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寬，獨立撰稿人，長期關注城市化、公民權利等議題

美國時間9月19日，特朗普表示批准了TikTok與美國公司的合作協議，隨後，沃爾瑪和甲骨文發佈聲明，稱將持股TikTok在美國成立的新公司“TikTok Global”。包括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在內，三家公司達成“原則性共識”，並將提案交給美國政府，期望儘快達成中美兩國法律規定的合作協議。

TikTok最近在美國市場上所經歷的封禁、競購、合作等起伏，也是中美之間的一個縮影。早在1999年，喬良和王湘穗就曾提出“超限戰”這一概念，二人認爲，隨着全球化的深入和技術的全面進步，未來的戰爭會超出既有限制，即在原始的動能戰爭外，還會有貿易戰、媒體戰、文化戰、甚至國際法戰在內的大量新衝突形態。二十年後，這一觀點已然變成了現實，並被前白宮對華鷹派頭號人物班農所接納。

從最初的經濟貿易衝突到如今中美兩國開始更多領域的競爭，幾年間，“超限戰”的設想似乎正在成爲現實，全球化這一願景則像被推倒的多米諾骨牌，逐漸倒落。

而就在幾年前，在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鮑爾森等知華派（指熟悉中國的政治及文化，但不排除對中國持敵對態度對外國政治派系）眼中，那時，中美關係還有合作、試探，以及隱隱的博弈。

▌和後發的中國打交道

74歲的鮑爾森，曾是美國投資銀行高盛集團的主席和行政總監，後被前美國總統布什任命爲美國財長。期間，他曾來過中國一百次，參與商務洽談、幫助中國國企重組並在境外上市、建立清華大學MBA項目、完成粵海信託的債務重組……在中國面向世界進行市場化對接時，鮑爾森是其中的關鍵人物。

二十五年間，憑藉這些接觸，鮑爾森得以近距離接觸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王岐山等中國國家領導人，深諳與中國打交道的學問。2015年，他出版了400多頁的回憶錄——《Dealing with China》（中文譯名：《與中國打交道》），回顧其與中國交往的半生時光。書的序言中，鮑爾森坦言，“世界上沒有比美中兩國更爲重要的雙邊關係”，他寄望中美兩國的領導人、智庫學者以史爲鑑，爲兩國合作尋找共同利益訴求點，攜手解決全球化問題。

時間回到1997年，擔任高盛集團高層的鮑爾森應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之邀，來華爲重組中國電信及其上市計劃出謀劃策。

彼時，中國電信還是一個極其分散的業務組合，隸屬郵電部，有客戶、有電話、有交換機，有小規模並快速上漲的移動電話業務。但作爲一個不成熟的機構，它完全沒有現代管理體系或管控體系。1992年以來，中國投資了350億美元打造基礎設施，但電話接入率仍然很低，12億人口的國家，只有5500萬地面路線訂戶。

鮑爾森發現，當時的中國已經意識到現代化的重要性，國家領導人相當務實、精明，他們決意在經濟層面展開各式各樣的大動作。而第一刀便切在當時像中國電信這樣低效、冗餘的國企上。

當時，中國四大商業銀行其中一家已與摩根斯坦利達成合作關係。這意味着，高盛需要證明其實力足夠強大，纔有可能獲得重組中國電信的機會。鮑爾森向中國政府細數高盛銀行的優勢：成功幫助德國電信完成了IPO，擔任了近八年的德國政府顧問，併成功改造德國一個臃腫的政府部門。最重要的是，他特別清楚中國領導人的擔憂——改革國企，意味着打破很多人的鐵飯碗，一改過去“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失業率也會隨之飆升，影響社會穩定。鮑爾森保證，他會以最大的努力避免這一切發生。

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鮑爾森發現，信息從來都不是明確的，“你需要解讀信號”。一個例證是，當他熱情昂揚地表達了高盛對重組中國電信一事的信心時，只得到了些許來自高層的積極信號。“只要是事情還沒做，就不是板上釘釘”，鮑爾森這樣理解中國領導人看中的條件：務實、謹慎。他也明白，只有接踵而至的成功才能保證與中國可持續的合作。

1997年10月23日，中國電信在香港上市。而這筆生意，也幫助中國獲得了42億美元，由此開啓了高盛與中國政府的友好關係。最終，中國電信的成功上市爲高盛贏得了中石油上市、重組粵海集團等或簡單、或棘手的一系列大單子。

▌企業重組、市場改革

1997年末，王岐山卸下中國建設銀行行長一職，被任命爲廣東省常務副省長。那一年，廣東深陷債務危機，隸屬於政府的兩家大型投資公司——粵海企業控股公司和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壞賬高企，顯然危及到政府的公信力。

和當時許多銀行旗下的信託公司一樣，在沒有任何債務償還能力的情況下，兩家公司成立後，沒有將重心放在投資基礎設施的主業上，而是把投資導向房地產開放，最終導致公司項目五花八門，不堪重負，更是四處舉債。

以粵海公司爲例——該家公司成立於1980年，目的是促進出口，進口關鍵材料。但在尚無監管的情況下，粵海的業務狂野增長，不僅收購了房地產公司，還經營了一個鰻魚塘。在巴黎，它有一家酒店，在泰國，它還有常遭遇週期性淹沒的房地產。此外，一些犯罪業務也相當驚人——粵海公司是當時一家名爲廣南控股公司的股東，廣南公司爲香港淡水魚、禽類、蔬菜和牲畜的最大供應商之一，但同時，它也是一家充滿欺詐的公司，一些經理合謀虛報利潤，另一些則貪污。最終，16名相關人員被判罪。

根據畢馬威計算的情況來看，粵海公司及其附屬企業總共欠債60億美元，債權人是170個國內外銀行，有300多家債券持有者。

在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委派下，他來到廣東清理急驟增長的金融混亂。鮑爾森對王岐山的第一印象是閱讀廣泛、大有前途，處變不驚得令人難以置信。在香港一場關於粵海公司重組新聞發佈會上，王岐山向咄咄逼人的媒體記者表示，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粵海公司重組，並向大家保證，經濟繁榮的廣東具備充分的資源向粵海補充資本，這爲債權人建立起了信心。而鮑爾森也明白，能否處理好粵海危機關係着王個人的前途，也關係着中國的改革大業。

在高盛的幫助下，中央和廣東省地方打出了一套組合牌：明確告訴債權人，中央政府不承擔償還公司債務的責任——這正是在彼時規則不明確的中國市場，大部分債權人的誤區。此外，高盛團隊評估了粵海的資產、決定哪些資產得以保留、哪些將出售或關閉。爲了增加債權人的信心，政府亦注入有收益的資產重建公司，但也同時明確，不會負擔所有損失，一部分將進行債轉股。債權人不得不同意此方案。

▲ 粵海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對話的難題

從1997年到2015年，高盛與中國政府緊密合作了近二十年。二十年間，中美兩國關係不斷推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是2009年確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

2006年，鮑爾森擔任美國財長之後，便承接起搭建中美關係的使命。事實上，中美建交以來，兩國之間的安全問題始終影響着彼此的關係，當時，中國與美國需要對方共同的對手——蘇聯。冷戰結束後，兩國關係的側重點逐漸轉移到經濟上。“只要把兩國的經濟關係理順，中美兩國的其他問題也能迎刃而解。”鮑爾森寫道。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SED）是一個囊括了中美兩國最高級別官員的合作機制，首次對話由中方代表王岐山和美方代表希拉里·克林頓完成，規格之高，可見一斑。從2009年至今，兩國共持續舉辦了6次戰略與經濟對話，在對抗貧窮、經濟貿易、環保、國家安全，甚至食品供應，“SED應該包含所有問題”。

鮑爾森寫道，SED要解決的其中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中國壓制人民幣的價值，以獲得不公平的出口優勢這一問題。世界貿易帶來了便宜的進口商品和低通脹好處，但公司被迫裁員，令普通家庭、商家、甚至一些地區的整個社區都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誰也沒想到，此一難題竟引燃了後來中美之間包括貿易在內的一系列衝突。

▌堅持不懈地希望中國成功

2018年3月，兩國之間的貿易衝突加劇。此時，SED也早已於兩年前暫停。劍拔弩張的兩國關係也印證了鮑爾森此前的預言。

在書的結尾，他也爲中美僵局尋找解決機制。他理解全球貿易的不平等在美國激起的對抗和恐懼。一些人還質疑他作爲一個美國人，爲什麼如此堅持不懈地希望中國成功？

對此，鮑爾森爲中美兩國緊張關係的緩解提出了拳拳之言。中美兩國幾乎面臨每一個重大全球挑戰，只有世界上兩個最重要的經濟體互相協作，而不是對抗時，問題才比較容易解決。他希望大家要明白一個道理：中國這樣最重要的經濟引擎持續繁榮，才能讓美國在全球經濟中受益。他勸誡美國人：“如果想要實現這些積極目標，我們必須持積極、坦誠並有時是強有力的態度同中國人打交道，同時尋求合作，協調政策，努力把他們融入到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中。”鮑爾森顯然是一個堅定的全球化支持者。

與鮑爾森所期望的不同，現實卻是如此起起伏伏，也正因爲此，《與中國打交道》一書才顯示出其歷史的意味，它記錄了一個充滿互動、友善和合作的中美關係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