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揭祕：國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檢察官訊問周佛海漢奸案筆錄

周佛海(1897-1948)，湖南省沅陵縣涼水井鎮窩溪村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早年留學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書記。"一大"後，他脫黨而去，成爲蔣介石的親信和國民黨內的"狀元中委"。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爲汪僞政權的"股肱之臣"。在抗戰後期，周佛海看風向不對，向國民黨軍統伸出了橄欖枝。戴笠給周佛海寫了一封親筆信，信中允許他改過自新，爲抗日政府服務，而且對他的工作作出幾項指示，例如建立祕密電臺經常聯繫、提供情報等等。

周佛海在抗戰後期再次成爲兩面人。尤其是，自從1944年汪精衛病死之後，他表面上擔任汪僞政權的二把手，實際上已成爲重慶政府和軍統的臥底，多次把日軍的情報提供給重慶方面。

周佛海

這樣的狀態一直持續到日本戰敗。

因

爲有戴笠的擔保，1945年9月30日清晨，周佛海與丁默村等五人，在上海引翔港機場登上飛機，飛往重慶，去向蔣介石“投案自首”，當面謝罪。

周佛海雖然沒能如願以償地見到蔣介石當面謝罪，但是在全國輿論都在要求懲辦漢奸的形勢下，躲在世外桃源之中，被“待之如上賓”，每頓飯六菜一湯，一家人在異鄉團圓，倒也其樂融融。

某天，楊淑慧提出要回上海，被軍統特務阻止。周佛海這才知道自己的老婆和兒子已成爲人質，暗暗叫苦，但一想到只要戴笠在，就不會有大問題。他把自己的後半生全押在戴笠的身上。

1946年3月的一天，周佛海在閱讀《中央日報》時，一則消息讓他心驚肉跳：“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戴笠，於本月十七日自青島飛京途中，失事殉職。”

他在日記中寫道：“……三月中旬忽閱報，謂雨農墜機身死，爲之憂慮不止。蓋餘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護，今如此，則前途殊可隱憂也……雨農死，我也完了！”

戴笠

果然，1946年9月16日，周佛海等就被押回南京，關進寧海路19號看守所。五天以後，即9月21日，首都高等法院檢察官對周佛海進行了訊問，下文是當時的訊問筆錄：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度偵字第七八二號

周佛海漢奸案於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本處訊問。

出席公務員如下：

檢察官：陳繩祖

書記官：蔣福成

點周佛海入室。

問：姓名、年齡、籍貫。

答：周佛海，五十歲，湖南沅陵縣人，住南京西流灣八號。

問：你在未參加僞組織以前，在中央擔任何職？

答：曾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主任，江蘇省教育廳長，中央民衆訓練部部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執行委員。

問：你原來與汪精衛有何關係？

答：他是副總裁，我是中央執行委員，開會常見面，沒有什麼交情。以後因擔任宣傳部副部長見面機會更多，就談起時局問題，他覺得仗不能再打下去，我那時觀察國際情勢對於中國除道德的同情、精神的援助外，沒有實際的援助。同時那時中國本身的力量同日本比較，趕不上他，所以對汪的和平主張也很贊同。

問：汪精衛主張和平運動的動機在何時？

答：民國二十七年大約十月中旬，我在漢口淪陷三天前，我飛到成都，在成都耽擱了三、四天，就回到重慶。到了重慶就看了梅思平，他從香港到重慶，大約已有三四天了。他告訴我，他同高宗武到上海，和日本人影佐禎昭、今井武夫訂了一個協定，其內容：日本尊重中國主權獨立，日本所要求於中國的有三點：一、善鄰友好，其意思就是要中國承認滿州國。二、共同防共。三、經濟提攜，並且和平之後兩年之內撤兵完畢。梅思平並且告訴我已經和汪先生談了好幾次了，汪答應離開重慶去主和。我因剛經漢口才回來，覺得很奇怪，就去看汪先生，汪果然把條約給我看。以後梅思平、陳璧君、陶希聖、曾仲鳴與我本人在汪公館談了好幾次。“第一次陳公博在成都，沒有參加。

當時我心裏想，那時廣州、漢口相繼淪陷，長沙發生大火，情勢非常危險，有這樣的條件似乎也可以和了，所以我也很贊成。

我在開會時曾說：今井武夫、影佐禎昭他們兩人不能代表日本，梅思平、高宗武也不能代表中國。假使日本人有和平誠意，我們要求日本把這條約在日本開內閣會議時通過。我又說日本內閣常常變動的，新的內閣可以推翻舊的內閣的政策，所以這個條約在內閣會議通過還嫌不夠，我更主張還要在日本天皇御前會議通過。再，我主張由他們內閣總理發表宣言公諸世界。當時我想這三點一定不易做到。後來梅思平又到上海去了，大約在十一月中旬，梅思平又從上海回到重慶了，他說我提出上面的三點，日本人全答應了。不久看報：日本人開內閣會議討論對華政策。不久又報載日本開御前會議。當時內閣總理近衛要發表宣言。這時汪先生不能不離開重慶，我們參加會議的人也不能不離開重慶了。

問：梅思平、高宗武到上海與影佐禎昭、今井武夫訂立條約，是什麼人叫他們到上海來的？

答：是他們自己本人的意思，不是汪的意思。

問：最先主張與日本人講和，是什麼人的意思？

答：上海剛剛打仗，梅思平同陶希聖住在我家，就是南京西流灣八號，高宗武也常常來。那個時候，高宗武是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陶希聖同汪先生很親密，所以高、陶常常到汪先生那邊去，回到我家來就談起汪先生不主張一直打下去。我們當時也覺得中國準備尚未完成，現在能夠了的還是了的好，這是和平最初的動機。南京失陷後，我就到了漢口，當時覺得對於日本方面的情報很不充分，所以主張高宗武到香港去收集情報，報告委員長，每月發給經費七千元。以後高宗武他自動的跑到東京去了一趟，委員長曉的了，大發脾氣，把他的經費停止。梅思平那時也在漢口，他因私事由漢口回上海而到溫州老家，這都是我所知道的。至於梅思平何以到香港，何以與高宗武到上海與影佐禎昭、今井武夫訂約，當時我完全不知道。一直到十月中旬，我由漢口回重慶，見了梅思平才知道。

問：後來你知道他們如何到上海訂約的？

答：以後梅思平告訴我：高宗武的日本朋友是同盟通訊社的通訊員松本政〔重〕治到香港，因爲松本政〔重〕治與當時日本首相近衛很有關係，松本表示近衛預備同中國講和。當時松本本來是找高宗武談話的，因高宗武病了，所以高宗武叫梅思平去同松本談。以後據梅思平本人對我說：到上海去，同影佐禎昭、今井武夫去談話，高宗武並不積極主張，還有不願意去的樣子，後來因梅思平積極主張，所以一同去了。

問：汪精衛何時離開重慶的？

答：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大約是十七號。

問：你何時離開重慶的？

答：我是十二月六號離開重慶，因爲是擔任宣傳部長，到各處視察。但是到了昆明之後，汪叫陳春圃到昆明告訴我，汪就要來了，叫我在昆明等他。後來同汪在昆明，一同乘飛機到河內。我們到了河內第三天，陳公博也到了。

問：到河內以後，怎樣情形？

答：到了河內第三天（大約是十二月二十一、二號），看見報上載了近衛的聲明，汪爲了響應近衛聲明，就親自起草豔電。我們在河內也沒有什麼事，玩了幾天。等到二十七、八日，汪把豔電稿子交與陳公博，我和陶希聖跟了陳公博到香港。我從十二月二十八號抵香港，一直到二十八年四月十二號毫無活動。在這期間，高宗武奉汪命到了東京一次，由東京再到河內去報告。

問：汪叫高到東京去的目的何在？

答：大約是爲接洽和平運動如何進行的辦法。

問：陳公博拿了豔電，到香港給何人發的？

答：給林柏生髮表的。

問：豔電的內容如何？

答：就是響應近衛聲明的三點：一、善鄰友好。二、共同防共。三、經濟提攜。

問：汪精衛何時才離開河內的？

答：好像是二十八年四月底到上海(此處有誤，汪精衛於１９３９年５月初離開河內，到達上海。)，離開河內的日期我不知道。

問：是什麼人接他到上海的？

答：是影佐禎昭同犬養健僱了一隻專船到河內，接他到上海的。

問：汪到上海後的情形又怎樣？

答：那時就是四月底，我由香港同梅思平已到上海，汪在上海大約耽擱了一禮拜，他主張到東京去，我與梅、高、陳璧君商量好久，汪積極主張去，於是在五月五號就乘飛機到東京去了。我、高宗武、梅思平、周隆庠、陳耀祖、陳昌祖以隨員資格同行，日本方面同去的是影佐禎昭、犬養艦須賀。

問：汪到東京的活動情形如何？

答：那個時候近衛內閣已經改組，平沼組織內閣，汪帶了周隆庠當翻譯，去訪問平沼和陸軍大臣板垣、外務大臣有田，海軍大臣米內等，所談的是組府問題。當時他們談的結果，決定由汪出來組織政府，不過政府如何組織並未決定。我當時提出一個意見：假使我們要組織政府，一定要堅持四點：一、實行三民主義。二、國民黨自由活動。三、仍用國民政府名義。四、仍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日本方面當時未同意。汪在東京耽擱兩個禮拜，就搭機到北平去了，我們不久乘船回到上海。

問：汪到北平去，情形如何？

答：大概是看看王克敏、吳佩孚，以及同日本華北駐軍首腦聯絡。

問：汪到北平後，何時又回到上海？

答：大約不到一個禮拜就回來了。

問：他回到上海後的活動情形如何？

答：一方面同日本影佐、犬養艦須賀商量組織政府問題，我們提出的四點，以後他們也答應了，就是要在國旗杆上加一黃帶，上面寫“和平、反共、建國”六字；一方面就籌備開國民黨六全大會，由梅思平任籌備主任。在這期間，在同日本人影佐、須賀商談中日關係基本條約草案，中國方面參加的爲梅思平、林柏生、陶希聖、周隆庠及我本人。

問：商談的中日關係基本條約內容如何？

答：還是根據一、善鄰友好，二、共同防共，三、經濟提攜三個大綱。

問：於預備成立僞府時，對於僞維新政府、僞臨時政府如何處置？

答：汪先派岑德廣先到南京同梁鴻志聯絡，同時派趙尊嶽到北平同王克敏聯絡，以後再把梁鴻志、王克敏以及維新、臨時兩僞府的主腦召集到青島會談，決定取消維新、臨時兩僞府，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

問：青島會議汪派的什麼人去的？

答：除汪本身外，有梅思平、趙尊嶽、岑德廣、褚民誼、楊毓洵及我本人。

問：僞國民政府何時成立的？

答：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號在南京成立。

問：成立時你擔任什麼？

答：成立時我擔任財政部長。

周佛海

右筆錄受訊人覽畢，認爲無異，簽名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