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歷史，無論古今中外，對榜樣人物、模範人物的無尚崇敬、傾心仰慕和矢志追隨，幾乎是人類的共同文化行爲。二千多年前的司馬遷，便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來致敬孔子。短短十六個字，可謂道盡了他對孔子的無限敬仰以及矢志追隨的初心。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王東教授認爲，在前波後浪的追星隊伍中，歷史學家不僅積極熱衷，還是最會追星、並在追星過程中自覺完成文化承傳與創造的一族。今天，我們帶你瞭解太史公司馬遷的“追星”往事。

歷史學家是古代最會“追星”的一族

時移勢易，不同時代、不同社會、不同羣體，乃至不同個人，對“星”的定義也不盡相同，“追”的方式更是千差萬別，所產生的社會文化結果也就各不相同。在前波後浪的追星隊伍中，歷史學家不僅是其中的積極“預流”者，還是最會追星、並在追星過程中自覺完成文化承傳與創造的一族。這與他們職業的特殊性有關。

越是在古代，人們的生活空間、交往範圍、獲得信息的途徑、看待世界的視野，越是受到各種限制。一般社會大衆除了親屬、鄰里和朋友以及周遭的事物外，對外面世界往往知之甚少，與“星”結緣的機會也就非常有限。而歷史學家以研究人類過往爲職業，憑藉經驗與技能，可穿越時空，與歷史上的各色人等進行“對話”，並發現那些堪稱自己和世人榜樣或模範的人物，狀寫他們的生平，歌頌他們的事功，表彰他們的道德文章，在精神上與他們同悲共喜。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將歷史學家的這種職業稟賦概括爲“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正是由於有“神交萬古”和“窮覽千載”的技藝，使他們擁有“由今入古”的慧眼，能穿越時光，與前賢往哲同此涼熱。

此外，“述往事，思來者”的文化使命和責任擔當，又使得他們經由“追星”的各種智性活動建立起一座座文化史上的豐碑。本文通過掇拾漢代史學家司馬遷的“追星”往事，可以看看他是如何“追星”、並在“追星之旅”中完成偉大的文化創造，從而成就其“中國歷史學之父”的美譽。

太史令司馬遷的“追星之旅”

司馬遷出身於史學世家，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時的史官，當時叫“太史令”。太史令的職責範圍很廣，除了制定曆法、負責祭祀禮儀、保存政府文書檔案外，論載天下之史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漢武帝元豐元年（前110），朝廷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司馬談因病無法參加，遂鬱鬱而終。去世前，他拉着司馬遷的手說：“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餘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他還由家世說到史官的責任：“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父親的臨終遺言向司馬遷傳遞着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作爲史官完成父親“所欲論著”的神聖職責，絕不能讓“天下之史文”廢滅。司馬遷告訴父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後，先是用幾年時間完成“太初曆”的修訂工作，之後便全神貫注於父親託付的事業——完成《史記》。然而此時，一場飛來橫禍把他拋入人生谷底。原來，就在他擔任太史令不久，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兵攻打匈奴，同時派名將李廣的孫子李陵作爲殿軍。李陵求勝心切，多次主動請纓，重創匈奴，後因寡不敵衆，戰敗而降。司馬遷和李陵同在朝中，平時比較熟悉。他說：“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

基於對李陵的瞭解，他仗義執言，認爲李陵“有國士之風”，想爲李陵開脫。出乎他意料的是，這幾句話嚴重觸犯了武帝。在武帝看來，爲李陵開脫就是爲了低貶李廣利，而李廣利的妹妹正是武帝十分寵愛的李夫人。一怒之下，武帝便以“誣罔主上”的罪名把司馬遷“幽於縲世之中”，並判死刑。

根據當時的法律，判死刑的人如能繳納五十萬錢的贖金就可免於一死。司馬遷“財賂不足以自贖”，而以前“左右親近”之人見他身處絕境也唯恐避之不及，讓他感受到了世態的炎涼。以贖金免死的路被堵住了，剩下一條活路就是接受腐刑。對司馬遷來說，這實在是奇恥大辱。在生死、榮辱的反覆糾纏與交戰中，他終於認識到：“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想到父親臨終前的殷殷囑託，想到自己作爲史官而使“天下史文廢絕”的嚴重後果，如果一死了之，那豈不是“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

於是，他“受宮刑，下蠶室”。酷刑不僅給身體帶來永久創傷，更讓人格受到嚴重屈辱，精神也受到無情摧殘。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宮刑之後，他“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然而，就在他於神情恍惚中打開史冊時，他彷彿看到了在歷史長空中的一位位前賢往哲，向他述說着悠久的文明歷程，傳遞着生生不息、剛健自強的生命真諦，分享着歷史長河的波瀾壯闊與千迴百轉。不知不覺中，許多前賢往哲在飽受磨難、九死一生中創造出一個又一個歷史文化奇蹟的形象在他的腦際越發清晰和高大起來。

正如他後來所總結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在這些古聖先賢歷經坎坷而又百折不撓的“發憤”精神鼓舞下，在他們燃膏焚脂、嘔心瀝血而書就的中國文化中偉大“元典”的榜樣激勵下，司馬遷把個人生死、榮辱拋到九霄雲外，高揚“述往事，思來者”的理想之帆，踏着“賢聖發憤”的生命逆旅，以自己的血和淚續寫《史記》。

書成之際，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字裏行間，一種在精神上與古聖先賢同生共死、雖萬被戮而無怨無悔的盎然快意躍然紙上。

如果說西伯、孔子和屈原這些中國文化史上一顆顆光照千古的明星重新點亮了司馬遷的生命，使他走出巨大肉體傷痛和精神折磨，擔負“述往事，思來者”的著述使命；那麼，他和着血與淚完成的《史記》則把他的這場“追星之旅”昇華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一全新的思想高度。正如他所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歷史長河大浪淘沙，只有那些“倜儻非常之人”——爲歷史做出過貢獻的人，才能成爲後世的榜樣，被後人稱頌。

爲了讓那些爲自己所追慕的古聖先賢長存於青史，爲了讓那些“倜儻非常之人”的道德、事功和文章永遠爲後世所垂範，司馬遷在《史記》中別出心裁地以“紀傳”這種全新的著作方式狀寫自三皇五帝直至他生活時代的各種人物。在說明“列傳”的寫作緣起時，他特別強調：“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也即只有那些“扶義俶儻”、爲歷史做出過貢獻的人，纔有資格進入“列傳”。經過他的描摹和刻畫，這些“扶義俶儻”的人物，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不僅參與了歷史的創造，形象也豐贍而飽滿。

《史記》中的這些人物穿插着不同時期的典章制度，輔以重大歷史轉折關頭的年表和月表，共同構成了一幅包舉古今、窮極天人的通史畫卷。宋人鄭樵評論《史記》：“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史記》不僅開創了紀傳體史學的著作先河，且因其“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非凡創造力成爲中國史學史上一座不朽的豐碑。如果說那些爲司馬遷所崇敬、仰慕和追隨的前賢往哲、“倜儻非常”“不令己失時”之人，因爲《史記》而名垂青史、光照後世，那麼，司馬遷本人也因爲在“追星之旅”中完成了偉大的文化創造而與日月同輝。

司馬遷“追星之旅”爲何令人敬佩？

其一，太史公司馬遷所崇敬和追慕的那些泰山北斗都是已消逝在歷史長河中的古人。近者相隔數十上百年，遠者相隔數百上千年。因此，司馬遷在追慕他們的時候，只能透過文獻、遺物或者民間的口傳材料等間接的途徑。爲了打破時空隔絕所形成的障礙，司馬遷忍受着肉體和心靈的創痛，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讀遍“石室金匱之書”，爲前賢立碑傳，爲來者樹風範。除了廢寢忘食地閱讀，從浩如煙海的文獻中梳理古人的生平事蹟外，他還踏訪那些“倜儻非常之人”的足跡、遺物、民間關於他們的傳說等來彌補文獻的不足，儘可能完整地再現他們的一生。例如，爲了詳細地寫出大禹治水的事蹟，他就曾“上會稽，探禹穴”。爲了寫出孔子的一生，他一方面“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另一方面則“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沒有這番歷經磨難而又癡心不改的功夫，司馬遷不可能成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美譽。 

其二，由於特殊身世和慘痛的人生經歷，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裁量有其特別的尺度。只有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之人，才能成爲他所景仰、追慕的對象。然而，司馬遷也認識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自己所追慕的那些前賢往哲固然是歷史天空的璀璨明星，但並不意味着他們就是歷史的全部。歷史長河是由一個個鮮活的、積極有爲的生命才能洶湧向前的。故而，在五十餘萬言的《史記》中，既有秦皇漢武，又有先秦諸子；既有王侯將相，又有刺客、滑稽者流；既有商賈貨殖，又有卜者和布衣。他的《史記》是熠熠生輝的名人堂，也是一曲蕩氣迴腸的英雄譜，與之交相輝映的，還有一個個連名字也沒有留下的歷史參與者、普通的社會大衆。

其三，司馬遷雖然崇敬、景仰和追慕那些“倜儻非常之人”，但作爲歷史學家，“直筆”是他寫作《史記》的基本原則。因此，他通過史筆活現他心目中的泰山北斗時，總是不虛美、不隱惡，據事直書，力求真實。“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無疑是司馬遷心目中“不令己失時者”的英雄。

在《史記》中，司馬遷不僅以“本紀”這種專記帝王的特殊形式來敘述他的生平，還以豐富的細節來描述他的豪情壯志、英雄氣概和能征善戰。在《項羽本紀》的結尾，他評價說：“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一詠三嘆中，不僅寫出了對項羽的敬佩，還對其英雄末路寄予了無限的同情。

然而，在他的筆下，項羽嗜殺殘暴、剛愎自用、喜怒無常的性格以及行事，也都一樁樁一件件地寫下。所謂“愛而知其醜”，司馬遷正是本着這種不虛美、不隱惡的“直筆”精神，使得《史記》在問世之初就被譽爲“實錄”。對一位歷史學家來說，其著作能被稱爲“實錄”，自然是無尚的榮耀。

（作者爲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導王東。原文選自《人民論壇》雜誌2022年7月(下)，本文略有刪減）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編輯：朱陽夏    責編：陳泰湧    審覈：馮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