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鲁迅，一向是大众熟知的文化名人，不论是从才学上还是从思想上来说，这两个人都堪称文人楷模。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文人，但却很少被人提起，这显然不是因为他的风头完全被鲁迅盖住了。

周作人在文学史上的尴尬地位，有一定的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但是如果因此就否定此人的文学成就，甚至刻意抹黑他的人品，就有失风度了。事实上，周作人和胡适交情颇深，而从两人的交往中，也可以还原一个真实的周作人。

胡适

敢于自我批评

周作人一向对日本文化非常关注，当时日本兴起了一项新的运动，叫“新村运动”，就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生活。周作人对这项运动非常推崇，还写文章在国内介绍这一运动，但是引起了胡适的批评。

胡适认为新村运动是“独善的个人主义”，还给出了四大理由，而周作人不久之后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作为对胡适的回应。周作人对胡适提出的四大理由，分别予以反驳，最后作了自我批评。

胡适雕像

周作人说，胡适对新村运动存在一些误会，而这些误会，是因为介绍者没有完全介绍清楚，所以是介绍者的责任，同时接受胡适先生自己的独立观点，即使这种观点与自己相反。

周作人将责任归咎于自己，说是自己没有介绍好，这虽然有故作谦虚的嫌疑，但无论如何都表现出他的严于律己，敢于自我批评的端正作风。

胡适雕像

敢于坚持自我

1924年，变乱陡然发生，冯玉祥动用武力，逼迫末代皇帝溥仪出宫，这件事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文化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胡适的观点非常鲜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信件，称这是“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而周作人读到后，马上给胡适写信，表达自己的反对。周作人信中说：

“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腐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经验的个人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

胡适剧照

从周作人的信中可知，他并不反对这次的逼宫事件，而胡适也解释过，说自己反对的是用暴力方式赶走溥仪，在本质上与周作人一样，都不反对赶走溥仪这件事本身。

当时这件事发生之后，国内外颇有微词，背后涉及到的不仅有学术之争，还有政治立场的问题，而周作人敢于坚持自我，始终认为这件事是正确的。

胡适虽然是他的好朋友，但是主义之争，不可不争，这件事也丝毫没有影响两人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周作人的人品并不差，且是一个名副其实有骨气的热血青年。

对朋友推心置腹

周作人和胡适，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个人生活上，周作人还是对胡适这个朋友，还是颇为推心置腹的。这从两件事上可以看出来。

第一件事，是1929年，胡适的《人权与约法》等一系列文章，触到了某些当权者的痛处，所以遭到了他们的威胁，说是要严惩胡适，而周作人闻讯之后，立刻写信给胡适，告诫其应该安心做学问，不要过多过问身外之事。

周作人照片

当时胡适的处境十分危险，所以周作人与胡适还交往甚密，是要承担不小的风险的，可见周作人对朋友肝脑涂地，不存一点私心。而胡适感动之下，回了一封信，其中“相去甚远，相期至深。”二句，可谓是真情流露。

第二件事，就是1936年时，胡适的一生挚友丁文江因病去世，而他的病完全是工作太过劳累留下的，周作人于是想到了胡适。

周作人手迹

胡适经常工作到半夜，有时候还要到凌晨三四点，周作人担心胡适的身体，于是写信告知胡适，劝胡适多休息，将心思都拿来研究学问即可，这其实就是在说，要胡适别掺和政治上的事情了。

与上次一样，周作人的信同样写的感情真挚，倾诉衷肠，看到不幸之事，马上想到朋友的安危，可见周作人确实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文人。

周作人作品书籍

其实不论从人品还是文学水平上来看，周作人都有值得称道之处，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来可以更高一些的。但是作为鲁迅的弟弟，很多时候他的错误会被放大，变得比常人更加不可原谅。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鲁迅弟弟这个身份，反而害了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