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付建：烏氏戎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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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烏氏戎是西戎中重要的一支，在文獻記載中是爲秦王朝提供戰馬。確定烏氏戎所在的地理位置，是研究秦漢時期歷史地理、秦戎民族融合和秦代國家祭祀的重要資料。

關鍵字：烏氏戎秦漢時期族羣

“烏氏”戎是在《史記·匈奴列傳》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烏氏、朐衍之戎”；

《括地誌》雲：

“烏氏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

中都是地理座標，是秦漢之際“西戎”的一個重要族羣。分“烏氏”縣置“朝那”縣則是漢武帝爲加強西漢王朝對邊境五郡的治理而採取的一種新措施，研究烏氏戎族羣的變遷，爲研究秦漢民族融提供了新資料。

1、“烏氏”縣治

烏氏戎在秦穆公時期就臣服於秦，在慧文王時置烏氏縣，當屬北地郡，而《漢書·地理志》中記載：西漢是時烏氏屬於安定郡二十一縣

“烏氏，烏水出西，北入河，都盧山在西。莽曰烏亭”。

都盧山多認爲是今天的六盤山，烏水則是固原向北流的清水河，烏氏縣是因爲烏氏戎居住才設置的縣，且還要是周之故地，要尋求烏氏縣的縣治就必須符合以上四點。

通過實地調查，2009年“西氣東輸”經過寧夏固原彭陽縣新集鄉小河灣發現的秦漢遺址就可能是“烏氏”縣的縣治，該遺址位於涇河上游支流紅河流域。

小河灣遺址向西不到15千米就可遠望六盤山；其北側15千米處就是秦昭王長城，長城經過的固紅公路就修在北流清河的支流河谷帶，符合烏水北流，而古城鎮就在河谷的南出口；在小河灣遺址發現的鏟形袋足鬲被認爲是戎人的典型器物；最關鍵的是周之故地，在小河灣西側，不到百米的姚河源村，也發現了西周中晚期的遺址。

在確定小河灣爲戰國秦時期“烏氏縣”的縣治，那麼烏氏縣被管理的人羣，基本可以確定是以烏氏戎爲主。在確定是烏氏戎器物之後，藉助已發掘的小河灣出土物，通過橫縱兩方面的追尋，來考察考古學文化上的器物交流，是否就能解決文獻層面上兩週到秦漢，生活在陝、甘、寧交界處的“西戎”是否是一個延續的族羣問題。

小河灣秦漢遺址出土物的鏟形袋足鬲和麻點紋的陶釜、陶鬲。麻點紋的陶釜、陶鬲是學界已經公認戰國秦的器物，經過辨認可以確定這類陶釜、陶鬲爲戰國中晚期的出土物，可以肯定這裏有秦人居住；同時鏟形袋足鬲同“毛家坪B組遺存”的陶鬲有傳承的淵源，也可肯定有和“毛家坪B組遺存”一樣的西戎人。

從上個世紀30年代寶雞鬥雞臺遺址發掘的4座戰國墓【1】開始到“毛家坪B組遺存”，韓偉先生【2】認爲這類陶鬲與齊家文化、辛店文化有“淵源的重要線索”；趙化成先生【3】認爲這類鬲是西戎分支冀戎遺留下來的。

在該遺址調查的過程中，發現了許多以羊、馬爲犧牲的祭祀坑和墓葬。祭祀坑裏出土了數量不等的羊頭、馬頭和動物蹄足，顯示了本地區的生業模式就是典型的農牧結合發展，而這些也隨着居住人羣的死亡，被埋葬到墓葬中，統稱爲“頭蹄葬”。

2、“烏氏”族羣

追溯鏟形袋足鬲的淵源，與其他器物的組合關係都是解決“西戎”族羣變化的關鍵性器物。

鏟形袋足鬲並不是很多發掘遺址中出土比重佔到最多的器物，其分佈很廣又分屬不同文化的不同類型，梳理這類陶鬲自身縱向的變化，尋找與其共存的考古學主體文化，就可能是解決兩週到秦漢時期“西戎”族羣變化的有利證據。

最早發現鏟形袋足鬲的是辛店文化中的姬家川類型【4】，姬家川T1:6陶鬲，侈口高領，鬲足較矮，足尖近平，器形較小。表面粗糙，腹部飾有一道鋸齒狀的附加堆紋；而該墓地M2:2的雙耳罐，腹部兩側的鈕耳也類似於小河灣遺址出土鏟形袋足鬲的半月狀耳。

姬家類型的時代經過碳14測定距今3400年至2800年，也就是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5】。

三角城遺址出土的鏟形袋足鬲F1:1【6】，陶鬲，圓脣，口稍外侈，短頸。肩部有兩週細泥條突棱紋，兩邊有半月形的鋬，袋足上各有一條豎向曲折的蛇紋。

大袋足，大鏟形足根，襠距大。三角城遺址屬於沙井文化三角城類型，這類遺存經過碳14測年距今2690(2680)+125(115)，也就是春秋早期至戰國【7】。

毛家坪B組遺存中的鏟形袋足鬲依據地層學和共出器物判斷，時代爲春秋晚期至戰國【8】，有些可以早到春秋中期。小河灣出土鏟形袋足鬲出土了共存的陶釜、陶鬲時代可到戰國中晚期。

由此可以看出，鏟形袋足鬲並不是某個文化占主導地位的器物，也可判斷其代表的人羣不是所在遺址的主體；同時，該人羣有不斷地遷徙的習慣，極有可能是遊牧的遷徙民族，依附與不同的考古學文化。

通過分析比較，鏟形袋足鬲可能最早出現在辛店文化中，向西北傳到沙井文化中，後隨着沙井文化東進，進入寧夏固原、甘肅慶陽、平涼、天水，陝西寶雞和咸陽等地區。

但與鏟形袋足鬲共出的其他主體族羣，並沒有沿着鏟形袋足鬲變遷的路線而發展，辛店文化中的其他器物雙耳罐一樣，和寺窪文化九店類型中單、雙馬鞍形口罐等器物，很早就進去了洮河、祖厲河流、涇河流域，固原西吉、隆德，甚至向東可到馬蓮河上游的慶陽合水。

唯獨鏟形袋足鬲進入了沙井文化的三角城類型，後隨沙井文化才進入西漢水，千河等天水、寶雞地區，而彭陽楊郎類型的葬俗就很接近沙井文化三角城類型的葬俗。

梳理文獻記載，周族在商代就流竄到“戎狄”之間，而從西周中晚期開始，獫狁就不斷地騷擾周族，《詩經·六月》中獫狁一度“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甚至“多友”

鼎中的京師地區都遭到了侵擾。沿着鼎銘中提到的路線，逆涇河而上，就到了涇河各支流分佈的區域，而周族本身就在這一帶設立了很多防禦據點，如固原原州的孫家莊，彭陽的姚家河，甘肅靈臺的白草坡等等，這都是抵禦“犬戎”的。

犬戎在該地區就以慶陽合水的寺窪文化九站類型爲代表，該類型沒有發現鏟形袋足鬲，卻發現了單雙馬鞍形口罐，雙耳罐等器物，均是寺窪文化的典型器物，其年代經測年爲距今3300至2500年，延續時間爲先周晚期到春秋早期【9】，也許這就是文獻中提到的“獫狁”。

隨着周人同化或者打擊，以寺窪文化九店類型爲代表的人羣被以鏟形袋足鬲爲代表的人羣取代。秦穆公時臣服的西戎八國，以烏氏戎爲代表的新“戎狄”就取代了原有的獫狁“戎狄”，考古學文化上就是沙井文化三角城類型中的鏟形袋足鬲的人羣取代了寺窪文化九站類型中單、雙馬鞍形口罐的人羣，成爲陝、甘、寧交界區域的新主宰，完成了“西戎”人羣的更替。

鏟形袋足鬲出現的時間也正好在春秋中晚期，穆公遂霸西戎的時間也恰好是春秋中晚期。那麼，傳統意義上的“戎狄”只是地域或者文化概念，而不是族羣概念。

3、“烏氏”道路考

烏氏縣的設立是惠文王爲有效管理西戎地區的一種政治策略，隨着該地區不斷地融入到秦文化中去，其已經成爲秦牢固的大後方的前提下，烏氏戎已經成爲秦人的組成部分，而《史記·貨殖列傳》

“烏氏倮畜牧……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就是最好的例證。

以烏氏戎爲代表的“西戎”族羣也參與到秦始皇一統六國和經營西北的政策方針中了，這種變化直接導致中華民族的大融合，但秦統一之後數十年的蒙恬的自殺與秦亡，以匈奴爲代表的“戎狄”考古學文化，再一次進入了陝、甘、寧交界地區。

以烏氏縣爲代表的北地郡和以狄道爲代表的隴西郡，秦王朝用來設縣、設道的目的來管理的“西戎”人羣，就逐漸被各方勢力同化。

以小河灣秦漢遺址爲例，這裏居住的烏氏戎在西漢統一之後，就沒有發現鏟形袋足鬲的使用，其一部分被漢化，另外一部分必然被匈奴化。這鏟形袋足鬲的消失器突然的消失，能否說明這類人羣就消失，或者說被徹底異化，再不使用這類器物了，從而只在文獻資料上留下了相對應的“族名”符號——烏氏。

西漢政權爲了鞏固對隴西、北地等地的管理，抵禦匈奴的入侵，利用各種方式加強統治，分烏氏縣，改朝那塞爲縣就是一種新的策略。

《史記·孝文本紀》中就記載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爲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

而同樣在《史記·匈奴列傳》中卻記載“漢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在確定了烏氏的具體位置之後，再來分析西周時期和秦漢交通線路的變化。

西周時期爲了抵禦獫狁，“多友”鼎和《詩經·六月》中記載的路線，應是涇河及其支流；而秦人從西漢水流域進入千河流域，而漢武帝到祖厲河走是千河，過千河踰隴山，走回中道，登崆峒，沿六盤山的西麓，最終到祖厲河，走的是涇河這條線路。

秦始皇和漢武帝所走的回中道，被匈奴燒的回中宮、蕭關都是抵禦六盤山西麓的匈奴了；朝那塞是防禦六盤山東麓，清水河河谷這側的匈奴，而匈奴就是出奇兵，破朝那塞後繞走紅河支流破了蕭關，纔有了《史記·匈奴列傳》中卻記載“漢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的這種局面。

同樣，這類對不同線路的認識，就要重新《居延新簡》中“月氏距烏氏五十里，烏氏距涇陽五十里”中各驛站的不同設置，也就對其他縣治、驛站名稱的確認提出新的考驗。

4、“烏氏”祭祀考

《大沈厥湫》石是北宋治平年間，渭之耕者得之於朝那湫旁，而得者的蔡挺，是在熙寧元年把該石移置平涼郡廨中，後帶回南京鑲在自己的屋壁【10】。姚寬在《西溪從語》中記載：

“……朝那告大沈……朝那石在南京蔡挺家”【11】。

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也有類似對《大沈厥湫》的記載，且黃庭堅、趙先皆也有註釋【12】，可證明《大沈厥湫》石在北宋出朝那湫的可信度。厥湫就是湫淵，但文獻的記載只是始於宋代，而之前的文獻包括《史記》《漢書》都並沒有對刻石有過記載，那《大沈厥湫》是出自那個朝那湫？

目前爲之，平涼西南部的莊浪、慶陽西北的靈臺、固原東南的彭陽等都有朝那的各種遺蹟，且這一區域都屬於的北宋平涼，考證北宋湫淵刻石的出處就是解決兩漢“祠朝那”問題的關鍵，而“祠朝那”則代表了秦惠文王吸收了“烏氏”戎的祭祀文化。

2007年11月，彭陽文管所在寧夏固原彭陽縣東海子東南的涼馬臺小崗上撿到一塊陰刻的殘碑“那之湫”，爲瘦形楷體字，按照漢字字體及跋尾的文體，推測殘碑爲北宋之物【13】。

根據“那之湫”殘碑的時代，大致可以推測《大沈厥湫》出土的北宋年間，彭陽東海子是被稱爲“朝那湫”的，但行政上的朝那縣已經不存在了。而緊靠東海子的涼馬臺上的多層遺物堆積，除了有琉璃瓦等晚期的宋明堆積，還有繩紋板瓦、筒瓦等早期的秦漢堆積，也可以說明此處有建築基址，且該建築基址使用的年代較長。

“湫淵”處在衆多水系的源頭，卻“停不流，冬夏不增減”【14】，停不流就是回水，淵的本意就是回水，《說文》中“淵，回也”，且冬夏不增減，水面也不發生變化，這都說明它不是哪條水系的源頭。

六盤山是祖厲河和清水河的分水嶺，祖厲河在六盤山以西，祖河上游爲寧夏的西吉，西北流入黃河；清水河在六盤山以東，上游爲寧夏的原州，西北流入黃河。

隴山是涇河和渭河的分水嶺，涇河在隴山以北，上游有寧夏的涇源、彭陽、甘肅的鎮原、環縣華亭，東南流入渭河;渭河在隴山以南，上游有甘肅的莊浪，寧夏的涇源、隆德，西南流入黃河，東海子在秦漢時期正好符合上述條件。只不過在元代大德年間的地震，東海子的東南側被震裂，水東南流沿山谷溝道注入茹河，茹河是涇河的支流，在甘肅鎮原縣彭陽鄉西北2千米處注入涇河。

東海子東側有山莊梁，南側有老龍窪，西側有沙岔溝梁，北側有馬廠梁，南北直線長約2.5千米，東西直線長約4.5千米，這四個山樑也符合“淵在四山中”【15】的記載。“在四山中”、“停不流”和“不生草木”等自然特點和初置狄道和烏氏縣等安撫“西戎”的人文政策，纔是秦惠文王選擇“湫淵”爲祭祀對象的主要原因。

小結：而由頭蹄葬爲代表的生業模式，揭示了涇河上游寧夏段爲典型農牧結合的生存之道，從而衍生出的道路系統、祭祀文化，早在戰國晚期就融入了傳統的中華文化圈中。小河灣遺址爲代表的“烏氏”縣、彭陽古城鎮城址爲代表的“朝那”縣和涼馬臺爲代表的“湫淵”祠是研究秦漢歷史地理，國家祭祀文化的第一手材料，更是對理解六盤山地區西戎族羣分佈與遷徙線路變化和秦漢早期“絲綢之路”網狀線路的格局有着新的認識出處：《寧夏師範學院學報》202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