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透視特朗普政府的國防政策，其中既有對奧巴馬政府“改朝換代”式的調整變化，也蘊含着美國國防政策本質不變的內在邏輯。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近4年來，從威脅退出北約到推出所謂“印太戰略”；從反覆撤兵增兵中東到在南海不斷挑事；從叫囂“今夜就開戰”到“不尋求與伊朗發生衝突”；從聲稱不當“世界警察”到妄圖打造由美國領導的所謂“反華聯盟”，其國防政策的一系列操作，讓全世界錯愕不已。
透視特朗普政府的國防政策，其中既有對奧巴馬政府“改朝換代”式的調整變化，也蘊含着美國國防政策本質不變的內在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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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視軍力建設，把強大的軍事實力和強硬的軍事手段作爲“讓美國再次偉大”最重要的支撐。
一是大幅增加軍費預算。改變奧巴馬政府的軍費自動削減政策，年均增幅超過5%。2019財年達到7170億美元，佔全球總軍費的39.7%；2020、2021財年分別達到7380億、7405億美元，連創歷史新高。
二是大力擴充軍隊。要求海軍現役艦船由272艘擴充至350艘、空軍戰機由1100架增至1200架以上。增加軍隊員額2.59萬人，恢復2011年解散的第二艦隊，成立第六軍種——太空軍，將網絡司令部提升爲聯合作戰司令部一級。
三是承諾爲美軍配備最先進的武器裝備。以深度學習、人機協同、人-機戰鬥編隊、輔助人員作戰以及網絡賦能爲重點，加大“第三次抵消戰略”投入力度；大力發展高超聲速/常規快速打擊能力、先進飛機、定向能武器、戰場機器人，投入1萬億美元更新核力量，推動核武器向實戰化、低當量、小型化方向發展，全面提升核威懾能力。
但在不斷提升軍力的同時，美國對外用兵的強度、頻次卻總體下降。2014年美軍強行進入敘利亞後，僅在2017年和2018年以敘利亞政府進行所謂“化武襲擊”爲由，空襲了敘利亞部分軍事設施。2018年結束打擊“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的主要作戰行動後，美國也將5200名駐伊拉克美軍的軍事任務，由反恐轉爲了向政府軍和警察提供軍事支持。
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後，美伊關係迅速轉爲對立。不過，2019年6月伊朗擊落美軍無人機後，特朗普卻緊急叫停對伊朗的軍事打擊，僅派出航母戰鬥羣進行軍事威懾，極力避免與伊朗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直到半年後的12月29日，美軍首次派遣戰機轟炸了伊朗在伊拉克的基地，突破了美軍不與伊朗軍隊直接交手的“默契”。
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特朗普雖然在聯合國大會上公開威脅要“徹底摧毀”朝鮮，但也明確表示“軍事打擊朝鮮不是第一選擇”；對委內瑞拉，特朗普雖多次私下對馬杜羅政府發出戰爭威脅，目前卻似乎無意進行軍事幹涉。
與奧巴馬相比，特朗普對外用兵以軍事威懾爲主，特種作戰和空襲行動爲輔，未派出大量地面部隊與相關國家進行直接作戰，對外用兵的強度和頻次較奧巴馬政府時期總體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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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國際金融危機後，奧巴馬政府執政後期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通過戰略東移加大在亞太地區的資源投入，企圖遏制中國崛起，以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和全球的主導地位。
特朗普政府雖然棄用“亞太再平衡”的稱謂，但推出所謂“印太戰略”，明確將中國列爲首要戰略競爭對手，把所謂“印太地區”作爲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最重要的地區，將太平洋司令部更名爲“印太司令部”，加強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推動美日印澳四國聯合軍演；大幅提升對臺軍售數質量，顯著增加軍艦穿越臺灣海峽次數等；一再到南海挑釁滋事，以“航行自由”之名行航行霸權之實，公然進入中國南海島礁領海領空，加大軍事演習和情報蒐集力度。
同時，在次要方向實施戰略收縮，加速從中東、非洲等地撤軍。
2018年6月，美國與阿富汗塔利班開展對話，逐步撤出4000名駐阿美軍；2020年9月9日，美軍再次宣佈將駐阿美軍由8600人減至約4500人，將駐伊拉克美軍減至約3000人。
面對敘利亞政府軍不斷收復失地，俄羅斯、土耳其強勢介入敘利亞政治進程、佔據有利態勢，2019年10月，美國宣佈從敘利亞全面撤軍，僅以“保護”敘利亞油田的藉口，留下600名美軍。
2019年12月，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明確表示，計劃大規模減少甚至完全撤出駐西非的美軍，放棄在尼日爾價值1.1億美元的無人機基地，停止向在馬裏、尼日爾和布基納法索打擊武裝分子的法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
但是，隨着俄土伊三國不斷擴大在中東的影響力，特別是今年1月美軍刺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下屬“聖城旅”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後，美伊對抗持續升級，美國從2019年5月起持續向中東增兵超過1.4萬人，並長期保持兩個航母戰鬥羣在海灣地區的軍事部署，其戰略東移計劃因此受到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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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延續了美國利益至上論，高舉“美國優先”大旗，將追求自身的國家利益，特別是商業利益和安全利益，作爲美國對外用兵的最高目標。
一方面，美國力爭少花錢、少打仗、少傷亡，對戰爭風險成本高度敏感，這些在朝核問題、伊核問題和敘利亞問題上展現得淋漓盡致；另一方面，美國要求盟友夥伴承擔更大責任，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特朗普長期批評盟國“搭便車”，強調“聯盟成員承擔更大的責任來公平分攤我們的共同利益”，不斷逼迫盟國增加防務開支，這使得廣大盟友心存疑惑、充滿擔憂。
在朝鮮半島，特朗普以“浪費錢”爲名暫停、縮減或取消與韓國的“乙支自由衛士”“關鍵決斷”“禿鷲”等聯合軍演；將美軍後撤至遠離三八線的平澤基地；先後兩次舉行美朝峯會，不時對朝方喊話示好，試圖通過經濟制裁、外交談判和軍事威懾等非戰爭手段，迫使朝鮮棄核。
強勢要求日本調高駐日美軍軍費分攤比例，從每年20億美元上調至80億美元；宣稱“美國有3.2萬人在保護韓國人”，要求將韓國承擔的駐韓美軍軍費分攤，從8.95億美元上調至47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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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雖然聲稱要“卸下”同盟包袱，試圖唱衰、分化歐盟，暗示可能離開北約，批評美日安保條約讓美國喫虧，卻始終把同盟關係和盟友夥伴關係作爲美國的重大利益。
在歐洲，特朗普譴責法國總統馬克龍的北約“腦死亡”論，並在2019年北約倫敦峯會上將中國列入北約面臨的“挑戰”。
在中東，積極拉攏以色列和沙特等海灣國家，推動以色列與阿聯酋建交，着力構建“以色列-務實遜尼派軸心”，以遏制伊朗在中東的戰略擴張。
在亞太地區，美國高度重視鞏固現有的同盟關係，重申對日韓的安全承諾，妄圖通過打造美日印澳四國同盟、拉攏東盟國家，平衡中國在亞太地區日益上升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由於歐洲、中東、亞太部分傳統盟友參與美國對外軍事幹涉的意願不高、能力不足、作用下降，美國加強了印度、波蘭、烏克蘭等“新夥伴”的前沿制衡作用。
2017年，美國將印度升級爲其“主要防務夥伴”，2018年特朗普政府給予印度戰略貿易授權第一類別國家的地位——這一待遇僅提供給美國的緊密盟友；2018年9月，美印首次舉行外交與國防“2+2”對話，簽訂《通訊、兼容與安全協議》，並就加強聯合軍演等事務進行了談判，進一步提升兩國防務戰略伙伴關係。
對美國安全需求持續上升、與歐盟離心傾向加大的一些中東歐國家，也成爲特朗普政府拉攏的重點。美國持續加強在中東歐地區的軍力部署和軍事基礎設施建設，在波蘭部署愛國者導彈；2020年8月15日，與波蘭簽訂《加強防務合作協議》，計劃從駐德國美軍中調遣1000人至波蘭，使駐波蘭美軍從4500人增加到5500人，還將在波蘭部署美陸軍第五軍司令部前沿指揮所等，未來波蘭有能力接納最多約2萬名美軍；大幅增加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派遣軍艦訪問烏克蘭港口，依託北約開展聯合軍演。
綜合分析特朗普政府國防政策的一系列變與不變，其主要受到世界政治格局的大變化、美國國家戰略的新要求以及特朗普執政風格的新特點等因素的影響制約，變的是手段、形式、規模、重點，不變的仍舊是美國運用軍事力量維護拓展國家利益的本質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