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沙發科學

有關跨性別現象的討論在今年愈演愈烈。自19年年底開始,《哈利·波特》系列作者J。 K。 羅琳便因涉嫌發表反跨性別言論而陷入爭議;今年6月,CALVIN KLEIN推出了一系列酷兒模特,其中,跨性別黑人大碼模特Jari Jones也在國內外互聯網上引起了強烈反響;不久前,一起噹噹網員工在變性後遭解僱的勞動糾紛更是又一次引爆了這個敏感的社會議題。

跨性別人士其實是一個雨傘術語:它用來指稱那些心理性別(性別認同)與出生時的指定性別相反的人,也包括不完全符合傳統定義的男性或女性的人們。一項全球性調查的結果顯示,世界上有0.3%~0.6%的人認爲自己是跨性別者,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那些不敢承認自己是跨性別者的人。另一項由Human Rights Campaign發起的調查結果顯示,在調查樣本中,有高達35%的受訪人表示自己的交際圈中存在跨性別者,其中,認識兩個及以上跨性別者的受訪人佔多數。

爲什麼我們需要性別?我們樂於談論它,卻很少思考它的本質是什麼。目前被普遍接受的一種解釋是,有性繁殖能夠通過基因重組而維持一種多樣性,以保證個體能夠適應險象環生又變幻莫測的自然環境。然而,非男即女的二元性別劃分似乎並不是一個恆常的真理。

讓我們來看看藍頭瀨魚。這種生活在加勒比海域的珊瑚礁中的小魚過的是羣體生活,在每個魚羣中通常只有一條雄性藍頭瀨魚,它支配着這個由衆多雌性魚組成的魚羣的行動。藍頭瀨魚有三種性別:雌性、雄性以及一種可以實現雌雄轉化的性別。當這個羣體失去了唯一的雄性藍頭瀨魚,最大的那隻雌性藍頭瀨魚就會在不到十天的時間裏,發育出能夠產生精子的精巢,最終成爲雄性。

實際上,雌雄同體(hermaphrodite)現象在自然界非常普遍,蚯蚓、藤壺、蛞蝓、海兔等等都是雌雄同體動物。甚至有科學家猜測,與雌雄異體相比,雌雄同體或許纔是一種常態。

這種現象自然也免不了會發生在人類身上。1956年的夏天,凱瑟琳·沙利文在新澤西的西哈得孫醫院生下了一名嬰兒。醫生用擴張鉗把嬰兒從產道中拉出來後,往新生兒的兩腿之間看了看,隨即陷入了沉默。這個孩子的陰莖很小,陰囊發育怪異(裏面空蕩蕩的,沒有正常男孩的性器官);他的尿是從陰莖底部流出的,就像女孩一樣。隨着孩子逐漸長大,沙利文夫婦的擔心也與日俱增——他能夠融入其他人的圈子嗎?其他孩子們會取笑他嗎?

沙利文夫婦最終帶着小布萊恩來到了哥倫比亞大學長老會醫院。三週後,醫生告訴沙利文夫婦,他在布萊恩的腹腔內看到了子宮、陰道和卵巢,布萊恩的陰莖也不是真的,它其實是過大的陰蒂。

醫生做出決斷:布萊恩其實是一個女孩。

性別發育的機制非常複雜,有無數個基因信號等待着被激活,還有許多激素需要在準確的時間以精確的劑量被釋放。在性別分化完成之前,人類胚胎的發育在最初的幾周內是以同樣方式進行的,直到相關激素開始發揮作用,使一個無性別的胎兒逐漸發育出特定的性腺——睾丸和卵巢,以及隨後成型的內部附屬器官與外部生殖器。

也正是由於女性和男性的生殖系統都是由胚胎中的相同部分發育而來,我們很容易便能發現男女生殖系統中許多部分都有着對應的同源基因結構。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生命的開始,我們原本都是雌雄同體。

值得注意的是,總有許多無法預測的因素阻礙着性別的分化,譬如性染色體在配對時出現了異常,或激素未能順利介入。因此我們會看到,在雌雄同體和雌雄異體之間,還存在着大量無法被分類或命名的中間類型。有些人同時擁有睾丸和卵巢組織;患有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症的女孩會由於雄激素分泌過多,從而擁有性別不明的外生殖器;有些XY基因型胎兒的體內無法轉化睾酮,因而也就無法長出男性器官;得了特納綜合徵的人只擁有一條未配對的X染色體,儘管缺失的那一條染色體有可能是X也有可能是Y,他們卻還是會被視爲女性。

出生於19世紀50年代的小布萊恩接受了來自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治療。此時正當內分泌學發展的轉折時期,對睾酮和雌激素如何影響人體性發育、腺體的工作鏈等原理的進一步瞭解,使得當時的專家們開始有信心治療兒童的生殖器不明問題。由約翰·莫尼(John Money)提出的治療理論認爲,性別身份在出生後的18個月內是可塑的,激素水平與後天的養育方式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因此,在被決定要成爲一個女孩之後,小布萊恩的過大的陰蒂被切除了——這樣她在赤身裸體的時候也不會被當做異類。莎莉文夫婦也謹遵醫囑,開始把小布萊恩當做一個“天生的女孩”來養育。他們把布萊恩·沙利文這個名字改成了邦妮·沙利文,給邦妮穿上粉色的裙子,讓她留長髮,玩洋娃娃而不是卡車。爲了徹底抹去布萊恩的痕跡,他們清理掉了所有與布萊恩有關的家庭錄像、照片和生日卡。

不過,生理性別與性別認同經常不能如人所願達成妥協。在小學階段,邦妮便開始意識到她對同性的愛慕之情,她還發現自己似乎註定沒有朋友。儘管對自己出生時的那段間性人歷史毫無察覺,她也仍然感覺到自己似乎生而不同。

儘管少數幸運兒擁有性別認同的逆轉能力,許多數據和跟蹤案例表明,性別取向無法輕易被特定的養育方式所改變。在一個涉及一對同卵雙胞胎的案例中,割禮期間的一個事故毀壞了其中一個男孩的陰莖,出於對陰莖的首要性的文化偏見(沒有一個完整的陰莖便不能成爲真正的男性),醫生決定對這個嬰兒實施閹割手術和激素治療,並要求他的父母將他當做女孩來撫養。當這對被重新定義的龍鳳胎長大後,儘管從未了解過自己被閹割的過去,這位從John改名爲Joan的“女性”卻打從心底相信自己是個男人。在18歲時,她接受了陰莖和陰囊的再造手術,切除了在激素治療下發育的乳房,並與一名女子結了婚。

在那個內分泌學誤入歧途的年代,被診斷爲雌雄同體並接受了治療的孩子們都一度面臨着這份混雜着羞恥與不解的錯位感。有人終身抑鬱,有人在得知自己的雌雄同體治療史後選擇自殺。邦妮也許是幸運的,她在震驚和憤怒之餘,用化名謝里爾·蔡司(Cheryl Chase)建立了一個互助團體,期盼擁有同樣經歷的人們能從中獲得溫暖與慰藉——這便是北美間性人協會(Intersex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的雛形。在1993年成立ISNA之後,她致力於消除間性人的污名化,批判將間性人視爲羞恥的醫療視角,並提出要將雌雄同體這個帶有負面暗示的稱呼改爲間性人(intersex)。

激素的作用機制告訴我們性別的差異是真實存在的,但同時,性別認同也比我們想象中來得真實、頑固。事實上,對生理性別的反叛及其所衍生出來的一系列實踐,是一種廣泛存在於不同人類社會的跨文化現象,並且自古有之。據稱,羅馬皇帝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便曾經試圖通過性別重置手術以獲得女性陰道,但未能如願。他戴假髮,化女性妝容,更願意被稱呼作女士而不是陛下,甚至在客棧或皇宮內公然賣淫。

20世紀早期,美容手術的興起爲想要改變性別的人們提供了變裝和改名以外的選擇。圖中的這位女士叫喬治·喬根森,曾是一名軍人。由於無法迴避自己內心深處“女性化”的那一面,她後來依靠手術和激素治療實現了變性。1952年,紐約《每日新聞》頭條對這件事進行了報道,標題是“前美國大兵變成美國大妞”。這條新聞引爆了美國媒體,也使喬根森成爲了媒體追逐的紅人。她的事例鼓勵了那些同樣認爲自己生錯了性別的人們轉向激素治療和變性手術,雪片般的信件從此飛向了醫生和內分泌學家。

目前在中國,接受性別重置手術的手術對象應當滿足的條件其實非常苛刻。手術對象年齡應大於20歲,對性別重置的要求至少需要持續5年以上且無反覆過程,在術前應當已經接受心理、精神治療1年以上且無效,並且不能處於婚姻狀態。這些條件意味着手術對象必須充分證明自己對另一個性別的認同是無法扭轉的。事實上,面對許多來自順性別者的質疑,跨性別人士常常強調性別認同和生理性別同樣真實。羅琳辯稱只有經歷過生理期的女性纔是真正的女性,實則是混淆了生理性別與性別認同的概念,也印證了這種將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重疊的二元性別分類系統的無效性。

愛癮與鄉愁,飢渴與熱望,人類由激素塑造,但少有人甘心把自己看作求偶機器和繁殖工具,也少有人屈於將愛意、激情和慾望解讀爲機械的進化前提。在釐清激素作用機制的同時,我們也要避免滑向一種危險的生物決定論。性別本質主義將性別經驗還原至最基本的生殖構造,但正如我們如今所看到的一樣,遊離於明確的雄性與雌性之間的、在性別認同與生理性別的不適配中掙扎的、深陷在衆人側目之中的少數,或許並不如我們所想象的那樣稀有。如果醫學手段能幫助這些人更安全地重獲對身體的自主權,如果一個人能夠在一個更開放的性別系統中擁抱自己真實的認同,疾病就不足以成爲一種疾病,障礙便不再是一種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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