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情懷到生意音樂節“不裝了，攤牌了”

音樂節年年有，今年國慶特別多。

半年之久的冰封期，Livehouse、演唱會、音樂節等等各種現場演出無一例外全被叫停。隨着線下活動逐漸解禁，沉寂之後即是爆發，各大音樂節扎堆上馬，促成了今年的“史上最強國慶檔”。

據不完全統計，自8月份至今，已經官宣的音樂節近60場。其中，定在國慶期間舉辦的超過20場。

場數刷新紀錄，更重要的是，票價也名副其實達到了“史上最強”。無論規模大小，漲價如同標配，部分音樂節的部分票種甚至上探至千元大關，如仙人掌音樂節單日VIP定價980元。

一是看不過來，二是看不起，樂迷們再次搬把那句經典臺詞翻了出來——我們還要同沒錢看現場和沒時間看現場的思想作長期的鬥爭。

而根據今年的實際情況，所謂的“鬥爭”，至少有50%是與主辦方有直接關係，也就是站在音樂節背後的商業公司。樂迷把音樂節作爲情懷寄託，之於主辦方，音樂節實質上是一場生意。並且，近兩年行業玩法生變，天平上的砝碼正加速滑向生意那一端。

文：彬彬（熊出墨請注意）

扎堆十一

場數和票價均達“史上最強”

這個時間，八成你正走在度假路上。不管行程單裏有沒有“音樂節”這一項，目的地可能都會一場音樂節在等着你。

沒錯，今年十一期間的音樂節就多到了這個程度。

從南到北，從東到西，20多場音樂節覆蓋了國內多個重要城市。北京、天津、秦皇島、石家莊、正定、安陽、青島、東營、烏蘭察布、哈爾濱、上海、南京、成都、青海、海口......

其中，某些省份將舉辦的音樂節還不止一場，比如山東，東營有草莓音樂派對、青島將舉辦鳳凰音樂節、濰坊還有青檸艋音樂節，因此一度被網友調侃爲“文藝復興”。

音樂節多，樂迷們的可選擇項空間更大。但票價公佈的那一刻，很多人才明白，選擇更多就意味着會錯過更多。

以北京草莓音樂節爲例，9月16日正式開票。預售單日票420元，全價單日票520元，Pro單日票680元，預售三日通票1080元。相關樂迷羣裏隨即炸開了鍋，“貴”、“好貴”、“太貴了”。

到底貴不貴，可以把今年的票價與往年做下對比。

草莓音樂節上一次在北京舉辦是2018年的五一，當時預售單日票爲320元，全價單日票爲400元，Pro單日票爲580元。

相比之下，今年整體漲幅在100元左右。值得注意的是，票價上漲，但對應的藝人陣容和活動規模卻明顯縮水。2018年北京草莓音樂節設有7個舞臺，超百組藝人蔘加。而今年，舞臺只有3個，參演藝人不到50組。

對此，草莓音樂節官方給出解釋，“今年特殊情況，爲了防疫和安全考慮，大型活動需要限流管理，來的人數也需要限量，所以今年沒那麼大了。”

表面在談活動規模縮水問題，實際上傳達的是票價上漲的原因。

衆所周知，票房是音樂節的主要收入支柱，此外還有品牌贊助、現場攤位租賃等。疫情防控限流政策下，這些收入都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而影響最直接也最嚴重的就是票房。

人來的少，票自然就賣的少。根據過往經驗，草莓音樂節正常日均人流量可達數萬，可今年成都等部分場次已經把可售門票控制在每日5000張，降幅肉眼可見。

戴着鐐銬起舞，其他音樂節同樣面臨着這樣的窘境。所以，用票價的上漲儘可能去衝抵限流導致的損失，就成了各主辦方的共同選擇。

從小衆到大衆

互聯網平臺成跳板

限流是漲價的因素不假，但這只是外因。剖析內部，近些年音樂節不斷加速的商業化纔是票價上漲的真實驅動力。

2000年，北京迷笛音樂學校成立七年，校長張帆自掏腰包5萬元，在學校禮堂校內舉行彙報演出。迷笛學生、住在北京樹村的人、附近的民工等等，兩晚免費演出共吸引了一千多人前來觀看。

這是迷笛音樂節的開端，也是國內音樂節打響的第一槍。

從出發點來看，免費的音樂節，烏托邦氣息頗重。而彼時的音樂市場，獨立音樂和流行音樂之間界線分明，音樂節無疑更偏向前者。

然而，現實世界裏沒有烏托邦。包括走出校園的迷笛在內，所有音樂節的烏托邦氣息都逐漸被商業給掩蓋。

最明顯的變化表現在藝人陣容上。歸根結底，樂迷買票看音樂節是去看藝人，獨立音樂相對於流行音樂的受衆顯然更爲小衆。掘金大衆，音樂節也就無所謂獨立還是流行，兩類藝人同臺已是主辦方吸引流量的慣用手段。例如，2014年首度登陸上海的簡單音樂節，李宗盛、張惠妹、張震嶽、蔡健雅、陳綺貞等流行音樂人的風頭，明顯要蓋過其他獨立音樂人。

而近兩年，以互聯網平臺爲跳板，獨立和流行之間的界線更加模糊。得益於互聯網的推介，越來越多小衆獨立音樂人被推向大衆流行的聚光燈下，而後出現在音樂節的舞臺上扮演吸金利器。

音樂綜藝代表節目《樂隊的夏天》，觀衆基礎龐大，每期更新必上熱搜。不可否認，其已經是藝人從獨立到大衆流行的最佳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