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是愛因斯坦之後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他在物理學的很多領域作出了傑出貢獻。在粒子物理與場論研究領域，楊振寧更是元老級的人物。發現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恆，這是粒子物理學（舊稱高能物理）領域重大的基礎性發現，這一發現使得楊振寧和李政道獲得了195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非阿貝爾規範場理論更是重構了現代物理學和幾何學。

諾貝爾獎頒獎100多年來，粒子物理與原子核物理領域的獲獎數量最多。尤其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以前，粒子物理學可謂是最容易出諾獎級成果的領域。大型加速器是研究粒子物理的利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沒有財力和能力建造這種大型科研設備，只好加入了杜布納社會主義國家聯合原子核研究所。而蘇聯方面推行大國沙文主義，再加上中蘇關係惡化，中國在1965年退出了聯合研究所。

退出後，中國方面很快就計劃每年投資1800萬元建造一臺32億電子伏特的質子同步加速器，以滿足核物理的研究工作。並進一步規劃在70年代建造300億電子伏特以上的巨型加速器，大體趕上或超過世界水平。在今天看來，當時一窮二白的中國要在加速器上趕超世界水平還是蠻有魄力的。

1971年楊振寧訪華，這是海外傑出華人科學家第一次訪華。楊振寧此次訪華主要是探親訪友、參觀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這次訪問讓楊振寧對中國的科研情況有了大致的瞭解。1972年6月16日，楊振寧再次訪華，這次訪華以學術活動居多。其中6月27日至7月5日在北京的學術活動被詳細記錄在《美籍中國物理學家楊振寧學術活動記錄》內部刊印資料中，整整記錄了10本。從記錄中可以看到，在北京的那幾天中，楊振寧做了10場演講及座談，演講及座談的主要內容是關於高能物理的。

那時中國方面很想聽聽楊振寧對中國建造加速器的看法。當時座談時在座的很多人贊成中國建大的加速器，這是楊振寧沒有預料到的。儘管如此，楊振寧還是潑了一桶冷水：反對中國建造高能加速器，並給出了數方面的理由與在座的中國科學家激烈交鋒。從記錄中可以看出，楊振寧的反對態度之堅決以及爭辯之激烈都超過了近幾年來他對中國建造超大型對撞機時的爭論。這也讓楊振寧收到了不少差評，季承在他著的《李政道傳》中寫道“李政道主張建加速器，楊振寧反對。李政道主張重視基礎科學，楊振寧力主搞應用科學……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贊成的，楊振寧就反對。”

從楊振寧給的反對理由中可以看到，楊振寧在當時就對高能物理的前景比較悲觀。何祚庥提問建造更高能量的加速器有什麼意義時，楊振寧明確回答：“加速器能量高是否有更好的結果，我的看法比較悲觀，可能沒什麼新結果。”因爲在他看來，高能物理的發展前景並不在於加速器能量的增加，而是在於物理觀念上能否有突破。

對於美國的高能物理爲什麼能夠取得豐富的成果，楊振寧認爲一是經費充足，二是人才衆多。並拿美國和蘇聯的杜布納聯合研究所對比，美國和蘇聯都不差錢，但是美國人才多，蘇聯人才少，蘇聯方面的實驗做得差，效率低。而中國，不論是經費還是人才都不能滿足建造大型加速器的要求。對於高能物理人才的培養，楊振寧認爲中國要吸取美國的教訓。美國在十多年裏培養了很多尖端人才，可他們的知識面很窄，只能在很窄的範圍內工作。中國在當時培養加速器方面的人才是不合適的。而且建造一個幾十億電子伏的加速器，這樣的工作人家已經做過了。日本在建一百億電子伏的加速器，而建造加速器是需要時間的，當加速器建好後美國類似的加速器都要關閉了。

在交鋒中楊振寧已經感受到了中國方面的急於求成，楊振寧反問：“如果沒有一億美元的加速器對中國有什麼壞處？如果有一億美元爲什麼不拿來造計算機、發展生物、化學？”對楊振寧的這一反問，在座的中國科學家無言以對保持了沉默。楊振寧還給出了自己的建設性意見：最根本和最迫切的就是大量培養人才。

也許是因爲當時非科學因素起到了主導作用，1972年9月周恩來做出了批示，發展高能物理及建造高能加速器“這事不能再延遲了”。可具體不知什麼原因，直到1984年10月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纔開工建設，並且規模只是之前設想的三分之一。不知這是考慮了楊振寧的意見還是向現實妥協了。

從1972年的楊振寧激辯至今已將近50年。站在今天回望歷史，當時加速器該不該建的回答應該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