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李田夫，男，1938年5月2日生于甘肃武威，金昌日报社原总编辑，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七十年代享誉甘肃文坛的“四条汉子”之一。短篇小说《虎子敲钟》被翻译成日语、世界语介绍给国外读者，曾经被甘肃、天津、新疆等省区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出版有报告文学集《九个太阳》《大漠听惊雷》《三个老汉闯九州》；《李田夫中短篇小说选》；新闻写作专著《瀚海拾绿》；纪实、散文集《春花秋月》等6部作品。

“作为记者，不要把写新闻仅仅看作是一个饭碗。要有远大志向，要热爱这个事业。只有热爱，才能全身心投入，才能写出好作品！”近日，在给金昌日报社全体编采人员做的讲座上，82岁的李田夫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地说道，“记者还可以拓宽写作领域，也应学写一点散文、小说等其他文体，让自己的写作道路五彩斑斓。”

在他40多年的笔耕人生中，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实践的。

从1963年12月第一篇新闻稿件在《甘肃日报》头版发表，至今已过去了57年。从业余新闻写作到专业新闻写作，又从新闻写作到文学创作，李田夫始终坚持在新闻和文学两个领域之间“两栖作战”，笔耕不辍，既有“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艰辛，又有作品见诸报刊、出版发行、获奖后的欣慰与喜悦。

在他退休后，有人说他功成名就，他自己却觉得名不副实。但令他聊以自慰的是，当他回首往事时，实现了年轻时立下的誓言：没有“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也没有“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苦难的经历铸就坚毅人格

1938年农历四月初三，天擦黑，一个属虎的男婴，在距武威县城11公里的羊下坝五沟村，一座新筑的庄院里降生。一家人盼望他在新庄院的庇佑下平安长大，就起了乳名新庄保。后来上学时，按“天”字号排行，叫李天福。1972年，他发表成名作《虎子敲钟》时，用了“李田夫”的笔名。此次，索性就用“李田夫”为名。

这座新筑的庄院高大宏伟，在当时当地数一数二，但并没有庇佑李家，反而招来了灾祸。

在他一岁多时，十几个土匪带着长枪短枪，抬着从石羊河湾里砍下的三丈多高的杨树，绑扎上横档作为云梯，在天黑之前攻进了他家。他被母亲用破旧衣服裹住，丢在厕所的拐角处，才逃过一劫。

那时，他家的状况已是外强中干，钱财都用到了打庄盖房上。遭土匪抢劫后家里就没粮吃了。父亲就将大轱辘铁车拉到当铺里当些粮食度荒。解放后，他家所在的金羊区成为土改试点区，他家被定为地主成分。1952年土改复查时，改定为富农。

1946年，8岁的李田夫开始到村学念书。老师是庄上的一位老先生，要求学生对所学文章要全部背诵，谁背不下去就要在手掌上打板子；犯了校规的学生要爬在长条板凳上，屁股要被打板子。李田夫聪慧懂事，加上勤奋好学，很少挨板子。在农村上完二年级，他就转到武威城里念书。城里良好的教育条件，为他日后成为一名卓有成效的文化人打下了坚实基础。

解放那年，他只有11岁，却有两次被抓壮丁的经历。他们弟兄俩人，哥哥李天寿比他大8岁。1948年，18岁的哥哥被派为壮丁，抓到乡公所关押起来。哥哥是全家种庄稼的主要劳力，若被抓去当兵，种地就成了大问题。父亲就花钱买通官府，将哥哥保释出来。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腐败的县政府还要捡起一块“验兵”的遮羞布晃一晃，以便遮人耳目。验兵之前，父亲反复叮嘱他：“到了堂上，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就说叫李天寿；问你多大了？你就说10岁。”验兵那天，父亲领着他到警察局，门口有两个站岗的警察，穿着黑色警服，腰里系着皮带，肩上背着长枪，李田夫有些害怕，心不由地扑通起来。到了堂上，看到坐在长条桌后面审问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干瘦老头，面相倒也和蔼，李田夫跳动的心才慢慢恢复正常，胆子也大了起来。老头问：“叫什么名字？”李田夫说：“李天寿。”又问：“多大岁数了？”答曰：“10岁。”接着又问：“你有哥哥没有？”答曰：“没有。”审问就结束了。显然，验兵和审问只是演戏而已。

第二次遭遇被抓壮丁的事发生在1949年9月15日，也就是武威解放的前一天。早饭后，隆隆的炮声从县城那边传来。李田夫家距离武（威）民（勤）公路仅二三百米，三三两两的国民党散兵或骑马或步行，往民勤方向逃窜，零星枪声不时响起。从外面跑回村子的人说，那些散兵见人就抓。家里人怕李田夫被抓走，就让他到洋芋地里躲避。他就急忙跳进洋芋地，扒开浓密的洋芋秧子，钻进两垄洋芋的中间。太阳西斜，武民公路上的散兵消失后，才回了家。

1952年7月，14岁的李田夫小学毕业，回到农村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有时光着脚丫子到已经收割的麦茬地里拾麦穗。刚开始，麦茬扎得脚掌生疼，时间一长，脚掌上长了一层老皮老肉，感觉不到疼。有时，戴顶破草帽赶着拉了石磙子的毛驴碾场。有时，用芨芨筐从打麦场上往家中背麦衣。

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日渐下滑，仅能勉强维持温饱，李田夫便产生了不再上中学的念头。当时的武威师范可以享受助学金，他就报考了。报名时，恰好遇到武威张义乡的一名考生跟他同名同姓。因此，考试时，他在卷面的姓名后面注明“金羊乡”。出榜那天，李田夫一大早跑到武威师范门口，看到自己的名字后面有一个小括号，内写“金羊乡”三字，就庆幸自己被录取了。张义乡的那位考生却落榜了。

在武威师范上学期间，除了学习，李田夫的兴趣和爱好相当广泛的，不仅爱好篮球、垒球和乒乓球，对美术、音乐也十分喜欢。二年级时，花了两元钱买了一把二胡，又从家里拿去一把笛子，能够吹拉简单的曲子。

在武威师范上学的三年里，李田夫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国内的长篇小说有《保卫延安》《暴风骤雨》《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读得津津有味。书中的一个个英雄人物，成为他学习的模范、崇拜的偶像。他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烂记于心，成为一生孜孜不倦地学习知识，追求上进的动力。对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和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李田夫追求进步，各方面表现优异，在二年级时，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年，他才16岁。

现在回想起来，武威师范的三年，对他一生的成长和进步影响巨大，也为他一生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在工作上争做强者，永不言败；在学习上永不停息，不断探索奋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武威师范初师毕业后，李田夫深知自己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短、底子薄，求知便成了工作之余的第一需要。他一边工作，一边查字典、翻词典，自学完了高中语文。在文凭与职称晋升、升“官”提拔毫无关系的三年困难时期，他饿着肚子在工作之余拿到了汉语言文学的大专文凭。他一生不会下棋、不会喝酒，一年中难得打上两三次扑克。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学习和爬格子写作。惟其如此，才在记者、作家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在新闻的疆域里纵横驰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新闻写作在李田夫的笔耕人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李田夫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是在1963年6月。当时，武威县文教局派李田夫到羊下坝小学任教导主任。11月下旬，羊下坝公社下二沟大队第一生产队举办阶级教育展览，他将展览内容及群众反映写成一篇1400多字的消息寄给《甘肃日报》。12月3日即在头版二条的位置发表。看到报纸后，他心花怒放，当即意识到新闻报道只要和当前的宣传形式紧密相连，在《甘肃日报》上发表作品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事。由此，他写稿的积极性更高了，又将回农村老家看到的听到的生产队队长一心为集体的事迹写成《“老队长”李福元》的人物通讯寄给甘报社，于1964年元月7日在三版发表。

当时，除甘报在武威的记者外，在甘报上发表稿件者凤毛麟角。他的两篇报道在上上下下产生了广泛影响，周围的人对他刮目相看。1964年3月，他被借调到县文卫系统“四清”工作队。10月，甘肃省委组织全省万名干部到张掖地区搞“四清”运动。武威县包的是民乐县的两个公社，他被分派到秘书组，专门为“四清”工作总团办的小报《社教简报》写稿。可以说，这是他从事专业新闻工作的萌芽阶段。

1967年6月，他被借调到县委宣传部搞新闻报道，多篇稿件陆续在《甘肃日报》发表。1969年5月，武威县革委会报道组成立时，他被正式调入，专业的新闻生涯由此开始。

那时李田夫对新闻事业的热爱，用“狂热”一词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为了追求新闻之新，真正做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上午采访结束，中午不休息，赶着写稿。赶在下午下班前写好，投进邮局，希望当天晚上上火车，第二天能送到报社。再过两天就在报上寻找是否刊发。遇到星期天，邮局不送报，他就到邮局门口的阅报栏里去看。过四五天，还不见报，就向报社打电话询问。由于一年四季在基层跑，采写的稿件自然都是带有泥土味的新鲜“活鱼”，所以用稿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每月在甘报刊发的稿件达五六篇，有时达八九篇。

有人说新闻是用两条腿“跑”出来的。他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上世纪七十年代，武威县城通往各公社的班车每天只有一趟，下乡坐班车很不方便。不管远近，他都是骑着那辆破旧的西门生自行车。在县委报道组工作的15年，东到腾格里沙漠边缘的长城，西到与永昌县接壤的沙城，南到与古浪县相邻的黄羊镇，北到与朱王堡相连的双城，距离武威县城都在60公里左右，骑自行车得走两个多小时。在赤日炎炎的夏天，大汗淋漓；在滴水成冰的冬天，面部冻得麻木，可他写的一篇篇报道在《甘肃日报》发表后，就把一切辛苦都忘记了。有时跟着县委领导坐小车下乡，往往是走马观花，骑着自行车独来独往，不受时间限制，往往能抓到好新闻。

这样，他写的稿件见报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且有不少稿件是报社加“按语”“编后”或“短评”发表的。他在甘肃新闻界声名鹊起。此后，李田夫有两次机会可以调到甘报社工作，但由于县委领导“不放”没有去成。经过十多年的实践，他逐步摸索出了一些新闻规律，能够较为准确地判断一篇稿件新闻价值的大小，能够分辨出什么样的新闻是一般化的，什么样的新闻是可以获奖的。他已经从“必然王国”渐入“自由王国”的佳境。这时，对于一般化的新闻他已经不感兴趣，眼睛盯的只是那些能够引起人们关注的，真正有价值的、“含金量”高的重大新闻。他在《瀚海拾绿》一书中强调：作为一名专职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关注关乎民生民意的社会新闻。

1984年4月，他被武威地委调去负责筹办《武威报》，于当年5月1日创刊，任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1991年7月，被调到金昌报社任副总编辑，分管报纸的宣传业务。1997年10月，已经过了59岁生日的他，被金昌市委任命为《金昌报》的总编辑。

他是一个要强的人，不论做什么，总想着尽可能做好。在金昌日报社期间，每每遇到重大会议、节日、庆典等，需编采人员加班时，他总是和大家一起熬夜、审定稿件、看报纸版样，生怕出现什么差错，给党报形象造成不良影响。他说：“并不是我不相信别的同志，总觉得这是总编义不容辞的职责。”

在金昌日报社工作期间，李田夫依然重视社会问题，先后采写的《“放水养鱼”的关键在“放水”——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述评》《今年瓜类市场前景如何》《引硫济金工程推迟三年竣工原因探秘》《苦涩难嚼的“牛奶糖”》《招商引资纵横谈》等稿件在《金昌日报》发表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得到了社会各界好评。甘肃省委宣传部办的《月评通报》上，称赞“《招商引资纵横谈》是甘肃地州市一级报纸中发出的一篇少见的好文章，它没有常见的空话、套话，观点鲜明，事实充分，说理透彻，值得各家报社借鉴”。年底，在全市好新闻评奖中，被评为唯一的特等奖。

在他4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发表的新闻稿件近3000篇，240多万字。新闻价值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稿件将近50篇。《人民日报》、新华社采用的稿件有15篇。另有10多篇在全省和全国好新闻评奖中获奖。1998年，李田夫被省委宣传部、省记协评为全省“十佳”新闻工作者，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这是党和政府对他一生辛劳的最高奖赏。

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但在记者之路上探索了几十年的李田夫似乎没有体会过“王”的滋味，反倒觉得这是最苦的职业之一。他说搞新闻亦有酸甜苦辣咸。在采访与写作中，尤其要采写出真正好的新闻作品，倘若没有饱尝酸甜苦辣咸等各种滋味的思想准备，是断然不行的，得常常为一篇稿件的构思立意，为选取独特的角度，为制作一个新颖别致的标题，甚至为调换一个恰如其分的词语，左思右想，坐立不安。

当有人问他：“获奖新闻和好的作品是如何写成的？”他说：“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只能说采访中深入挖掘，手脑并用，绞尽脑汁。写稿时也不轻松。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爬在孤灯下，面对采访本上密密麻麻的素材，写了划，划了又写，不停地喝茶、吸烟、搓头皮。真正的好稿和获奖作品，是一个记者理论水平、认识能力、新闻素养、文字功底等综合能力的集中展示。也只有在作品发表后，博得读者的好评，或者获奖，一种无法遏制的甜蜜才会涌上心头。”

在文学的天空里自如挥洒

前几天，跟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雪漠电话交流，谈起近些年武威作家取得的成就时，雪漠还谈起了李田夫老师，说他为武威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自己是读着《虎子敲钟》长大的。

回顾40多年的笔耕生涯，李田夫始终坚持在新闻和文学两个领域之间“两栖作战”。七十年代，他跟来自河西的作家王萌鲜、颜明东（天祝）、陈礼（酒泉）由于身材高大、壮实，而又有一定的创作实力，被甘肃文坛戏称为“四条汉子”。

但李田夫却认为自己是“稀里糊涂”坠入文学圈的。

在武威师范上学期间，在参加工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书中塑造的一个个文学形象，在他的灵魂深处落下的很深的印迹。恐怕这就是牵动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诱饵之一。

从1957年到1966年，李田夫一直坚持写日记。其动因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想记录自己思想认识的提高过程和个人成长的轨迹；二是锻炼和提高自己的书面语言表达能力；三是将写日记作为自己持之以恒的必修课，当作锤炼个人毅力的载体。当时，他给自己下了死命令，无论一天的工作多么繁忙，人多么劳累疲乏，哪怕到了深夜一两点，不写完当天的日记，不能上床休息。一路下来，竟然连续写了3600多篇日记。遗憾的是1976年的一场洪水淹了他的家，后经几次搬家，家中收藏积累的不少有用的资料和日记本遗失大半。好在夫人谭培蔚是个细心人，为他保管了经洪水浸泡、墨水变色还沾有淤泥的三本日记本。

坚持写日记使他受益匪浅，锤炼了语言功底，磨炼了意志品质，为他以后搞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功底和顽强的意志品质。譬如，在一篇日记中他写道：“宁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今后绝不打扑克，别人硬叫也不去！只要自己拼命地去干，没有干不好的事。”可见他的勤奋上进和自我约束力非同一般。

在那个特殊年代，文艺圈中只有一花独放，泱泱中国抛头露面的作家只有两三个。如同沙漠中的旅人苛求水喝一样，广大读者渴求阅读新的各种题材、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形式下，他开始“照猫画虎”学写小说。

其实，他写小说还是具备很多优势的。多年的新闻工作，长时间深入基层，使他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之中不少人的思想言行常常使他激动不已，总觉得不把他们胜于常人的好思想、好品德写成文章，展示给读者，心中就憋闷得难受。这大概就是创作的冲动吧！

1971年，武威遭遇特大干旱，他以东河公社老庄大队打井抗旱，让水浇苗的事迹为素材，写成7000多字的短篇小说《新的高峰》寄给《甘肃日报》。8月16日，“百花”副刊发表了，还配了题图、插图，用了将近一个整版。处女作就这样顺利问世。自己的喜悦心情无以言表，周围的同事对他更是高看一等。不久，甘肃人民出版社以《新的高峰》为书名，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

1972年4月，他有幸参加了省文联举办的创作学习班，写出了成名作《虎子敲钟》。作品以浓郁的生活气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读者和文学界赢得了广泛赞誉。

作家曹杰在《从大漠深处走来的作家》一文中写道：“这天晚上，他如一条黄牛半卧在床上，嘴里叼着一根火柴棍，就像反刍似的，时而独自念叨，时而沉默想着。第二天一早，田夫重新交给我一篇小说，就是那篇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儿童小说《虎子敲钟》。”可见当时的李田夫创作的状态是何等认真投入。

学习班结束后选出的作品共编了四个集子，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李田夫创作的《沙枣树下》编入小说集《山花》。《虎子敲钟》作为儿童文学集的书名出版，并请画家张学谦画了彩色插图。第二年，《虎子敲钟》被《人民中国》（日语）、《中国报道》（世界语）翻译介绍给国外读者。六七十年代，《虎子敲钟》还被甘肃、天津、新疆等省区选入小学语文课本。

从此他一发不可收。在以后的十年内，创作并发表《“土匪”的儿子》《女场主和她的雇工》《迎富他爹》《大漠恩怨》等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20多篇。

1994年，省文联副主席汪玉良组织了一次连环画创作学习班，由李田夫写脚本，曾在动画电影制片厂工作过的一位美术家绘画，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名连环画，成了当时的少年儿童喜爱的读物之一。

从197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到1995年，他先后创作发表小说28篇，其中2万字以上的中篇4部，计35万字；发表报告文学50篇，60多万字；发表散文、游记42篇，12万多字；发表文艺时评、人物特写、故事、传说13篇，剧本2个，6万多字。有10篇文学作品获省市级征文大赛及“五个一”工程奖。出版报告文学集《九个太阳》《大漠听惊雷》《李田夫中短篇小说集》《瀚海拾绿》等4部。参与撰写或由自己一人单独撰写、编辑出版的图书有《三个老汉闯九州》《自强之路》《春花秋月》等6部。

著名作家唐达天在《“麦田”的守望者》一文中指出：“无论他的小说还是报告文学，都存在一种很深刻的道德批判和哲学思考，对假恶丑的东西毫不犹豫地予以揭露和批判，对真善美的东西却不遗余力地加以歌颂和赞扬。”

除了创作文学作品，李田夫更是在文学领域诲人不倦地培养提拔新人，为武威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主要是指他在武威地区文联负责文学刊物《红柳》短短4年当中发生的事情。

《红柳》创刊于1979年，起初为内部刊物，从1981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行。1982年之前为季刊，1983年起改为双月刊。当时在武威地区工作，后来在全省全国文坛上声名显赫的作家张弛、雪漠、闫强国、唐达天等人的处女作或早期作品，都是在《红柳》上发表的。后来成为文坛宿将的李民发、师永刚、柏原等人的早期作品，也是在《红柳》发表的。由于《红柳》鲜明的地域特色，又有一定的质量，在全省全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由1982年的3000多份达到1983年的7000多份。1981年到1983年，《红柳》编辑部举办了两期创作学习班，集中本地的作者撰写修改稿件；在武威县文化馆举办文学创作讲习班，参加听讲者100多人。这一切，都为繁荣武威地区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在2000年10月退休后，李田夫仍然撰写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新闻稿件和报告文学。阅读写作真正成为他一生的所爱和“伴侣”。可以说达到了生命不止、写作不止的境界，生动地诠释了“活到老学到老”的人之精神。

文/ 图 记者 翟雄

来源：金昌日报微信公众号

编辑：焦多谦 滕先亮

责编：张积杰

总编：王满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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