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具有非凡的軍事才能。朱元璋一生中親自謀劃指揮的大戰役有十多個，直接指揮和間接指揮的大的戰鬥就難以勝計了。他指揮的大大小小的戰役和戰鬥,都以自己的勝利而告結束,其中西征陳友諒、東攻張士誠和北上滅元諸役的作戰指導,可謂我國古代軍事史上的佳篇,而鄱陽湖之戰的作戰指導,則是我國水戰史上以弱勝強的成功戰例。《明史記事本未》上稱讚朱元璋：

朱元璋具有非凡的軍事才能。朱元璋一生中親自謀劃指揮的大戰役有十多個，直接指揮和間接指揮的大的戰鬥就難以勝計了。他指揮的大大小小的戰役和戰鬥,都以自己的勝利而告結束,其中西征陳友諒、東攻張士誠和北上滅元諸役的作戰指導,可謂我國古代軍事史上的佳篇,而鄱陽湖之戰的作戰指導,則是我國水戰史上以弱勝強的成功戰例。《明史記事本未》上稱讚朱元璋：

“運籌萬里、料敵如神、明見萬里外”

從朱元璋指揮的戰役戰鬥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用兵的藝術。

1、穩紮穩打、逐步推進。

在戰爭指導上,朱元璋主張要謹慎、持重,穩紮穩打,步步爲營,不驕傲大意,不輕舉妄動。在對待敵人的態度上,他把小敵當作大敵來打,把弱敵當作強敵來打,不因小敵而輕戰,不因弱敵而粗心,不因勝利而驕傲。他常告誠部將:

“土不可恃廣，人不可恃衆”,“每臨小敵,亦如大故”,

才能不斷奪取戰爭的勝利、在重大決策上,朱元璋總是先問劉基等人詳細研究,然後召來部將商計,認真傾聽大家的意見,集思廣益,避免決策錯誤。

將領們出征,元璋授照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的“古來之道”,讓將領們根據變化着的實際情況臨機處置。同時,他也根據所得軍事情報和自己的作戰經驗,設想出一些攻取方略,通過寫信或口信的辦法,隨時傳給前方主將。重大戰役進入關鍵階段,他還要親赴前線,與諸將一起分析軍事形勢，研究作戰方案。對重要的作戰對象、朱元璋一般採取先去其“枝葉”,後動其“根本”的方略,以便出師“穩操勝券”。

進攻張士誠時,他先”翦其肘翼”,然後“搗其腹心”。北上滅元時,雖然已經統一了江南,在兵力對比、物力對比、人心對比等方面均已佔了優勢,但朱元璋卻不同意常遇春直取元都的意見,仍採取“先枝後本”穩紮穩打,逐步推進的,進一步,鞏固一步,逐次消滅元軍。

朱元璋總結自己用兵經驗時說:

“我自起兵以來，與諸豪傑相角逐，每臨小敵，亦如大敵，所以能夠致勝”。

用兵持重,穩步推進進,不冒險輕敵,確實是朱元璋在軍事上失誤比較少，每戰都比較有把握地取得勝利一個重要原因。

2、集中兵力各個擊破,力避兩面作戰。

朱元璋認爲,用兵之妙,在於每次攥緊一個拳頭,打一個目標，不兩面作戰。因此,他在制定戰略時,注意根據敵人的特點利用矛盾、不兩面樹敵,力避兩面作戰或入重圍。

比如,打西方的陳友諒時,他就拉攏東南的方國珍,麻痹北方的察罕,穩定東面的張士誠;在進攻張士誠時,則聯絡西面的明玉珍和南方的方國珍；北上滅元時,朱元璋分析守在秦隴的元將擴廓木貼兒、李思齊、張良弼之間雖有矛盾、但他們都是百戰之餘,決不肯輕易屈服,如果大軍在未破元都之前西攻秦隴，就會促成他們聯合起來進行抵抗,造成我陷入“兩面作戰,以一敵三,喪失主動”的困境.因此採取出其不意,直取元都,然後西攻的方略,這樣就較好地避免了兩面作戰的不利局面。

3.把軍事進攻和政治攻勢緊密結合起來。

朱元璋認爲: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作戰勝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全軍將士是否團結。團結一心的軍隊必勝,人各一心的軍隊必敗。要取得戰爭的勝利,不但要使自己軍隊的內部團結,而且要使敵軍內部分化瓦解。因此朱元璋堅持在軍事進攻之前和軍事進攻之中,瓦解敵軍,分離其民衆,使之不攻自破，不戰而降。政治攻勢的方法主要有兩個:

一是發佈檄文，數落敵方的“罪狀”,提出有利於瓦解敵方力量的策略性政治口號。

二是規定軍隊要嚴守紀律,用守紀律的行動來擴大自己軍隊在敵方的政治影響。

進攻張士誠之戰和北上滅元之戰所以進展比較順利，朱元璋和劉基、宋濂等組織發起的強大有力的政治攻勢是一個重要原因。

4.根據不同的情況,提出不同的戰略策略和戰術。

“兵無常勢,戰無常法”。朱元璋深明此理,他在每次作戰的指導上,雖然都堅持逐步推進,各個擊破,軍政交攻的原則,但每戰的戰略、策略、戰術,卻因時因地因敵而異。

攻佔集慶之後、張士誠處於朱元璋之東,陳友諒位於朱元璋之西,都是朱元璋的強敵。但是張士誡的統治中心距集慶最近,陳友諒的統治中心距集慶較遠,且張的軍事力量又比陳友諒弱,按一般戰法,是先取張後攻陳。但朱元璋卻不是這樣。他對張陳兩方的分析不僅僅停留在雙方地理條件、軍事實力的比較上,而且對雙方的思想、性格、素質等也進行了深入地分析,認爲張士誠是私鹽販子出身，斤斤計較,謹小慎微,對既得利益已感到滿足,是“守虜”。如果進攻陳友諒，張士誠雖離我近但不一定乘我之虛。陳友諒是打漁出身,習慣在風浪裏衝撞,膽子大,野心也大,如果先攻張士誠,陳友諒雖距集慶較遠也會冒險擊我側後,使我腹背受敵。因此決定先滅陳後滅張,實踐證明,這一戰略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在戰術上,也是根據敵情做到機動、靈活。比如,鄱陽湖之戰中，針對陳友諒水師將數十艘大船連在一起不便進退的情況,藉助東北風起,用火攻破敵。攻打元都時,則根據北土平曠,利於騎戰的特點,指示徐達對此

“不可無備,宜選裨將提精兵爲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

水陸並進,速戰速決。

5.審機料敵,奇正並用。

《明史記事本未》記載朱元璋常告誡部將:

“爲將貴審機而重料敵。”

“審機”指捕捉戰機,不誤戰機。“料敵”,指分析敵方的情況,科學地預見敵人下一步行動及其結局。“料敵”是“審機”的前提條件，因此朱元璋說:“重料敵”。敏銳地捕捉戰機,及時地採取行動，纔有可能奪取戰役戰鬥的勝利,所以朱元璋又強調“貴審機”。

審機料敵”是將帥能夠正確決策、戰而勝之的兩個互有聯繫的重要條件,因此朱元璋把它聯在一起,要求部將們切實做到。朱元璋自己也有料敵之明,審機之敏。制定先陳後張、各個擊破,爾後北上滅元,統一全國的戰略方針時,預料張士誠是“守虜”先攻陳時,張不會乘我之虛,即是一例。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大將軍徐達迫降元將李思齊以後,將攻佔據慶陽、寧夏的張思道、張良臣。當時遠在應天的朱元璋即遣使諭徐達:“張思道兄弟多詐,若來降,當審處之,勿墮其計也。”後張良臣迫於徐軍聲威、主動向徐軍投降,但暮即以兵劫營,徐達感慨地說:

“帝(朱元璋)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言”。

在作戰指導上.朱元璋還堅持奇正並用。每次進攻戰,他總是把兵力分作兩路或三路。分兩路時,一路正兵,一路奇兵。分三路時,則一路是奇兵,一路是正兵,一路是疑兵。這種奇正並用、多路進攻的戰法,有利於迷惑敵人從而造成敵方作戰指導上的錯誤。

朱元璋不但善於用兵,而且善於治軍。他治軍的要領主要有二：

1、嚴肅軍紀

朱元璋認爲,奪取戰爭的勝利,要靠“天時”,靠“地利”更靠“人和”、而要做到“人和”,就必須嚴肅軍紀。他說:

“軍中無紀律,何以安衆?”

還在收編橫澗山地主武裝,檢閱“新軍”時,他就懇切地告誡將士們說:“你們原來是很大的部隊,可我們毫不費力就打敗了你們，原因在哪裏?一是將宮沒有紀津,二是士卒缺乏訓練，現在我們必須建立嚴格的紀律,進行嚴格的訓練,才能建功立業。”此後,每攻下一城一地,都要申明軍紀：不擄民妻女,不掠民財產,不亂殺民衆,不燒燬民房。打張士誠時增加了一條:不許挖敵方將士的祖墳,尤其不能侵毀張士誠的母墳。

北伐時,朱元璋特地加上不可破壞農具,不可殺耕牛等條。違反軍紀的,無論是親信的將帥還是無名士卒,都要受到懲罰。至正十五年五月,朱元璋率兵攻下太平府。大軍一進城,朱元璋就叫李善長把事先寫好的“不許擄掠”的禁約四處張貼,還派一班執法隊沿街巡察，同時,朱元璋又勒令當地大財主獻出些金銀財帛,分賞給將士。這樣,既贏得了民心,又安定了軍心。數萬大軍入城,百姓安居樂業。

由於朱元璋注意紀律約束,因此,在元末羣雄蜂起之時,朱元璋的軍隊是受羣衆擁護的。這是他能戰勝羣雄的一個重要原因。

2.選賢任能

朱元璋認爲,

“命將出師,必在得人”。

用人不當,特別是用將不當,軍隊就不能打勝仗。因而他

“用英雄,有如飢渴”

每攻佔一地,他就要“洽時務,訪治道”,求賢良,攻克婺州以後,朱元璋聞知浙東名士劉基、宋濂、章溢、葉琛有賢才,便遣使請他們來輔政。劉基等人來後,朱元璋待若上賓,命有司新建座“禮賢館”,讓他們四人居住,並把懂天文、兵法的劉基

“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作他的參謀長,與他一起研究戰略決策。宋濂、章溢、葉琛等人也量才委任。

朱元璋選拔將才的標準,主要有三條：

(1)“以德爲本,文藝次之”。

首先看政治思想如何,其次纔看文章和武藝。政治思想,主要是對以朱元璋爲代表的明王朝統治集團是否忠誠；

(2)“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

在考察才能時,重點考察有無謀略,武藝也要考察,但不是主要的。有勇無謀者不堪大用,武藝不精但善於計謀的人可賦予兵權,既善於計謀又精於武藝者則可委以重任。

(3)“務求實才”,“不尚虛文”

不看門第高下,不分出身貴賤,不論學文習武的時間長短,只看有無真才實學。有真才實學的,雖出身寒微,長於“草莽”,未進過學堂,也量才錄用。朱元璋自己就是出身社會下層又未進過學堂的人,他的軍事、政治才能完全是在戰爭實踐中鍛煉出來的。因此他選拔將校,特別強調“俱求實效”,看實際能力,“不尚虛文。

強調選賢任能,可是事情往往不能如願以償,有的舉者不賢,有的用非得人,出現朱元璋所說的“

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甚非所以稱朕意也”

的情況。爲改變這種狀況朱元璋於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時,特明確規定:

“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

由於朱元璋重視選賢任能,因此在他的軍隊中,聚集了一大批文臣武將。既有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軍事謀略家,如劉基、馮國用；又有博學多聞,善於攻心戰的政治家,如宋濂、李善長；既有智勇兼備、用兵持重的帥才,如徐達、李文忠,也有勇武絕倫,能征善戰的良將,如常玉春、馮國勝、傅友德、湯和、藍玉、沐英,可謂人才濟濟。在使用時,朱元璋堅持用其所長,避其所短,“老少參用”,使人人能盡展其才。

朱元璋在執政的後期,過分地運用監察組織,製造了許多血案,弄到“賢否不分,善惡不辨”的地步,致使許多功勳卓著的大將和謀士,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掉。這充分暴露了古代帝王選賢任能和歷史的侷限性。

朱元璋的軍事才能是學習和實踐的結果

朱元璋傑出的軍事才能,是他在長期的戰爭實踐中鍛煉出來的,同時也是他從軍後注意學習的結果。朱元璋年輕時沒有機會上學。後作遊方和尚,到處乞討,明白了許多人情世故,但文化知識上的長進卻不大。朱元璋從軍後地位越來越高,權力越來越大,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在儒生們的影響下,開始努力學習文化。無論軍務多麼繁忙,他都要擠出時間看書,或者和劉基、宋濂等討論經史,講習兵法,或者和儒生們列坐賦詩。

朱元璋對歷史特別愛好。《漢書》、《宋史》是他常讀的書。其目的也是要吸取古人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作爲自己軍事、行政的指南。經過十多年的發奮學習,到中年以後就不僅知道一些儒家經義,而且通曉前代戰史、兵法,還能寫通俗的文章、作詩,欣賞批評文學作品。

這是朱元璋能夠從一個普通士兵很快成長爲一名嫺於韜略,善於運籌、指揮若定的優秀軍事統帥和遠見卓識的政治家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結：朱元璋也有很多缺點,甚至是罪惡。他原是農民起義軍的領袖,後來叛變了反過來鎮壓。他以猛治國,過分地運用監察組織——檢校和錦衣衛,製造了許多冤假錯案,殺害了許多無辜的勳勞卓著的文臣武將。在軍事方面,朱元璋把管兵權與練兵權、練兵權與指揮權分開,使將帥不熟悉自己的軍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軍隊的戰鬥力。另外,以親王守邊,加強了防務,但親王的兵權過大過重,朱元璋死後,發生了燕王出兵反對建文帝的內戰。但是,總的看來,朱元璋是功大於過的,他對社會的前進,對我國古代軍事科學的發展,都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