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沙发科学

有关跨性别现象的讨论在今年愈演愈烈。自19年年底开始,《哈利·波特》系列作者J。 K。 罗琳便因涉嫌发表反跨性别言论而陷入争议;今年6月,CALVIN KLEIN推出了一系列酷儿模特,其中,跨性别黑人大码模特Jari Jones也在国内外互联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久前,一起当当网员工在变性后遭解雇的劳动纠纷更是又一次引爆了这个敏感的社会议题。

跨性别人士其实是一个雨伞术语:它用来指称那些心理性别(性别认同)与出生时的指定性别相反的人,也包括不完全符合传统定义的男性或女性的人们。一项全球性调查的结果显示,世界上有0.3%~0.6%的人认为自己是跨性别者,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不敢承认自己是跨性别者的人。另一项由Human Rights Campaign发起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样本中,有高达35%的受访人表示自己的交际圈中存在跨性别者,其中,认识两个及以上跨性别者的受访人占多数。

为什么我们需要性别?我们乐于谈论它,却很少思考它的本质是什么。目前被普遍接受的一种解释是,有性繁殖能够通过基因重组而维持一种多样性,以保证个体能够适应险象环生又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然而,非男即女的二元性别划分似乎并不是一个恒常的真理。

让我们来看看蓝头濑鱼。这种生活在加勒比海域的珊瑚礁中的小鱼过的是群体生活,在每个鱼群中通常只有一条雄性蓝头濑鱼,它支配着这个由众多雌性鱼组成的鱼群的行动。蓝头濑鱼有三种性别:雌性、雄性以及一种可以实现雌雄转化的性别。当这个群体失去了唯一的雄性蓝头濑鱼,最大的那只雌性蓝头濑鱼就会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发育出能够产生精子的精巢,最终成为雄性。

实际上,雌雄同体(hermaphrodite)现象在自然界非常普遍,蚯蚓、藤壶、蛞蝓、海兔等等都是雌雄同体动物。甚至有科学家猜测,与雌雄异体相比,雌雄同体或许才是一种常态。

这种现象自然也免不了会发生在人类身上。1956年的夏天,凯瑟琳·沙利文在新泽西的西哈得孙医院生下了一名婴儿。医生用扩张钳把婴儿从产道中拉出来后,往新生儿的两腿之间看了看,随即陷入了沉默。这个孩子的阴茎很小,阴囊发育怪异(里面空荡荡的,没有正常男孩的性器官);他的尿是从阴茎底部流出的,就像女孩一样。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沙利文夫妇的担心也与日俱增——他能够融入其他人的圈子吗?其他孩子们会取笑他吗?

沙利文夫妇最终带着小布莱恩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三周后,医生告诉沙利文夫妇,他在布莱恩的腹腔内看到了子宫、阴道和卵巢,布莱恩的阴茎也不是真的,它其实是过大的阴蒂。

医生做出决断:布莱恩其实是一个女孩。

性别发育的机制非常复杂,有无数个基因信号等待着被激活,还有许多激素需要在准确的时间以精确的剂量被释放。在性别分化完成之前,人类胚胎的发育在最初的几周内是以同样方式进行的,直到相关激素开始发挥作用,使一个无性别的胎儿逐渐发育出特定的性腺——睾丸和卵巢,以及随后成型的内部附属器官与外部生殖器。

也正是由于女性和男性的生殖系统都是由胚胎中的相同部分发育而来,我们很容易便能发现男女生殖系统中许多部分都有着对应的同源基因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生命的开始,我们原本都是雌雄同体。

值得注意的是,总有许多无法预测的因素阻碍着性别的分化,譬如性染色体在配对时出现了异常,或激素未能顺利介入。因此我们会看到,在雌雄同体和雌雄异体之间,还存在着大量无法被分类或命名的中间类型。有些人同时拥有睾丸和卵巢组织;患有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女孩会由于雄激素分泌过多,从而拥有性别不明的外生殖器;有些XY基因型胎儿的体内无法转化睾酮,因而也就无法长出男性器官;得了特纳综合征的人只拥有一条未配对的X染色体,尽管缺失的那一条染色体有可能是X也有可能是Y,他们却还是会被视为女性。

出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小布莱恩接受了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治疗。此时正当内分泌学发展的转折时期,对睾酮和雌激素如何影响人体性发育、腺体的工作链等原理的进一步了解,使得当时的专家们开始有信心治疗儿童的生殖器不明问题。由约翰·莫尼(John Money)提出的治疗理论认为,性别身份在出生后的18个月内是可塑的,激素水平与后天的养育方式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因此,在被决定要成为一个女孩之后,小布莱恩的过大的阴蒂被切除了——这样她在赤身裸体的时候也不会被当做异类。莎莉文夫妇也谨遵医嘱,开始把小布莱恩当做一个“天生的女孩”来养育。他们把布莱恩·沙利文这个名字改成了邦妮·沙利文,给邦妮穿上粉色的裙子,让她留长发,玩洋娃娃而不是卡车。为了彻底抹去布莱恩的痕迹,他们清理掉了所有与布莱恩有关的家庭录像、照片和生日卡。

不过,生理性别与性别认同经常不能如人所愿达成妥协。在小学阶段,邦妮便开始意识到她对同性的爱慕之情,她还发现自己似乎注定没有朋友。尽管对自己出生时的那段间性人历史毫无察觉,她也仍然感觉到自己似乎生而不同。

尽管少数幸运儿拥有性别认同的逆转能力,许多数据和跟踪案例表明,性别取向无法轻易被特定的养育方式所改变。在一个涉及一对同卵双胞胎的案例中,割礼期间的一个事故毁坏了其中一个男孩的阴茎,出于对阴茎的首要性的文化偏见(没有一个完整的阴茎便不能成为真正的男性),医生决定对这个婴儿实施阉割手术和激素治疗,并要求他的父母将他当做女孩来抚养。当这对被重新定义的龙凤胎长大后,尽管从未了解过自己被阉割的过去,这位从John改名为Joan的“女性”却打从心底相信自己是个男人。在18岁时,她接受了阴茎和阴囊的再造手术,切除了在激素治疗下发育的乳房,并与一名女子结了婚。

在那个内分泌学误入歧途的年代,被诊断为雌雄同体并接受了治疗的孩子们都一度面临着这份混杂着羞耻与不解的错位感。有人终身抑郁,有人在得知自己的雌雄同体治疗史后选择自杀。邦妮也许是幸运的,她在震惊和愤怒之余,用化名谢里尔·蔡司(Cheryl Chase)建立了一个互助团体,期盼拥有同样经历的人们能从中获得温暖与慰藉——这便是北美间性人协会(Intersex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的雏形。在1993年成立ISNA之后,她致力于消除间性人的污名化,批判将间性人视为羞耻的医疗视角,并提出要将雌雄同体这个带有负面暗示的称呼改为间性人(intersex)。

激素的作用机制告诉我们性别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但同时,性别认同也比我们想象中来得真实、顽固。事实上,对生理性别的反叛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实践,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不同人类社会的跨文化现象,并且自古有之。据称,罗马皇帝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便曾经试图通过性别重置手术以获得女性阴道,但未能如愿。他戴假发,化女性妆容,更愿意被称呼作女士而不是陛下,甚至在客栈或皇宫内公然卖淫。

20世纪早期,美容手术的兴起为想要改变性别的人们提供了变装和改名以外的选择。图中的这位女士叫乔治·乔根森,曾是一名军人。由于无法回避自己内心深处“女性化”的那一面,她后来依靠手术和激素治疗实现了变性。1952年,纽约《每日新闻》头条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标题是“前美国大兵变成美国大妞”。这条新闻引爆了美国媒体,也使乔根森成为了媒体追逐的红人。她的事例鼓励了那些同样认为自己生错了性别的人们转向激素治疗和变性手术,雪片般的信件从此飞向了医生和内分泌学家。

目前在中国,接受性别重置手术的手术对象应当满足的条件其实非常苛刻。手术对象年龄应大于20岁,对性别重置的要求至少需要持续5年以上且无反复过程,在术前应当已经接受心理、精神治疗1年以上且无效,并且不能处于婚姻状态。这些条件意味着手术对象必须充分证明自己对另一个性别的认同是无法扭转的。事实上,面对许多来自顺性别者的质疑,跨性别人士常常强调性别认同和生理性别同样真实。罗琳辩称只有经历过生理期的女性才是真正的女性,实则是混淆了生理性别与性别认同的概念,也印证了这种将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重叠的二元性别分类系统的无效性。

爱瘾与乡愁,饥渴与热望,人类由激素塑造,但少有人甘心把自己看作求偶机器和繁殖工具,也少有人屈于将爱意、激情和欲望解读为机械的进化前提。在厘清激素作用机制的同时,我们也要避免滑向一种危险的生物决定论。性别本质主义将性别经验还原至最基本的生殖构造,但正如我们如今所看到的一样,游离于明确的雄性与雌性之间的、在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的不适配中挣扎的、深陷在众人侧目之中的少数,或许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稀有。如果医学手段能帮助这些人更安全地重获对身体的自主权,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一个更开放的性别系统中拥抱自己真实的认同,疾病就不足以成为一种疾病,障碍便不再是一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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