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魯迅的名字，少有人會不知。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更是新文化運動中一名重要的領袖。

百年來，他人對魯迅的評價大多集中在正面，都以魯迅先生爲“炬火”，忠實地追隨在他的身後。

然而與魯迅先生同時代的文人中，偏生有這樣一位名叫陳西瀅的，如是評價魯迅：“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想構陷人家的罪狀。他不是減，就是加，不是斷章取義，便捏造些事實。他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輕易得罪不得的。”

說着“輕易得罪不得”的話，卻是放在如此直白的“得罪”發言中。既知魯迅的權威，又毫無畏懼地撼動權威。如此作風，與一向以犀利著稱的魯迅先生竟有幾分相似。然而觀其對魯迅先生的態度，這樣的巧合必定是不謀而合。

在二十世紀中，魯迅是東亞文化版塊中佔得最大領土者。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是什麼塑造了這位拒絕隨波逐流、高唱反調的陳西瀅？

01一、愛嘲諷的訥口紳士

陳西瀅，本名陳源，江蘇無錫人，“西瀅”是他的筆名。他的父親算是當時的知識分子，早期教書開學館，後來遷至上海，承擔開辦書局的工作，所以比起同時代的孩子，陳西瀅的教育更受重視。

現實情況是，他的教育不但沒有被忽視，反而在表叔的幫助下享有了高質量的教育資源。他小學就讀於上海南洋公學附小，十六歲就赴英國留學，中學畢業之後先後在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攻讀學位，身有文學碩士和政治經濟學博士兩個傲人的學位。

在二十世紀，受教育權還不能被普遍享有，陳西瀅這樣的海歸博士自然更加稀有。他畢業後回國，很快受蔡元培邀請在北京大學英文系執教，人生的前二十六年可謂是順風順水。

毫無疑問，這樣一位大部分時間在英國長大的青年，他的一舉一動都透露着英國獨有的紳士風範，使他與周圍人格格不入，好像有一層透明的屏障隔在他與旁人之間。

這不是對身邊人的蔑視，只是陳西瀅自身氣質孤而冷，不喜歡誇飾炫耀。以至於身邊人與他共事十數年之後，才知道他是英國大學的博士。

陳西瀅不僅有着英國人式的紳士，還有着英國式的幽默。這種幽默的特點是“irony”，意爲“戲謔的、諷刺的”。但英國紳士的“irony”帶着禮貌與溫柔，只會讓人覺得幽默風趣，而不感到被冒犯。

可陳西瀅的“irony”則太過辛辣，聽起來不像是俏皮話，更像是兜頭澆下的一盆冷水。

陳紳士對待女性時，會禮貌地減弱了幾分俏皮話中的嘲諷意味。當他和一起留英的老同學相處時，則是毫不客氣。他的友人袁昌英教授在某年的夏季穿了一身白衣，陳西瀅見了，故作驚奇地道：“奇怪，武大醫學院尚未成立，白衣天使倒先飛來了。”

其實陳西瀅的刻薄也不是有意爲之。除了故意的打趣之外，這位接受西式教育的文人有時很難察覺自己話中對國人來說有冒犯意味的語句。譬如某年他向英國學者介紹劉半農，說“這就是所謂教授的某先生”，引得劉半農深感被嘲弄。後來在胡適的調和解釋之下，兩人才冰釋前嫌。

儘管陳西瀅以言辭犀利著稱，可是在說話時卻一點兒也不犀利。他說話訥然，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口吃，只是剛開口是說話總是很不順暢，往後繼續敘說才順暢起來。

然而這順暢也不是我們所想的“巧舌如簧”，陳西瀅的說話流利比起常人，還是遲緩而多有停頓，有時半天才能擠出一句來。

有着這樣的說話特點，聽他課的學生飽受其苦。因爲站着說話對陳西瀅來說更加困難，他上課時總是坐在椅子上，以極差的口才授課。他難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也往往難以取得好的課堂效果。

這不是說陳西瀅沒有真才實學。正相反，徐志摩在《自剖求醫》篇中說到他：“他那茫然的神情與偶爾激出的幾句話，在當時極易招笑，但在事後往往透出極深刻的意義，在聽着的人心上不易磨滅的。”

語言如石般質樸而飽含深意，這一點也反映在陳西瀅的寫作上。他博覽羣書，因而眼界極高；視寫作極爲矜重，所以很少動筆。他一生除了《西瀅閒話》，再無什麼可以成本的作品。其中的每一篇文章，他都至少改過六七遍，極有耐心。

後世對這部《西瀅閒話》評價並不高，而與之對應的，陳西瀅的時事文章卻作得十分精彩，時常引得人傳誦。不過這警策文章，卻是最難討好人的。

02二、與魯迅的對壘論戰

陳西瀅的名字少有人知道，即使知道，也大多是因爲他與魯迅的論戰。比起“陳西瀅”這三個字，大衆對他的印象更多的是“被魯迅罵過的人”。

魯迅對中國國人有一句著名的評語：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陳西瀅則認爲：“國民的程度這樣幼稚，有人還要主張同外國人火拼”、“中國的沒出息，還是一般國民的責任。”同樣是對中國人的劣根性不滿，可是兩者的思想感情有着顯著的差別。

在那樣迷茫而混亂的時代裏，國民思想尚未被完全解放，魯迅和陳西瀅都是其中極爲清醒冷靜的人。他們都看到了中國的問題，國民的可悲，都不願帝國主義踐踏這片華夏大地。

然而魯迅的文章是熱烈似火的喚醒，陳西瀅則保持了他性格里的孤冷——與其說是袖手旁觀，不如說是他是隻知問題，而不知出路在何方。

如果只是這樣的殊途同歸，兩人之間也不到砌壘論戰的程度。魯迅和陳西瀅真正劃成對立的陣營，始於1925年的女師大風波和“三·一八慘案”。

“三·一八慘案”少有歷史教科書記載，可魯迅先生的那篇《紀念劉和珍君》幾乎是人人熟知。劉和珍即是“三·一八慘案”中遇害的女學生，除她之外還有大量的學生被軍閥用武力鎮壓而負傷。

面對學生運動，魯迅先生在《記念劉和珍君》中不僅誇讚中國女性臨危的勇敢從容，也隱晦地表示，希望學生能理性地選擇合適的方式，畢竟他們纔是希望的火種，不應該白白的犧牲。

而陳西瀅也有此意，但語調則尤爲辛辣。他直言：“我們只覺得這次鬧得太不像樣了”，認爲劉和珍等人的死亡完全是“無謂的犧牲”。他的態度不在支持軍閥的暴行，更多的是不贊同學生反抗的方式，並提出對學生施以懲罰。

在陳西瀅看來，學生的運動並不能真正地起到反抗軍閥的作用，實際作用只是對學校秩序的破壞。對於魯迅等人發表的“七教員宣言”，陳西瀅認爲太不公允，只支持學生運動，而不顧全大局，有失偏頗。

此番言論一出，大量愛國進步學生給陳西瀅寫信表示憤慨。陳西瀅不但沒有因此熄聲，反而把學生的來信刊登在他主辦的《現代評論》上，堅持自己的觀點，招來了學生羣體對他的集體不滿。

這只是陳西瀅和魯迅論爭的開始。之後的“抄襲”風波，才真正讓兩個人結下恩怨，從此針鋒相對、背道而馳。陳西瀅因此在道義上失去擁護，最後不得不在新文化的潮流中銷聲匿跡，背上“反動文人”的罪名。

若是要談這後期的紛爭，就不得不先說一個人——陳西瀅的妻子，凌叔華。

03三、是愛情？是羈絆？

1954年5月，中國的文學界發生了一件盛事。蜚聲國際的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訪中國，經上海到往北京。陳西瀅和徐志摩作爲北京大學負責接待的代表，全權負責泰戈爾的衣食住行。

彼時的凌叔華還是燕京大學的一名學生。她作爲學生代表出席了泰戈爾到訪的歡迎儀式，在儀式上和陳西瀅有了一面之緣。食堂和大酒店都不是接待泰戈爾的好去處，校方在爲接待宴場地發愁的時候，有人提出去凌叔華家中舉辦。

凌家是書香世家，住宅寬敞，是個不錯的選擇。於是就此議定，而凌叔華也就順理成章地出現在接待宴會上，用自己的優雅氣質和富有內涵的談吐吸引了陳西瀅的注意。

才子與才女惺惺相惜，關係日漸親密，最後悄悄發展起戀愛關係。但是陳西瀅和凌叔華約法三章，平時兩人只以參加文藝活動的名義聯繫。除了對他們的愛情有搭線作用的胡適知道之外，就連兩人的共同好友徐志摩也被矇在鼓裏。

1925年10月，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上發表了凌叔華的小說《中秋晚》，同時配了一張英國畫家比亞茲萊的畫像。這幅畫像在凌叔華珍藏的畫冊上，被徐志摩看中後，她不想破壞畫冊，就描摹了一幅交給他。然而徐志摩一時疏漏，忘了說明這幅畫像的來源，只說它“也是凌女士的”。

這次疏漏可給在文壇風頭正健的凌叔華招致了不少指責，很快《京報副刊》上就有人發表文章指責凌叔華的剽竊行爲。不久之後，凌叔華的《花之寺》在《京報副刊》發表，又被指責抄襲契訶夫的小說。儘管徐志摩企圖挽回自己的無意之過，但是已經鬧得滿城風雨，難以收場。

看到心愛之人蒙受不白之冤，陳西瀅自然不能坐視不理。他年輕又正當熱戀，在最不理智的時候誤聽了他人閒話，以爲指責凌叔華的文章都是魯迅所作，於是在1926年的1月30日，發表文章《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引出來的幾封信》，公開反擊魯迅：“他常常挖苦別人抄襲，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面《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

後續事件愈演愈烈，陳西瀅在《剽竊與抄襲》一文中指責“思想界的權威”“整大本的剽竊”。而魯迅絕不是逆來順受之人，半月後，他在《語絲》上發表文章《不是信》中說：“紳士的跳梁醜態，實在特別好看，因爲歷來隱藏着蘊藏着，所以一來就比下等人更濃厚。因這一回的發泄，我才悟到陳源教授大概是以爲揭發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講‘大盜’兩字掛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權威者’。殊不知這也不是我做的。”

這一場論戰愈演愈烈，被捲入的人越來越多。最後胡適出面調解，纔算平息了這場風波。而陳西瀅和凌叔華的感情，在經此一番事件之後更加篤密。

1926年6月，凌叔華順利從燕京大學外文系畢業，並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當年燕大的金鑰匙獎。出乎衆人意料的，一向笨拙木訥的陳西瀅居然捧着一大束玫瑰花獻給戀人，不僅是友人，就連凌叔華本人也是又驚又喜。凌叔華畢業後不足兩個月，兩人在北京歐美同學會喜結連理。

可惜婚後生活卻不如想象中美好。在重新組建的小家庭中，兩個人性格脾性和生活習慣上的矛盾逐漸暴露，陳西瀅沉默寡言，而凌叔華外向熱情。兩人甚至不在同一間書房寫作，並且在各自的作品發表以前，從不拿給對方看。

婚後第三年，陳西瀅夫婦前往武漢大學任教。在武漢冬冷夏熱的惡劣氣候下，來到陌生地方重新建立起交際圈的夫妻二人產生了感情裂痕。

陳西瀅時任武漢大學中文系院長，有職責選聘人才，因此僱傭了一名叫做朱利安·貝爾的英國青年。朱利安是詩人兼畫家，和彼時正想留法學畫的凌叔華有着共同的愛好。凌叔華起初只是盡東道主的職責看顧朱利安的起居，隨着時日的流逝，居然紅杏出牆。

陳西瀅本質中的寬厚由此體現。他知道了妻子的出軌，沒有嘲弄吵鬧，而是心平氣和地主動給凌叔華鋪好臺階，讓她迴歸家庭，迴歸生活的正軌。而凌叔華在冷靜下來之後，也及時結束了這段婚外戀。

事情到了這般田地，朱利安自然也不能繼續在武漢大學任教。他回到故鄉之前還祕密地和凌叔華再次見面，而得知這一消息的陳西瀅憤怒地寫信給朱利安，也只是指責他“不是君子，沒有信義”，沒有使用他慣用的刻薄嘲諷。

有了這一段插曲，兩個人的感情狀況想要回到從前已不可能。根據他們的女兒陳小瀅的回憶，陳西瀅和凌叔華只是維繫着一個家庭，看似白頭到老，但是並不愉快。

有人用“不幸”來評價這段婚姻，可是放棄大家小姐身份轉而操持家務的是凌叔華，陪着陳西瀅放棄北京社交圈前往武漢履職的是凌叔華，隨着陳西瀅熬過動盪戰爭歲月的是凌叔華，跟着陳西瀅漂洋過海開展艱難的外交工作的是凌叔華，到頭來與陳西瀅並肩走完人生後半程歲月的，還是凌叔華。

1970年，陳西瀅在倫敦病逝，臨終前心心念念要落葉歸根。1989年，凌叔華坐着輪椅，回到陳西瀅的故土無錫，將丈夫的骨灰安葬。不到一年，凌叔華安然離世，遺囑中命女兒將她與陳西瀅合葬。

一千人眼裏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這段婚姻，每個人都有着自己的評價。就如陳西瀅這個人，或稱他是冷傲毒舌的反動文人，或稱他是內心忠厚的知識分子。但後人所看到的終歸只是記載，不能得見本尊風貌。

陳西瀅早已作古，他的喜怒哀樂伴奏前塵往事，日漸湮滅在歷史的煙塵中，只把功過善惡留給後人評說。

文|聞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