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0年，人類遭遇了多重挑戰：疫情在全球多點蔓延，部分地區出現反覆；美國“BLM”運動席捲全美，引發世界關注；中美局勢緊張愈演愈烈，經濟形勢和國際環境前途未卜。風險社會已從抽象概念變成可感知的日常現實。

面對新的複雜局勢，人類也許要尋找人和自然、不同文化、國家之間的新一輪平衡，經濟、政治上，社會治理上，都面臨難以預測的風險。

在後疫情與後全球化時代，如何完善社會治理，應對可能長期共存的系統性風險？在南都觀察2020年夏季論壇上，我們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五位研究者，分享對於“如何在風險社會生存”的思考。

以下爲夏季論壇第一部分的現場實錄。

▌“風險社會是我們每個人都感受得到的痛點”

馮仕政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風險社會”是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1986年提出來的概念，總體意思是說，人類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見的這個非常複雜、精密的社會系統。這系統使我們比以前更加能夠應對自然風險。但不幸的是，現代文明本身又成了新的風險源：現代性就意味着風險。

“風險社會”的概念在大衆媒體中也廣爲流傳，很顯然是因爲它成了我們每個人都感受得到的痛點。現在的社會看起來很繁榮、很發達，但是一旦出現風險，比方說新冠肺炎疫情，也是相當可怕的。我們應從社會的角度來仔細想一想，爲什麼會這樣？風險到底是來自什麼地方？又有什麼走向？

現代性之所以成爲風險，根源就在社會上，風險是我們人類行爲本身的投射。“社會”其實並不是自古有之。事實上，這個概念不管是在哪個文明中，都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它於19世紀出現在英語世界中，大概上個世紀初纔在中文語境裏流行。它描述的是一種特殊的人類生活狀態。在我們人類進入現代化之前，是沒有社會這種狀態、這種生存方式的。

社會這個概念的本意是什麼呢？是自由自在的交往。在傳統社會中，自由自在的交往存在的範圍很小，我們每個人都依附於特定的城邦、部落、宗族、種族，如此等等，自由是很少的。所以，自由自在的交往是人類進入現代化以後纔有的現象。隨着現代化社會逐漸發展，我們人類自由自在的交往也就變得越來越容易。

自由自在的交往意味着什麼呢？一方面它意味着便利。以前我們只能和特殊的人打交道，很多階層、種族與我們都是隔絕的。而進入現代社會之後，我們可以自由接觸、交流了，這就帶來了很大的便利性。

但另一方面，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行動相互關聯起來，形成了一個不見頭、不見尾的複雜的行動鏈，這個行動鏈就意味着風險。行動鏈越長，我們每個人行動所能夠產生的非期然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意料不到的、目的之外的後果）會越來越多。比如我是一個匠人，打了一把菜刀，在以前我們行動鏈很短的時候，這把菜刀我只會自用，或者頂多借給鄰居用，相對來講風險可控。但是隨着行動鏈的延長，比如電商出現之後，我們無法得知這把菜刀最後賣到哪裏去了，也不知道買它的人的目的。所以，使用菜刀的後果就超出了生產者的意料範圍。社會越發達，行動鏈就越長，就會產生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難以預期的非期然後果，這就是風險。

爲什麼會產生這樣非期然後果呢？有兩個原因。第一，人類本身認知上是有侷限的。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並不是那麼完整完全，所以每一個事情的後果，我們是不能完全把控的。第二，社會是分化的。從橫向來講，我們是分羣的，不同的人羣有自己的價值理念、利益。從縱向來講，人類是分層的，很多時候是對抗的、有矛盾的，由此就造成選擇上的不對稱。比如我做了一個東西，想的是拿來做A這件事的，結果我的敵人就有可能把它拿去做B這件事，拿來反對我。

當每個人都把自己嵌入了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行動之網中，造成的後果就是我們的很多行爲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很多時候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就突然觸發了一個像核反應鏈一樣的連鎖反應。在中國古時候有一本書叫《笑林廣記》，裏面有一個笑話是這樣的，有個人偷了人家一頭牛，被牛的主人抓住了，把這個人扭送到縣衙，縣官審問他你怎麼偷牛？他說我沒有偷牛，我只是看到地上有一條繩子，我就把它撿起來了，哪知道繩子後面還牽着一頭牛。我們現代文明就有這麼一個風險，我們以爲只是一條繩子，其實後面還牽着一頭牛，這個牛就是我們這裏所說的風險。

越是複雜的系統，發生非期然後果的可能性就越高。比如，以前沒有形成這麼龐大的金融系統時，我們都是在鄰居之間相互借貸，基本不可能發生現在這種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然而，現在的金融系統，比如“花唄”“借唄”，你消費一筆錢就問你願不願意貸款，願不願意把這筆消費分成幾次償還。我們都被不期然地捲入了一個龐大的金融系統，捲進去意味着什麼？很多時候我們是猛然不知的，就像現在的很多“P2P爆雷”，很多大學生借了錢過後還不起，就出現了事故。

歸根到底，人類交往越發達，行動鏈就會越來越不確定、不可控，產生的後果也會越來越難以預期，這就形成了風險社會。那麼，應該怎樣應對風險社會呢？

首先，我們要形成一個正確的認識，從而形成合理的期待。現在我們進入了一個所謂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人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每個人都希望歲月靜好，追求各方面達到最佳均衡狀態。但是從風險社會的角度來講，人類社會很難找到一個長期的穩定均衡點。均衡點是非常短暫的，非均衡是常態，均衡纔是異態。所以，人類不應該對“均衡”抱以太高的期望。風險總是會發生的，一旦發生了，不要驚慌失措，心理上要做好準備。

第二點，我們也不能因此報着宿命式的態度：風險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着哪一天，隔壁的磚頭打到誰是誰，誰打到就自認倒黴算了，這也不是合理的態度。還是要積極地應對，努力地爭取。

第三點，養成達觀的生活態度，要是真不行了，很多時候該認賬還得認賬，不能說在哪裏跌倒就在那躺着。現在一些國家或領導人，出了事情，不自己檢討，還拼命“甩鍋”、激化矛盾，這就反而會把事情搞砸了。總之，人類應該正確對待不期然後果，爭取更好的下一步。

▌在歷史上，人類和疾病的關係是動態變化的

南都觀察：馮老師提出了現代風險社會的基本特徵，還提出了應對的三種思路。那我們下面就沿着馮老師的框架，直接進入圓桌討論的環節。

第一部分議題叫做“全球化帶來繁榮還是災難？”。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爲新冠疫情以來，有很多人回顧人類歷史上的大瘟疫，經常被提及的是14世紀歐洲的黑死病。我們一般認爲它的傳播路徑是從中亞，通過貿易商路傳到了歐洲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和城市，再向北傳遍歐洲大陸，大概導致了2500萬人死亡，有數據說使歐洲人口減少了1/3到1/2。但另一方面，最近我看到黃嚴忠老師整理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到歐洲黑死病也加速了歐洲的文藝復興和經濟社會轉型的進程。

後來到了15世紀的時候，歐洲人發現新航路到了美洲，給美洲帶去了天花、麻疹、傷寒等等一些傳染病。有一些資料是說天花殺滅了90%以上的美洲的原住民。我們一般認爲，從歐洲到美洲，是現代世界史和全球化的一個開端。那麼，全球化的開端，它同時也是全球風險流動的開始嗎？全球化帶來了繁榮和發展，他也曾經帶來了黑奴貿易、殖民戰爭和傳染病。而新冠疫情，可能是全球化高度發展以來，第一次全世界同步爆發的這種規模的傳染病。我們怎麼理解這兩方面？請各位老師在疫情背景下，談一下全球化帶來的兩方面影響。首先有請研究健康傳播領域的黃嚴忠老師。

黃嚴忠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全球化”的定義本身就是多樣的。我覺得如果我們要談現在的全球化，特別是人跟傳染病之間的關係，還是應該先談一談在歷史上，人類與疾病之間的關係。

在人類剛剛出現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在人跟傳染病之間存在着一個複雜的、自我矯正的動態生態平衡。實際上，傳染病一開始的時候在系統中處於一個支配性的地位。

差不多到了5萬到10萬年前的時候，人類發明了服裝，對外部環境的依賴減少，所以可以離開非洲熱帶地區，進入溫帶地區,從而也遠離了疾病。差不多到1萬1千到5萬年前，幾乎所有的主要陸地都開始有人類居住。儘管那時候人類的壽命較短，這一時期靠狩獵爲生的人基本上是健康的。在這個時期，人類是在生態均衡中佔着主導的地位。

後來，人類開始急劇增長，農業、漁業開始發展。刀耕火種使得蚊蟲大量繁殖，動物的馴化又使得人類跟動物疾病的接觸顯著增加。所以我們看到麻疹、天花、流感從這個時期開始流行，人類又飽受傳染病之苦。

爲了應對傳染病，人類發展出一系列與衛生、食物有關的禁忌，比方說現在有些地方定下“不喫豬肉”的規定，可能就是當初爲了防止接觸微生物感染。同時,一些社會制度也開始出現，比如公元前十四世紀，雅利安人來到南亞之後，出現了種姓制度。根據一些歷史學家的看法，這個制度實際上是爲了使他們這些所謂的高貴等級，與攜帶病菌的所謂“賤民”隔離開來，這樣做也是爲了重建一個生態的均衡。

不過直到大概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200年之間，雖然瘟疫仍然時有發生，但瘟疫的影響基本上還是地方性的。比如2500年前的雅典瘟疫，或者6世紀的查士丁尼瘟疫。這種情況差不多到了十四、十五世紀纔開始改變。

一個變化發生在陸地上，蒙古帝國的擴張。蒙古騎兵通過歐亞大草原，把黑死病從喜馬拉雅山腳下，帶到了歐洲。另一個變化發生在海上，哥倫布十五世紀發現新大陸後，殖民者把天花帶到了美洲，從而改變了疾病傳播的模式。美洲土著後來大量死於殖民者帶來的天花，勞動力減少，迫使殖民者又開始從非洲引進奴隸，從而又把黃熱病跟瘧疾帶到了美洲。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全球性的人類與疾病之間的動態平衡開始出現了。

▲ 14世紀黑死病的傳播路徑。 TRAVELING THROUGH SEVENTH GRADE

全球化帶來的一個很大的後果，就是疾病傳播的速度更快了，從人類騎馬坐船的速度，變成噴氣式飛機的速度。消息的傳播速度也變得更快了，從人旅行的速度，逐漸變成電報、電話、收音機、電視的速度。瘟疫疾病還沒有到的時候，消息、疾病的恐懼就已經到了。再後來有了手機、短信、微信、各種自媒體，疾病的恐懼和風險、謠言的傳播所帶來的這種不確定，就更加擴大了。

而疾病影響的範圍，也不僅侷限於人的健康方面了。這次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實際上是低於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但是由於行動鏈的延長，全球化的發展，這次疫情對產業鏈、全球經濟和政治的影響遠遠超過西班牙流感。

▌風險重重，全球化未來將會走向何方？

南都觀察：黃老師講到了全球化和傳染病的關係，人和疾病之間有了跟以前不一樣的狀態。龐老師作爲研究國際關係、全球化的學者，有沒有什麼想講的？

龐中英 （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我們仍然在全球化時代。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pandemic），就是全球化最新的例子。沒有全球化，就不會有這樣的大流行。

這裏不爭論全球化的定義。客觀存在的全球聯繫、全球網絡（全球鏈條）是一回事，有一些國家的政府施行、推動的作爲政策的全球化是另一回事。冷戰結束以後，美國克林頓行政當局、英國布萊爾內閣傾力推行作爲政策的全球化。目前，美英不再推行作爲政策的全球化，反而以“逆（去）全球化”取而代之。但是，作爲政策的全球化大大促進了現實世界的全球化。冷戰結束到特朗普上臺，我們目睹了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最高程度的全球化，主要原因還在與一系列國家執行“親”全球化的政策。但是，“去全球化”的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全球化，我們不得而知。也許這樣的政策對全球化影響很大，也許這樣的政策對實際的全球化的改變並不一定很大。

冷戰結束以後的全球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開放的中國參與進去。當前的全球化，在經濟、氣候、社會等方面，充滿了中國特徵。2001年，中國加入了治理全球貿易的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入世和入世近20年的中國是理解今天的全球化和全球化面對的挑戰的一個關鍵點。中國介入全球化，使全球化名副其實，是過去40年世界最大事件之一。以全球化爲政策的美英當時的主要目標是要把中國納入全球化。一個願意加入，一個願意納入，全球化當然就加速了。

現在我們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不要低估這個“去全球化”。有全球化，就有“去全球化”。全球化是長期過程，“去全球化”也還要經歷產期過程。未來很多年，由於全球化帶來的問題並不能在全球層面解決（即全球治理的困難），“去全球化”也可能加速。

全球化作爲意識形態，克林頓和布萊爾都鼓吹過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或者不可逆轉性。今天仍然有人相信這種不可避免性，但是，在那些實行“去全球化”政策的國家，到底還有多少人在擁抱全球化？

幾年前，我曾經把“去全球化”，跟二戰結束以後的“去殖民化”（非殖民化）做了一點比較研究。非殖民化，從1945年開始，以香港和澳門迴歸中國爲標誌，幾乎是在20世紀結束時纔在形式上完成。“去全球化”若是逐步成爲氣候，我們也許在本世紀中葉，看到一個很不同於現在的“去全球化”的全球化世界。2050年的世界，也許更加複雜，仍然是全球的世界，但同時，又是新的相互隔離的世界。“去全球化”讓世界從高度相互聯繫到相互分割。

避免“去全球化”，重新追求和享受全球化的好，就要理解和解決“全球化的悖論”。“全球化的悖論”是哈佛大學土耳其裔經濟學家羅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的成果。他曾經談過全球化內在的三種悖論。今天，美國的國內衝突與全球化的悖論的分不開。

“去全球化”正是許多外部風險、國際風險的源頭。“去全球化”將使對外開放以及開放外部市場的“走出去”變得困難。

▲ 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曾提出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理論，即一個國家的“民主政治”、“國家主權”和“超級全球化”不能同時成立，必須放棄其中一個。“比如英國人感到過多的國家主權和民主特權隨着歐盟轉移到了布魯塞爾或是作爲歐盟單一市場執行者的歐洲法院。”

南都觀察：龐老師從國際關係、政治學發展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現在面臨的挑戰。針對全球化的兩面影響，陸銘老師有什麼想分享的嗎？

陸　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與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我覺得全球化一定是有兩面性的。從正面角度來講，全球化帶來的繁榮，以及國際貿易推進自由化以後給我們帶來的經濟成長，是有目共睹的。中國作爲在這一波全球化當中積極參與的大國，獲得了全球化的紅利，推進了最近20年的快速增長，我認爲這是全球化的積極方面。

當然我也看到了去全球化的趨勢，但首先我們應該在觀念上澄清一點，全球化不光是經濟的全球化，還是科技領域的全球化，是全球治理的形成過程。

現在大家討論的“去全球化”主要是在經濟領域，似乎好像經濟領域的去全球化能夠防範一些經濟上的風險。但是，如果這種去全球化進入到了科技和治理領域，帶來的問題恐怕要比在這些領域裏面去推進和維持全球化，來的讓人更加失望和絕望。

首先，在科技領域，現在國際和國內都有一些支持中美之間技術脫鉤的聲音和傾向。比如華爲開始自研發芯片。但是據我所知，其實在一些前端的科技領域中，全球的技術合作已經深化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很多專利是相互引用的，已經不能完全清楚的去分清哪一個是美國的科技，哪個是中國的科技。特別是一些跨國公司的推動，更加使得科技的全球化幾乎成爲不可能完全脫鉤的狀態。

我們再來講全球治理。二戰以後建立了很多全球治理體系，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IMF等體制，和WTO、WHO等機構。最近，在這些體制和機構的運轉受到許多挑戰的時候，美國卻逐個“退羣”了。我想這樣的趨勢還是讓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和人民覺得蠻失望的。如果這種在全球治理領域裏面出現的去全球化趨勢再進一步繼續下去的話，我認爲全球範圍之內抗擊風險的能力反而會下降，這並不是令人愉快的結果。所以我想，在接下來的世界裏面，全球治理仍然會是一個需要通過合作去解決的重要問題。

那麼再接下來說全球化的另外一面。今天的討論主題用了“災難”這樣一個詞，我個人認爲說的重了一點，我寧願用更加中性點的詞，“問題”或者“風險”。全球化的確帶來一些問題和風險，比如疾病的風險，其它本身會帶來經濟的風險。這次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的重創，在中國還算是好的，對於美國，對於歐洲影響是更大，尤其對於美國。

除了疾病的風險以外，全球化還帶來很多其它的風險。可能這次是因爲新冠疫情對我們每個普通人的生活都有直觀的衝擊，所以大家對疾病的風險感受很深。但是大家冷靜地回顧一下，即便沒有這一次新冠疫情，我們人類就沒有面對過全球化的風險嗎？

我們用另外一個指標，人的死亡。這次新冠疫情的確導致了全球範圍內很多人的死亡，但是我們歷史上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就沒有帶來過人的死亡嗎？比如說，全球範圍內傳播的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失業、貧困、死亡，可能會超過一場全球流行的疾病帶來的死亡。但是我們往往會覺得經濟的風險似乎不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平等感受到的。比如有些富人可能感覺到沒有那麼強烈，比如有些身在邊遠地區的人可能感覺沒有那麼強烈，所以這可能也跟認知有關。

那麼另外一個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其實也跟最近在全球範圍之內出現的一些去全球化趨勢和政治的動盪，還有右翼勢力、民粹勢力的上臺有關係，那就是收入差距的擴大。這一輪的全球化進程，的確有非常明顯的做大蛋糕的作用。但這一波的全球化不管是在美國還是中國，都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的上升。收入差距的上升就帶來了民衆的不滿，比如最近美國的一些社會的動盪，它的直接原因不是疫情，而是因爲藉着疫情，羣衆來抒發對於上一波全球化遺留下來問題的一些不滿。

我認爲，全球化進程當中面臨的風險跟國際的互信合作有關。如果全球範圍內的參與者有非常良好的合作和互信，二戰以後建立的這套體系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運轉的。但是根據最近一段時間的趨勢，恐怕這種全球合作和互信的基礎沒有了，那麼有些領域的風險實際上會被放大。我們可能從來沒有想過二戰以後所形成的這套國際合作的秩序和體系是如此脆弱。所以接下來全球化怎麼走，如何去面臨這種國際合作和國際治理裏面新的挑戰，這些問題接下來的確需要有所考慮。

總結一下，我們對於這次新冠疫情帶來的全球化所面臨的風險，要有高度的警惕；但我同時也認爲，我們沒有必要對這場風險上升到比如說災難，或者更加嚴重的程度去看待它。

第一，從經濟的角度，最近的一些數據已經顯現出來，全球經濟在強勁反彈，中國的經濟恢復速度也非常之快，現在疫情還沒有結束，已經出現強勁反彈的趨勢了。我們在疫情剛剛爆發的2、3月份，對於經濟未來的預期可能存在過於悲觀的情況。

第二，在觀念意識上，我覺得風險永遠是跟進步並存的。全球化確實面臨着我們今天談到的種種風險，然而有的時候，風險可能也是機會，能讓我們認識到這種進步所伴隨的問題到底出現在哪些環節。打一個比方，這個東西它可能就是一個“上帝之吻”，所以它給了我們人類社會一個進步的可能性和機制。但是如果你哪天被上帝“吻”了一下，坦率講，什麼結果你也不知道的。

所以，我覺得面臨這樣一個進步和風險並存的社會，解決的方案絕不是回到起點。階段性所出現的去全球化，很有可能最後走向局部合作的全球化，或者碎片化的全球化。但是我認爲這可能只會是一個過渡階段。當我們最終把這些問題一一解決和思考清楚以後，再走向合作的、協調的、可持續的全球的全球化，這纔是人類未來最美好的結局。

馮仕政：我想講一點，全球化是帶來繁榮還是災難，取決於我們怎麼對待全球化過程中的這個張力。什麼張力？一方面，全球化是我們在前所未有、空前廣泛的範圍內分享我們的智慧，互通資源有無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是一個更大範圍內的大同的過程。另一方面，全球化顯然也是一個不平等的過程。世界範圍內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同一個國家內部不同階層，從全球化過程中受益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認識和對待這個張力？我們如果正確認識它，積極應對它，我們就會往大同的方向推進，走向繁榮。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地認識，我們就會往不平等的方向去推進，那就有可能發生災難，遭遇不平等帶來的衝突，比如世界大戰。全球化的走向關鍵就在於人類，特別是一些大國，怎麼認識和處理全球化過程中的張力。

▌“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

南都觀察：前面我們從歷史開始追根溯源，講到現在應該怎麼應對，梳理出了一個大框架。現在我們可以在裏面找一些重點來講，我想我們還是先說一下疫情的事。

我們這次疫情看到是城市的情況比農村嚴重，越是經濟發達，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就越嚴重。從歷史上看其實也是這樣。當時黑死病大面積的蔓延，跟當時城市人口增長，公共衛生條件比較差，有一定的關係。我們今天醫學進步了很多，但是黃老師之前有在文章裏面提到過，應對新型傳染病的方法，其實本質上跟幾百年前相比沒有什麼特別大的變化。如果回應一下今天的主題，談一下這種健康風險的話，能請黃老師聊一下，人類的公共衛生管理水平現在到底怎麼樣？面對我們這樣的大的傳染病，是不是要承認病毒還是要厲害一點，我們還是有很長的路要走。

黃嚴忠：很好的問題。我想與其說是病毒變得更厲害了，還不如說我們人類有時候太自以爲是了。

從19世紀細菌理論出現開始，人類在醫學上、公共衛生領域上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人類在80年代消滅了天花，前幾天有報道講非洲已經消滅了小兒麻痹症，這些都是很大的成就。

但是我總想到恩格斯在1876年說的一句話。他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後和再往後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

1980年代消滅了天花的時候，有很多科學家認爲傳染病的歷史可以翻篇了，不需再把傳染病作爲主要風險了。但是上世紀80年代，艾滋病出現了。實際上從那時以來，差不多有三四十種新型傳染病開始出現了，包括我們說的非典，人禽流感（H5N1，H7N9），豬流感，埃博拉，寨卡病毒，新冠病毒，當然還有一些人爲因素故意釋放病菌的，稱爲生物恐怖主義，比如2001年的美國的那個炭疽菌事件。

所以，我們不要忘記在這樣一個複雜的、自我糾正的人與傳染病或者病原體之間的生態均衡中，常常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類在進步，病原體它本身也在進化、變異。

新冠肺炎是一個最新的例子。人類的這麼多醫療手段和技術在新冠病毒面前幾乎是束手無策，最終只能求助於中世紀時候發明的隔離措施，使得社會經濟生活陷入停擺。所以，我覺得人類真的是應該謙卑下來，我們應該有一個正確的心態來趨利避害，學會與傳染病和平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