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李田夫，男，1938年5月2日生於甘肅武威，金昌日報社原總編輯，高級記者，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七十年代享譽甘肅文壇的“四條漢子”之一。短篇小說《虎子敲鐘》被翻譯成日語、世界語介紹給國外讀者，曾經被甘肅、天津、新疆等省區選入小學語文課本。出版有報告文學集《九個太陽》《大漠聽驚雷》《三個老漢闖九州》；《李田夫中短篇小說選》；新聞寫作專著《瀚海拾綠》；紀實、散文集《春花秋月》等6部作品。

“作爲記者，不要把寫新聞僅僅看作是一個飯碗。要有遠大志向，要熱愛這個事業。只有熱愛，才能全身心投入，才能寫出好作品！”近日，在給金昌日報社全體編採人員做的講座上，82歲的李田夫精神矍鑠，神采奕奕地說道，“記者還可以拓寬寫作領域，也應學寫一點散文、小說等其他文體，讓自己的寫作道路五彩斑斕。”

在他40多年的筆耕人生中，不僅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實踐的。

從1963年12月第一篇新聞稿件在《甘肅日報》頭版發表，至今已過去了57年。從業餘新聞寫作到專業新聞寫作，又從新聞寫作到文學創作，李田夫始終堅持在新聞和文學兩個領域之間“兩棲作戰”，筆耕不輟，既有“三更燈火五更雞”的艱辛，又有作品見諸報刊、出版發行、獲獎後的欣慰與喜悅。

在他退休後，有人說他功成名就，他自己卻覺得名不副實。但令他聊以自慰的是，當他回首往事時，實現了年輕時立下的誓言：沒有“因碌碌無爲而羞恥”，也沒有“因虛度年華而悔恨”！

苦難的經歷鑄就堅毅人格

1938年農曆四月初三，天擦黑，一個屬虎的男嬰，在距武威縣城11公里的羊下壩五溝村，一座新築的莊院裏降生。一家人盼望他在新莊院的庇佑下平安長大，就起了乳名新莊保。後來上學時，按“天”字號排行，叫李天福。1972年，他發表成名作《虎子敲鐘》時，用了“李田夫”的筆名。此次，索性就用“李田夫”爲名。

這座新築的莊院高大宏偉，在當時當地數一數二，但並沒有庇佑李家，反而招來了災禍。

在他一歲多時，十幾個土匪帶着長槍短槍，抬着從石羊河灣裏砍下的三丈多高的楊樹，綁紮上橫檔作爲雲梯，在天黑之前攻進了他家。他被母親用破舊衣服裹住，丟在廁所的拐角處，才逃過一劫。

那時，他家的狀況已是外強中乾，錢財都用到了打莊蓋房上。遭土匪搶劫後家裏就沒糧喫了。父親就將大軲轆鐵車拉到當鋪裏當些糧食度荒。解放後，他家所在的金羊區成爲土改試點區，他家被定爲地主成分。1952年土改複查時，改定爲富農。

1946年，8歲的李田夫開始到村學唸書。老師是莊上的一位老先生，要求學生對所學文章要全部背誦，誰背不下去就要在手掌上打板子；犯了校規的學生要爬在長條板凳上，屁股要被打板子。李田夫聰慧懂事，加上勤奮好學，很少挨板子。在農村上完二年級，他就轉到武威城裏唸書。城裏良好的教育條件，爲他日後成爲一名卓有成效的文化人打下了堅實基礎。

解放那年，他只有11歲，卻有兩次被抓壯丁的經歷。他們弟兄倆人，哥哥李天壽比他大8歲。1948年，18歲的哥哥被派爲壯丁，抓到鄉公所關押起來。哥哥是全家種莊稼的主要勞力，若被抓去當兵，種地就成了大問題。父親就花錢買通官府，將哥哥保釋出來。但事情並未就此結束。腐敗的縣政府還要撿起一塊“驗兵”的遮羞布晃一晃，以便遮人耳目。驗兵之前，父親反覆叮囑他：“到了堂上，問你叫什麼名字？你就說叫李天壽；問你多大了？你就說10歲。”驗兵那天，父親領着他到警察局，門口有兩個站崗的警察，穿着黑色警服，腰裏繫着皮帶，肩上揹着長槍，李田夫有些害怕，心不由地撲通起來。到了堂上，看到坐在長條桌後面審問的是一個戴着眼鏡的乾瘦老頭，面相倒也和藹，李田夫跳動的心才慢慢恢復正常，膽子也大了起來。老頭問：“叫什麼名字？”李田夫說：“李天壽。”又問：“多大歲數了？”答曰：“10歲。”接着又問：“你有哥哥沒有？”答曰：“沒有。”審問就結束了。顯然，驗兵和審問只是演戲而已。

第二次遭遇被抓壯丁的事發生在1949年9月15日，也就是武威解放的前一天。早飯後，隆隆的炮聲從縣城那邊傳來。李田夫家距離武（威）民（勤）公路僅二三百米，三三兩兩的國民黨散兵或騎馬或步行，往民勤方向逃竄，零星槍聲不時響起。從外面跑回村子的人說，那些散兵見人就抓。家裏人怕李田夫被抓走，就讓他到洋芋地裏躲避。他就急忙跳進洋芋地，扒開濃密的洋芋秧子，鑽進兩壟洋芋的中間。太陽西斜，武民公路上的散兵消失後，纔回了家。

1952年7月，14歲的李田夫小學畢業，回到農村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有時光着腳丫子到已經收割的麥茬地裏拾麥穗。剛開始，麥茬扎得腳掌生疼，時間一長，腳掌上長了一層老皮老肉，感覺不到疼。有時，戴頂破草帽趕着拉了石磙子的毛驢碾場。有時，用芨芨筐從打麥場上往家中背麥衣。

由於家庭經濟狀況日漸下滑，僅能勉強維持溫飽，李田夫便產生了不再上中學的念頭。當時的武威師範可以享受助學金，他就報考了。報名時，恰好遇到武威張義鄉的一名考生跟他同名同姓。因此，考試時，他在卷面的姓名後面註明“金羊鄉”。出榜那天，李田夫一大早跑到武威師範門口，看到自己的名字後面有一個小括號，內寫“金羊鄉”三字，就慶幸自己被錄取了。張義鄉的那位考生卻落榜了。

在武威師範上學期間，除了學習，李田夫的興趣和愛好相當廣泛的，不僅愛好籃球、壘球和乒乓球，對美術、音樂也十分喜歡。二年級時，花了兩元錢買了一把二胡，又從家裏拿去一把笛子，能夠吹拉簡單的曲子。

在武威師範上學的三年裏，李田夫利用業餘時間閱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國內的長篇小說有《保衛延安》《暴風驟雨》《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蘇聯小說《青年近衛軍》《靜靜的頓河》《毀滅》《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讀得津津有味。書中的一個個英雄人物，成爲他學習的模範、崇拜的偶像。他把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該是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時，不會因爲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爲碌碌無爲而羞恥。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爲人類的解放而鬥爭”作爲自己的座右銘，爛記於心，成爲一生孜孜不倦地學習知識，追求上進的動力。對他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塑造和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於李田夫追求進步，各方面表現優異，在二年級時，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那年，他才16歲。

現在回想起來，武威師範的三年，對他一生的成長和進步影響巨大，也爲他一生追求真善美，反對假惡醜；在工作上爭做強者，永不言敗；在學習上永不停息，不斷探索奮進，奠定了堅實基礎。

武威師範初師畢業後，李田夫深知自己接受正規教育的時間短、底子薄，求知便成了工作之餘的第一需要。他一邊工作，一邊查字典、翻詞典，自學完了高中語文。在文憑與職稱晉升、升“官”提拔毫無關係的三年困難時期，他餓着肚子在工作之餘拿到了漢語言文學的大專文憑。他一生不會下棋、不會喝酒，一年中難得打上兩三次撲克。幾乎所有的業餘時間，都用來讀書學習和爬格子寫作。惟其如此，纔在記者、作家之路上一步一個腳印地前行。

在新聞的疆域裏縱橫馳騁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新聞寫作在李田夫的筆耕人生中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

李田夫寫的第一篇新聞報道，是在1963年6月。當時，武威縣文教局派李田夫到羊下壩小學任教導主任。11月下旬，羊下壩公社下二溝大隊第一生產隊舉辦階級教育展覽，他將展覽內容及羣衆反映寫成一篇1400多字的消息寄給《甘肅日報》。12月3日即在頭版二條的位置發表。看到報紙後，他心花怒放，當即意識到新聞報道只要和當前的宣傳形式緊密相連，在《甘肅日報》上發表作品並不是高不可攀的事。由此，他寫稿的積極性更高了，又將回農村老家看到的聽到的生產隊隊長一心爲集體的事蹟寫成《“老隊長”李福元》的人物通訊寄給甘報社，於1964年元月7日在三版發表。

當時，除甘報在武威的記者外，在甘報上發表稿件者鳳毛麟角。他的兩篇報道在上上下下產生了廣泛影響，周圍的人對他刮目相看。1964年3月，他被借調到縣文衛系統“四清”工作隊。10月，甘肅省委組織全省萬名幹部到張掖地區搞“四清”運動。武威縣包的是民樂縣的兩個公社，他被分派到祕書組，專門爲“四清”工作總團辦的小報《社教簡報》寫稿。可以說，這是他從事專業新聞工作的萌芽階段。

1967年6月，他被借調到縣委宣傳部搞新聞報道，多篇稿件陸續在《甘肅日報》發表。1969年5月，武威縣革委會報道組成立時，他被正式調入，專業的新聞生涯由此開始。

那時李田夫對新聞事業的熱愛，用“狂熱”一詞形容一點也不過分。爲了追求新聞之新，真正做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上午採訪結束，中午不休息，趕着寫稿。趕在下午下班前寫好，投進郵局，希望當天晚上上火車，第二天能送到報社。再過兩天就在報上尋找是否刊發。遇到星期天，郵局不送報，他就到郵局門口的閱報欄裏去看。過四五天，還不見報，就向報社打電話詢問。由於一年四季在基層跑，採寫的稿件自然都是帶有泥土味的新鮮“活魚”，所以用稿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每月在甘報刊發的稿件達五六篇，有時達八九篇。

有人說新聞是用兩條腿“跑”出來的。他覺得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上世紀七十年代，武威縣城通往各公社的班車每天只有一趟，下鄉坐班車很不方便。不管遠近，他都是騎着那輛破舊的西門生自行車。在縣委報道組工作的15年，東到騰格裏沙漠邊緣的長城，西到與永昌縣接壤的沙城，南到與古浪縣相鄰的黃羊鎮，北到與朱王堡相連的雙城，距離武威縣城都在60公里左右，騎自行車得走兩個多小時。在赤日炎炎的夏天，大汗淋漓；在滴水成冰的冬天，面部凍得麻木，可他寫的一篇篇報道在《甘肅日報》發表後，就把一切辛苦都忘記了。有時跟着縣委領導坐小車下鄉，往往是走馬觀花，騎着自行車獨來獨往，不受時間限制，往往能抓到好新聞。

這樣，他寫的稿件見報率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且有不少稿件是報社加“按語”“編後”或“短評”發表的。他在甘肅新聞界聲名鵲起。此後，李田夫有兩次機會可以調到甘報社工作，但由於縣委領導“不放”沒有去成。經過十多年的實踐，他逐步摸索出了一些新聞規律，能夠較爲準確地判斷一篇稿件新聞價值的大小，能夠分辨出什麼樣的新聞是一般化的，什麼樣的新聞是可以獲獎的。他已經從“必然王國”漸入“自由王國”的佳境。這時，對於一般化的新聞他已經不感興趣，眼睛盯的只是那些能夠引起人們關注的，真正有價值的、“含金量”高的重大新聞。他在《瀚海拾綠》一書中強調：作爲一名專職新聞工作者，一定要關注關乎民生民意的社會新聞。

1984年4月，他被武威地委調去負責籌辦《武威報》，於當年5月1日創刊，任主持工作的副總編輯。1991年7月，被調到金昌報社任副總編輯，分管報紙的宣傳業務。1997年10月，已經過了59歲生日的他，被金昌市委任命爲《金昌報》的總編輯。

他是一個要強的人，不論做什麼，總想着儘可能做好。在金昌日報社期間，每每遇到重大會議、節日、慶典等，需編採人員加班時，他總是和大家一起熬夜、審定稿件、看報紙版樣，生怕出現什麼差錯，給黨報形象造成不良影響。他說：“並不是我不相信別的同志，總覺得這是總編義不容辭的職責。”

在金昌日報社工作期間，李田夫依然重視社會問題，先後採寫的《“放水養魚”的關鍵在“放水”——關於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述評》《今年瓜類市場前景如何》《引硫濟金工程推遲三年竣工原因探祕》《苦澀難嚼的“牛奶糖”》《招商引資縱橫談》等稿件在《金昌日報》發表後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得到了社會各界好評。甘肅省委宣傳部辦的《月評通報》上，稱讚“《招商引資縱橫談》是甘肅地州市一級報紙中發出的一篇少見的好文章，它沒有常見的空話、套話，觀點鮮明，事實充分，說理透徹，值得各家報社借鑑”。年底，在全市好新聞評獎中，被評爲唯一的特等獎。

在他40多年的新聞生涯中，發表的新聞稿件近3000篇，240多萬字。新聞價值大、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稿件將近50篇。《人民日報》、新華社採用的稿件有15篇。另有10多篇在全省和全國好新聞評獎中獲獎。1998年，李田夫被省委宣傳部、省記協評爲全省“十佳”新聞工作者，被國務院批准爲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這是黨和政府對他一生辛勞的最高獎賞。

有人說記者是無冕之王。但在記者之路上探索了幾十年的李田夫似乎沒有體會過“王”的滋味，反倒覺得這是最苦的職業之一。他說搞新聞亦有酸甜苦辣鹹。在採訪與寫作中，尤其要採寫出真正好的新聞作品，倘若沒有飽嘗酸甜苦辣鹹等各種滋味的思想準備，是斷然不行的，得常常爲一篇稿件的構思立意，爲選取獨特的角度，爲製作一個新穎別緻的標題，甚至爲調換一個恰如其分的詞語，左思右想，坐立不安。

當有人問他：“獲獎新聞和好的作品是如何寫成的？”他說：“很難用一句話概括，只能說採訪中深入挖掘，手腦並用，絞盡腦汁。寫稿時也不輕鬆。常常在夜深人靜時，爬在孤燈下，面對採訪本上密密麻麻的素材，寫了劃，劃了又寫，不停地喝茶、吸菸、搓頭皮。真正的好稿和獲獎作品，是一個記者理論水平、認識能力、新聞素養、文字功底等綜合能力的集中展示。也只有在作品發表後，博得讀者的好評，或者獲獎，一種無法遏制的甜蜜纔會湧上心頭。”

在文學的天空裏自如揮灑

前幾天，跟甘肅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雪漠電話交流，談起近些年武威作家取得的成就時，雪漠還談起了李田夫老師，說他爲武威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自己是讀着《虎子敲鐘》長大的。

回顧40多年的筆耕生涯，李田夫始終堅持在新聞和文學兩個領域之間“兩棲作戰”。七十年代，他跟來自河西的作家王萌鮮、顏明東（天祝）、陳禮（酒泉）由於身材高大、壯實，而又有一定的創作實力，被甘肅文壇戲稱爲“四條漢子”。

但李田夫卻認爲自己是“稀裏糊塗”墜入文學圈的。

在武威師範上學期間，在參加工作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如飢似渴地閱讀了大量的中國和蘇聯的文學作品。書中塑造的一個個文學形象，在他的靈魂深處落下的很深的印跡。恐怕這就是牽動他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誘餌之一。

從1957年到1966年，李田夫一直堅持寫日記。其動因出於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想記錄自己思想認識的提高過程和個人成長的軌跡；二是鍛鍊和提高自己的書面語言表達能力；三是將寫日記作爲自己持之以恆的必修課，當作錘鍊個人毅力的載體。當時，他給自己下了死命令，無論一天的工作多麼繁忙，人多麼勞累疲乏，哪怕到了深夜一兩點，不寫完當天的日記，不能上牀休息。一路下來，竟然連續寫了3600多篇日記。遺憾的是1976年的一場洪水淹了他的家，後經幾次搬家，家中收藏積累的不少有用的資料和日記本遺失大半。好在夫人譚培蔚是個細心人，爲他保管了經洪水浸泡、墨水變色還沾有淤泥的三本日記本。

堅持寫日記使他受益匪淺，錘鍊了語言功底，磨鍊了意志品質，爲他以後搞文學創作奠定了堅實的語言功底和頑強的意志品質。譬如，在一篇日記中他寫道：“寧可少活十年，不願落後一天……今後絕不打撲克，別人硬叫也不去！只要自己拼命地去幹，沒有幹不好的事。”可見他的勤奮上進和自我約束力非同一般。

在那個特殊年代，文藝圈中只有一花獨放，泱泱中國拋頭露面的作家只有兩三個。如同沙漠中的旅人苛求水喝一樣，廣大讀者渴求閱讀新的各種題材、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在這樣的形式下，他開始“照貓畫虎”學寫小說。

其實，他寫小說還是具備很多優勢的。多年的新聞工作，長時間深入基層，使他有機會接觸各種各樣的人。他們之中不少人的思想言行常常使他激動不已，總覺得不把他們勝於常人的好思想、好品德寫成文章，展示給讀者，心中就憋悶得難受。這大概就是創作的衝動吧！

1971年，武威遭遇特大幹旱，他以東河公社老莊大隊打井抗旱，讓水澆苗的事蹟爲素材，寫成7000多字的短篇小說《新的高峯》寄給《甘肅日報》。8月16日，“百花”副刊發表了，還配了題圖、插圖，用了將近一個整版。處女作就這樣順利問世。自己的喜悅心情無以言表，周圍的同事對他更是高看一等。不久，甘肅人民出版社以《新的高峯》爲書名，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說集。

1972年4月，他有幸參加了省文聯舉辦的創作學習班，寫出了成名作《虎子敲鐘》。作品以濃郁的生活氣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讀者和文學界贏得了廣泛讚譽。

作家曹傑在《從大漠深處走來的作家》一文中寫道：“這天晚上，他如一條黃牛半臥在牀上，嘴裏叼着一根火柴棍，就像反芻似的，時而獨自唸叨，時而沉默想着。第二天一早，田夫重新交給我一篇小說，就是那篇後來引起軒然大波的兒童小說《虎子敲鐘》。”可見當時的李田夫創作的狀態是何等認真投入。

學習班結束後選出的作品共編了四個集子，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李田夫創作的《沙棗樹下》編入小說集《山花》。《虎子敲鐘》作爲兒童文學集的書名出版，並請畫家張學謙畫了彩色插圖。第二年，《虎子敲鐘》被《人民中國》（日語）、《中國報道》（世界語）翻譯介紹給國外讀者。六七十年代，《虎子敲鐘》還被甘肅、天津、新疆等省區選入小學語文課本。

從此他一發不可收。在以後的十年內，創作並發表《“土匪”的兒子》《女場主和她的僱工》《迎富他爹》《大漠恩怨》等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20多篇。

1994年，省文聯副主席汪玉良組織了一次連環畫創作學習班，由李田夫寫腳本，曾在動畫電影製片廠工作過的一位美術家繪畫，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名連環畫，成了當時的少年兒童喜愛的讀物之一。

從1971年發表第一篇小說起，到1995年，他先後創作發表小說28篇，其中2萬字以上的中篇4部，計35萬字；發表報告文學50篇，60多萬字；發表散文、遊記42篇，12萬多字；發表文藝時評、人物特寫、故事、傳說13篇，劇本2個，6萬多字。有10篇文學作品獲省市級徵文大賽及“五個一”工程獎。出版報告文學集《九個太陽》《大漠聽驚雷》《李田夫中短篇小說集》《瀚海拾綠》等4部。參與撰寫或由自己一人單獨撰寫、編輯出版的圖書有《三個老漢闖九州》《自強之路》《春花秋月》等6部。

著名作家唐達天在《“麥田”的守望者》一文中指出：“無論他的小說還是報告文學，都存在一種很深刻的道德批判和哲學思考，對假惡醜的東西毫不猶豫地予以揭露和批判，對真善美的東西卻不遺餘力地加以歌頌和讚揚。”

除了創作文學作品，李田夫更是在文學領域誨人不倦地培養提拔新人，爲武威文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主要是指他在武威地區文聯負責文學刊物《紅柳》短短4年當中發生的事情。

《紅柳》創刊於1979年，起初爲內部刊物，從1981年起在全國範圍內公開發行。1982年之前爲季刊，1983年起改爲雙月刊。當時在武威地區工作，後來在全省全國文壇上聲名顯赫的作家張弛、雪漠、閆強國、唐達天等人的處女作或早期作品，都是在《紅柳》上發表的。後來成爲文壇宿將的李民發、師永剛、柏原等人的早期作品，也是在《紅柳》發表的。由於《紅柳》鮮明的地域特色，又有一定的質量，在全省全國的影響日益擴大，發行量由1982年的3000多份達到1983年的7000多份。1981年到1983年，《紅柳》編輯部舉辦了兩期創作學習班，集中本地的作者撰寫修改稿件；在武威縣文化館舉辦文學創作講習班，參加聽講者100多人。這一切，都爲繁榮武威地區的文學創作起到了鳴鑼開道的作用。

在2000年10月退休後，李田夫仍然撰寫了一大批有影響的新聞稿件和報告文學。閱讀寫作真正成爲他一生的所愛和“伴侶”。可以說達到了生命不止、寫作不止的境界，生動地詮釋了“活到老學到老”的人之精神。

文/ 圖 記者 翟雄

來源：金昌日報微信公衆號

編輯：焦多謙 滕先亮

責編：張積傑

總編：王滿玉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