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20年的今天，當我們再回首去遙望2012年，許多人都不會忘記被《中國好聲音》驚豔到的那個夏天。

先聞其聲，再觀其人。“好聲音”轉椅的設計，打破了種種選秀的窠臼，試圖迴歸音樂本質，來做評判。那時候的學員，也確實配得上“好聲音”這個噱頭。

根據CSM44城網收視，第一季好聲音除了第一期節目的收視屈居同時段亞軍，此後收視率節節攀升，成了全年度最大的現象級爆款。這纔過去不到10年的光景，別說收視率，就連開機率都沒人在意了。

翌年年初，湖南衛視又祭出大招，第一季《我是歌手》再度引爆綜藝話題。全明星陣容加現場真唱，無疑是節目的吸睛亮點。

歌手喊出“讓明星迴歸真性情，歌手迴歸音樂本質”的口號，正戳中了大衆對晚會歌手對口型的痛點。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好聲音和歌手這兩檔節目推進了國民的音樂審美，從高音至上到編曲考究，從單維度的表達歌曲到多層面的融入意境。

素人選秀+明星打歌，這兩檔王牌節目共同把國內的音樂綜藝推上高光時刻，這也是電視音樂綜藝最後的高光。

縱觀國內的音樂綜藝發展路線，我們能看到當初很多綜藝節目都是帶着普及音樂知識、引領大衆品味的態度來展開的，或許其中不免穿插營銷話題，但主題中心點仍在音樂上。

可悲的是，隨着網絡化的逐漸普及，老一批綜藝人的節目操守早已被如何快速收割流量替代，而綜藝氾濫也成了華語樂壇走向崩壞的助推劑。

說到音樂綜藝，可能很多人會以爲《超級女聲》是我國音樂選秀的開端。

然而，當我們把時間線往前推移會便會發現，其實在1998年由北京電視臺和上海電視臺聯合制作的《歡樂總動員》就已經展現出了我國音樂選秀的雛形，而它也開創了嘉賓遊戲的先河。

現代人或許很難想象這檔早被忘記的綜藝在當時的火爆程度。

對於文化形式匱乏的90年代末，《歡樂總動員》無疑爲那個時期的年輕人打開了流行文化的窗口，而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環節，也是現代選秀鼻祖《超級模仿秀》更是引用了素人蔘與、音樂競技的新模式，極大推動了流行音樂文化的普及。

《超級模仿秀》一週一播，採用了每週請5～6位素人模仿者來演唱明星歌曲的形式進行比賽，優勝者將獲得周冠軍、月冠軍，最後角逐年度總冠軍。

值得一提的是，這檔綜藝節目也爲當時的唱片公司提供了尋找優質歌手的契機。

今年初，幾經波折再次登上《歌手當打之年》舞臺的袁婭維便是2000年《超級模仿秀》的亞軍，那時候她還叫袁娟，因爲把順子的唱腔模仿得出神入化而被大衆熟知。

後來被節目組簽下後還和當時的冠軍景楓等人聯合發佈了一張專輯《fun1》，高曉松擔任製作人。

時代總是不停變更的，這一檔完全依靠節目內容、優質選手取勝的綜藝在2004年後便逐漸沒落並被轉型的湖南衛視超越，2008年停播，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

如果說《超級模仿秀》開啓了國內音樂綜藝的大門，那後來居上的《超級女聲》便是真正把音樂綜藝帶入大衆視線的奠定者。

它的出現不僅激活了當時因爲盜版橫行而備受打擊的音樂市場，更是國內最先將輿論點由音樂轉向歌手本人的開拓者。

2004年“以女生爲主體”的選秀節目《超級女聲》問世，誰也沒想到，這檔原本以爲只是用性別當噱頭的音樂節目，僅僅只用了一年時間，就在第二季播出的2005年創造了“現象級”短信投票打榜事件，而當年進入比賽前三的李宇春、周筆暢、張靚穎無一例外都成爲了當今歌壇的中流砥柱。

無論出於任何角度，我都肯定“超女”的價值是巨大的。

更深遠地講，“超女”的成功不只是一檔綜藝的成功，這個國內第一個敢於“喫螃蟹”的節目組在吸引資本湧入音樂行業的同時，還爲後來的綜藝提供了方法論範本：

“劇本式人設標籤輔以優質音樂內容，在傳播音樂的同時挖掘歌手人物特點，從形象、表達、價值觀等非音樂向內容上製造營銷，達成吸粉目的”

顯然，在後來幾年的實踐中表明，這套方法論是有效的。

然而，也恰恰因爲這條方法論的有效，國內“音綜”在未經任何工業體系發展和時間沉澱的狀況下，一些節目組嗅到“超女”成功背後的商業價值便開始了瘋狂地方法論複製、節目類型複製、節目抄襲。

於是，在音樂節目“百家爭鳴”的2011年前後我們能夠看到：

無論是《超女快男》，還是《激情唱響》、《非同凡響》等熱門音綜，人設標籤嚴重、音樂性大幅度下降、刷票黑幕等現象比比皆是，而音綜也在這個快速發展的時間段開始被市場反噬，音樂逐漸淪爲歌手人設的附屬品，幫選手吸粉變現成爲了主要目的。

這樣的狀況在2012年迎來了一個轉機，儘管十分短暫。

2012年，浙江衛視的轉型大作《中國好聲音》一經播出便創造了破4的收視神話，而在總決賽當晚更是收穫了破6的最高收視紀錄。

這檔引進自2010年《The Voice of Holland》（荷蘭之聲）的節目，因爲賽制要求導師必須背對選手進行選擇，所以聲音便成了選手能否繼續留在舞臺的唯一憑證。

或許觀衆也對當時的娛樂節目感到了厭倦，《中國好聲音》再次將側重點拉回音樂的手段一時間在熱衷炒作的行業環境下圈粉無數，而其開創的導師學員雙選原則也極大增加了娛樂效果，但重點還是高質量的素人選手和高製作的音樂改編內容。

令人遺憾的是，這檔創造了收視神話的優質音綜，在經歷了三年時間洗禮後仍掉入了俗套營銷的邏輯之中，只不過他們採用了另一種更聰明營銷方式：將話題由選手轉爲帶有巨大流量的導師，安插人設劇本，引領大衆討論。

正因如此，在後來的幾季“好聲音”中我們能夠看到節目組天價請來的超一線導師團：周杰倫、陳奕迅、王力宏、謝霆鋒。

而隨着導師們自帶粉絲流量的湧入，“好聲音”點擊率上去了，但對於大衆而言我們在之後幾年中能夠記住的選手與音樂作品也越來越少，大家的關注點也由最初的音樂轉變成“周杰倫就是青春”、“李健的段子手屬性”、“陳奕迅故意唱跑調”等營銷話題。

最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那個曾經引領大衆審美品味，爲華語樂壇輸送了衆多優質歌手的平臺已經不復存在，現在的“好聲音”和當今任一檔音樂綜藝毫無差別。

“好聲音”的魔咒在別的節目中也得到體現

2014年由燦星團隊打造的中國第一檔原創音樂節目《中國好歌曲》開播，戴荃《悟空》、蘇運瑩《野子》、霍尊《卷珠簾》、CDC說唱會館謝帝《老子明天不上班》等熱歌傳遍大街小巷。

因爲節目性質完全側重於原創音樂人，在第一季得到觀衆認可後，這檔沒有多少營銷話題的節目卻也被“劣幣驅逐良幣”般擠出市場，2016年第三季結束後便再無續文。

2017年《中國有嘻哈》帶領起一陣國民說唱浪潮，在單押、雙押、吳亦凡質問“你有freestyle”的輿論攻勢下，一批優質小衆說唱團體得到大衆關注。

然而在第二季、第三季中，節目中那份推廣嘻哈文化的使命被商業化的營銷內容代替，後來的節目中導演組強行製造“紫棋說得對”、“你有胖起來（punchline）嗎”等梗也讓人食之無味。

甚至在去年總決賽上，導演組拋棄了之前選拔過程中的優秀選手，硬生生將毫無內涵卻引發了輿論效應的“暴扣哥”插入表演環節，“中國沒有嘻哈”的言論被網民不斷傳播。

最後的話

國內音樂綜藝被一浪又一浪的高光時刻推着向前走，儘管面臨娛樂化、偏離音樂初心等問題，但我仍然是抱以諒解的。

從2005年的巔峯“超女“起步算起，我國真正的流行音樂文化也僅僅只發展了十餘年而已，隨着早期一批綜藝的熱播，音樂人才、音樂內容逐漸消耗殆盡，原創能力不足等問題在當下也不斷暴露。

隨着短視頻、流媒體的不斷衝擊，碎片化成爲大家認知信息的方式，在這種操之過急的狀況下，“小火慢燉出精品”已經不再是市場的選擇，而這也是當今音樂綜藝氾濫、形式單一的主要原因。

可從另一個維度看，我又感到很悲傷。

看着不斷快餐化的華語樂壇，綜藝氾濫顯然加速了大衆對音樂娛樂化的認知，而那些打着“夢想”、“熱愛”口號的音綜無一不是爲了收割流量、吸引眼球，更可怕的是，它們正逐漸演變成華語樂壇走向崩壞的強力助推。

去年，因爲李榮浩的發聲，“音樂是否有好壞”被大衆討論。

在此我想就這個話題作爲本文結尾：音樂品味是每個人生活經驗的累積，它無法衡量對錯好壞，但音樂是有好壞的。音樂綜藝作爲大衆媒體的傳播內容，它應當有責任引領大衆審美品位的提升，爲非音樂從業者提供更廣闊的音樂內容。

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能再次迎來音樂綜藝的高光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