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鲁迅的名字，少有人会不知。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更是新文化运动中一名重要的领袖。

百年来，他人对鲁迅的评价大多集中在正面，都以鲁迅先生为“炬火”，忠实地追随在他的身后。

然而与鲁迅先生同时代的文人中，偏生有这样一位名叫陈西滢的，如是评价鲁迅：“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

说着“轻易得罪不得”的话，却是放在如此直白的“得罪”发言中。既知鲁迅的权威，又毫无畏惧地撼动权威。如此作风，与一向以犀利著称的鲁迅先生竟有几分相似。然而观其对鲁迅先生的态度，这样的巧合必定是不谋而合。

在二十世纪中，鲁迅是东亚文化版块中占得最大领土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是什么塑造了这位拒绝随波逐流、高唱反调的陈西滢？

01一、爱嘲讽的讷口绅士

陈西滢，本名陈源，江苏无锡人，“西滢”是他的笔名。他的父亲算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早期教书开学馆，后来迁至上海，承担开办书局的工作，所以比起同时代的孩子，陈西滢的教育更受重视。

现实情况是，他的教育不但没有被忽视，反而在表叔的帮助下享有了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他小学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附小，十六岁就赴英国留学，中学毕业之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攻读学位，身有文学硕士和政治经济学博士两个傲人的学位。

在二十世纪，受教育权还不能被普遍享有，陈西滢这样的海归博士自然更加稀有。他毕业后回国，很快受蔡元培邀请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执教，人生的前二十六年可谓是顺风顺水。

毫无疑问，这样一位大部分时间在英国长大的青年，他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英国独有的绅士风范，使他与周围人格格不入，好像有一层透明的屏障隔在他与旁人之间。

这不是对身边人的蔑视，只是陈西滢自身气质孤而冷，不喜欢夸饰炫耀。以至于身边人与他共事十数年之后，才知道他是英国大学的博士。

陈西滢不仅有着英国人式的绅士，还有着英国式的幽默。这种幽默的特点是“irony”，意为“戏谑的、讽刺的”。但英国绅士的“irony”带着礼貌与温柔，只会让人觉得幽默风趣，而不感到被冒犯。

可陈西滢的“irony”则太过辛辣，听起来不像是俏皮话，更像是兜头浇下的一盆冷水。

陈绅士对待女性时，会礼貌地减弱了几分俏皮话中的嘲讽意味。当他和一起留英的老同学相处时，则是毫不客气。他的友人袁昌英教授在某年的夏季穿了一身白衣，陈西滢见了，故作惊奇地道：“奇怪，武大医学院尚未成立，白衣天使倒先飞来了。”

其实陈西滢的刻薄也不是有意为之。除了故意的打趣之外，这位接受西式教育的文人有时很难察觉自己话中对国人来说有冒犯意味的语句。譬如某年他向英国学者介绍刘半农，说“这就是所谓教授的某先生”，引得刘半农深感被嘲弄。后来在胡适的调和解释之下，两人才冰释前嫌。

尽管陈西滢以言辞犀利著称，可是在说话时却一点儿也不犀利。他说话讷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口吃，只是刚开口是说话总是很不顺畅，往后继续叙说才顺畅起来。

然而这顺畅也不是我们所想的“巧舌如簧”，陈西滢的说话流利比起常人，还是迟缓而多有停顿，有时半天才能挤出一句来。

有着这样的说话特点，听他课的学生饱受其苦。因为站着说话对陈西滢来说更加困难，他上课时总是坐在椅子上，以极差的口才授课。他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往往难以取得好的课堂效果。

这不是说陈西滢没有真才实学。正相反，徐志摩在《自剖求医》篇中说到他：“他那茫然的神情与偶尔激出的几句话，在当时极易招笑，但在事后往往透出极深刻的意义，在听着的人心上不易磨灭的。”

语言如石般质朴而饱含深意，这一点也反映在陈西滢的写作上。他博览群书，因而眼界极高；视写作极为矜重，所以很少动笔。他一生除了《西滢闲话》，再无什么可以成本的作品。其中的每一篇文章，他都至少改过六七遍，极有耐心。

后世对这部《西滢闲话》评价并不高，而与之对应的，陈西滢的时事文章却作得十分精彩，时常引得人传诵。不过这警策文章，却是最难讨好人的。

02二、与鲁迅的对垒论战

陈西滢的名字少有人知道，即使知道，也大多是因为他与鲁迅的论战。比起“陈西滢”这三个字，大众对他的印象更多的是“被鲁迅骂过的人”。

鲁迅对中国国人有一句著名的评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陈西滢则认为：“国民的程度这样幼稚，有人还要主张同外国人火拼”、“中国的没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同样是对中国人的劣根性不满，可是两者的思想感情有着显著的差别。

在那样迷茫而混乱的时代里，国民思想尚未被完全解放，鲁迅和陈西滢都是其中极为清醒冷静的人。他们都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国民的可悲，都不愿帝国主义践踏这片华夏大地。

然而鲁迅的文章是热烈似火的唤醒，陈西滢则保持了他性格里的孤冷——与其说是袖手旁观，不如说是他是只知问题，而不知出路在何方。

如果只是这样的殊途同归，两人之间也不到砌垒论战的程度。鲁迅和陈西滢真正划成对立的阵营，始于1925年的女师大风波和“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少有历史教科书记载，可鲁迅先生的那篇《纪念刘和珍君》几乎是人人熟知。刘和珍即是“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女学生，除她之外还有大量的学生被军阀用武力镇压而负伤。

面对学生运动，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不仅夸赞中国女性临危的勇敢从容，也隐晦地表示，希望学生能理性地选择合适的方式，毕竟他们才是希望的火种，不应该白白的牺牲。

而陈西滢也有此意，但语调则尤为辛辣。他直言：“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认为刘和珍等人的死亡完全是“无谓的牺牲”。他的态度不在支持军阀的暴行，更多的是不赞同学生反抗的方式，并提出对学生施以惩罚。

在陈西滢看来，学生的运动并不能真正地起到反抗军阀的作用，实际作用只是对学校秩序的破坏。对于鲁迅等人发表的“七教员宣言”，陈西滢认为太不公允，只支持学生运动，而不顾全大局，有失偏颇。

此番言论一出，大量爱国进步学生给陈西滢写信表示愤慨。陈西滢不但没有因此熄声，反而把学生的来信刊登在他主办的《现代评论》上，坚持自己的观点，招来了学生群体对他的集体不满。

这只是陈西滢和鲁迅论争的开始。之后的“抄袭”风波，才真正让两个人结下恩怨，从此针锋相对、背道而驰。陈西滢因此在道义上失去拥护，最后不得不在新文化的潮流中销声匿迹，背上“反动文人”的罪名。

若是要谈这后期的纷争，就不得不先说一个人——陈西滢的妻子，凌叔华。

03三、是爱情？是羁绊？

1954年5月，中国的文学界发生了一件盛事。蜚声国际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中国，经上海到往北京。陈西滢和徐志摩作为北京大学负责接待的代表，全权负责泰戈尔的衣食住行。

彼时的凌叔华还是燕京大学的一名学生。她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了泰戈尔到访的欢迎仪式，在仪式上和陈西滢有了一面之缘。食堂和大酒店都不是接待泰戈尔的好去处，校方在为接待宴场地发愁的时候，有人提出去凌叔华家中举办。

凌家是书香世家，住宅宽敞，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就此议定，而凌叔华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在接待宴会上，用自己的优雅气质和富有内涵的谈吐吸引了陈西滢的注意。

才子与才女惺惺相惜，关系日渐亲密，最后悄悄发展起恋爱关系。但是陈西滢和凌叔华约法三章，平时两人只以参加文艺活动的名义联系。除了对他们的爱情有搭线作用的胡适知道之外，就连两人的共同好友徐志摩也被蒙在鼓里。

1925年10月，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同时配了一张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画像。这幅画像在凌叔华珍藏的画册上，被徐志摩看中后，她不想破坏画册，就描摹了一幅交给他。然而徐志摩一时疏漏，忘了说明这幅画像的来源，只说它“也是凌女士的”。

这次疏漏可给在文坛风头正健的凌叔华招致了不少指责，很快《京报副刊》上就有人发表文章指责凌叔华的剽窃行为。不久之后，凌叔华的《花之寺》在《京报副刊》发表，又被指责抄袭契诃夫的小说。尽管徐志摩企图挽回自己的无意之过，但是已经闹得满城风雨，难以收场。

看到心爱之人蒙受不白之冤，陈西滢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他年轻又正当热恋，在最不理智的时候误听了他人闲话，以为指责凌叔华的文章都是鲁迅所作，于是在1926年的1月30日，发表文章《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公开反击鲁迅：“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后续事件愈演愈烈，陈西滢在《剽窃与抄袭》一文中指责“思想界的权威”“整大本的剽窃”。而鲁迅绝不是逆来顺受之人，半月后，他在《语丝》上发表文章《不是信》中说：“绅士的跳梁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着蕴藏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因这一回的发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讲‘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

这一场论战愈演愈烈，被卷入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胡适出面调解，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而陈西滢和凌叔华的感情，在经此一番事件之后更加笃密。

1926年6月，凌叔华顺利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当年燕大的金钥匙奖。出乎众人意料的，一向笨拙木讷的陈西滢居然捧着一大束玫瑰花献给恋人，不仅是友人，就连凌叔华本人也是又惊又喜。凌叔华毕业后不足两个月，两人在北京欧美同学会喜结连理。

可惜婚后生活却不如想象中美好。在重新组建的小家庭中，两个人性格脾性和生活习惯上的矛盾逐渐暴露，陈西滢沉默寡言，而凌叔华外向热情。两人甚至不在同一间书房写作，并且在各自的作品发表以前，从不拿给对方看。

婚后第三年，陈西滢夫妇前往武汉大学任教。在武汉冬冷夏热的恶劣气候下，来到陌生地方重新建立起交际圈的夫妻二人产生了感情裂痕。

陈西滢时任武汉大学中文系院长，有职责选聘人才，因此雇佣了一名叫做朱利安·贝尔的英国青年。朱利安是诗人兼画家，和彼时正想留法学画的凌叔华有着共同的爱好。凌叔华起初只是尽东道主的职责看顾朱利安的起居，随着时日的流逝，居然红杏出墙。

陈西滢本质中的宽厚由此体现。他知道了妻子的出轨，没有嘲弄吵闹，而是心平气和地主动给凌叔华铺好台阶，让她回归家庭，回归生活的正轨。而凌叔华在冷静下来之后，也及时结束了这段婚外恋。

事情到了这般田地，朱利安自然也不能继续在武汉大学任教。他回到故乡之前还秘密地和凌叔华再次见面，而得知这一消息的陈西滢愤怒地写信给朱利安，也只是指责他“不是君子，没有信义”，没有使用他惯用的刻薄嘲讽。

有了这一段插曲，两个人的感情状况想要回到从前已不可能。根据他们的女儿陈小滢的回忆，陈西滢和凌叔华只是维系着一个家庭，看似白头到老，但是并不愉快。

有人用“不幸”来评价这段婚姻，可是放弃大家小姐身份转而操持家务的是凌叔华，陪着陈西滢放弃北京社交圈前往武汉履职的是凌叔华，随着陈西滢熬过动荡战争岁月的是凌叔华，跟着陈西滢漂洋过海开展艰难的外交工作的是凌叔华，到头来与陈西滢并肩走完人生后半程岁月的，还是凌叔华。

1970年，陈西滢在伦敦病逝，临终前心心念念要落叶归根。1989年，凌叔华坐着轮椅，回到陈西滢的故土无锡，将丈夫的骨灰安葬。不到一年，凌叔华安然离世，遗嘱中命女儿将她与陈西滢合葬。

一千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这段婚姻，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评价。就如陈西滢这个人，或称他是冷傲毒舌的反动文人，或称他是内心忠厚的知识分子。但后人所看到的终归只是记载，不能得见本尊风貌。

陈西滢早已作古，他的喜怒哀乐伴奏前尘往事，日渐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只把功过善恶留给后人评说。

文|闻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