留守通州饷城外，其余八营均按慈禧太后指令前往所谓的中立地—辽河以西驻扎，何宗逊正在奉调开拔之列。

何宗逊在日记中写道：1904年3月19日，武卫左军抵平泉，旋即开始了对日俄战争动向的侦查。4月26日，“小库伦街又到俄兵二百余名，按，该处系朝阳属，离县街四百 余里”，“27日，将俄军越界情形电告外部、直督”。

武卫左军在抵达“中立”地后，原本任务是按《局外中立条规》之规定，严防交战国“越界”。但随着俄军小股部队数次突入“中立”地辽西，武卫左军的侦查和防御重点放在了对俄上。

何宗逊的日记中甚至出现了“出硬力阻挡俄兵，不肯稍退，几致决裂”以及主帅马玉昆“若俄兵再欲渡辽西……愿身临前敌，极力奋拒，以张国威”等内容，清军大有义愤填膺欲捍卫主权的应战倾向。

不仅如此，武卫左军主帅马玉昆甚至暗地里为日军特别任务班提供了大量炸药和粮饷经费，以供对俄作战之用。

既然日俄都是侵略者，清朝又公开宣称所谓“局外中立”，那么为何清军在对待日俄的态度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别，以至于敢于冒险为日军施以援手呢？

事实上，武卫左军的态度，恰恰是清政府对日俄态度的一个缩影。

清朝甲午战败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走了台湾、辽东半岛。此举引发沙俄强烈不满，在俄法德干涉之下，日本“归还”辽东。

此举让清朝看到了“以夷制夷”的希望，1896年，清朝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两年后又再次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清朝在外交上开始全面推行“联俄抗日”。

但没想到，清朝这一招“驱虎吞狼”却变成了“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沙俄在取得东北权益后，趁机以“保护满洲铁路”为借口发兵13万占领东三省，屠戮民众，甚至就连东北的马贼都对沙俄暴行痛恨到了极致，史载：“马贼为俄人之梗久矣……专与俄人为难，毁铁路，劫辎重，使俄人防不胜防”。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张之洞等清政府重臣又极力主张“联日抗俄”，日本也察觉到了清政府在对交战双方态度上的波云诡谲，派驻华公使私下照会庆亲王奕劻。

所以，清军虽然打着“中立”的旗号，实际上却都带着“倾日”心态。1905年1月，日俄在牛庄激战，牛庄先为俄军所占，此后日军增兵千人反攻，牛庄又落入日军之后。何宗逊在日记中写道：“日由旅顺调到援军一千余名，将俄击退，营口、牛庄一带地面仍尽为日占有，人心稍安云云”。

清军期望日本获胜的态度跃然纸上。

1905年8月，日俄战争以沙俄战败而告终。然而，清朝却并非从日本获胜中取得所期望的“修复东北局面”。日本以战胜国的姿态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日本得以堂而皇之的在东北驻扎军队。

而这支军队，就是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关东军前身。

清朝通过一个强国来制衡另一个强国的天真想法，成为了物竞天择下的一场场悲剧。而清朝对日俄的种种外交联合，也让网友不禁联想到历史上的另一个前车之鉴：宋朝。

宋朝曾一度幻想着联合金人抗辽以收复幽云十六州，然而辽国覆灭后，金人的铁骑却将宋朝也一并踏得粉碎。从残垣断壁中重建的南宋又幻想联合蒙古抗金，但没想到的是，在联合灭金后仅仅7个月，蒙古大军即南下攻宋，而这一仗足足打了46年。

所以，在纪念九一八事变89周年之际，我们要始终牢记那句话：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方能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