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

作为华夏子孙的我们想必对大禹治水的故事耳熟能详，而大禹的传奇事迹也让历朝历代的人们对其产生无限的敬仰。其中引人瞩目的便是有关大禹形象的议论以及“禹画九州”的传说，因此“禹”不仅是一个英雄人物，而且逐渐演变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氏族群体。禹的传奇人生显露出他崇高的精神品质，在儒家思想的大力推崇下，逐渐剥离神话外壳并演化成时代精神的代表。

大禹因治水的突出功绩为世人熟知，其个人英雄品质经过历史传说的加工，山川之神成为“禹”的代名词

人们对禹形象的认知最早或许来源于大禹治水的传奇事迹，而除此之外大禹所建立的功绩才为应该为广大世人熟知。因为这些功绩的建立，都离不开大禹不畏艰难的个人性格，以及其他值得后人学习的高贵精神品质。当然根据先秦遗留下来的史料中，可以发现那时的人们就对禹有着极高的赞许。

屈原《天问》：“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

禹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的奠基人，其地位赫然可见。但禹在众人的心中绝非纣王一类的人物，他不仅平定了因水患而造成的水土流失，保护了耕作的土地，同时还对国土进行首次划分，形成了早期的中央集权的地域行政划分的特点。

既然建立了夏王朝的政权统治，为何禹的形象还会有神话的色彩？

其实这就要谈及民间史料记载中的艺术夸大效果了，当时的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而大禹治水成功后，让人们开始相信“人定胜天”的观点。根据《尚书》的记载：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家殖嘉谷”。

大禹治水缓解了水患对农业活动的影响，从而使得人们获得了大丰收。所以当即就有人提出“禹为名山大川之神”，这一称号促使禹具有了一定的神化特征。正是因为有着主宰山河大川的神力，所以才能够在治理水患的时候不费吹灰之力。

山川之神也就成为禹的代名词，除此之外禹还有着其他的称呼，《史记》中曾记载：“夏禹，名曰文命。”

所以建立夏王朝的禹，实际是一个叫做“文命”的人，这样就不得不让人们联想到，禹似乎早就成为了一类群体的公称，不是单指治水的禹。因为夏王朝是由多个氏族部落联合之后建立起来的，绝非依靠禹的一人之力就可以调和各方利益的。反观大禹治水的过程，其中说到大禹曾经到达华夏的各个地方治理洪水，并且有着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经典传说。

从当时的交通工具来看，想要前往某地的话只能依靠步行，而遍及华夏之地的说法似乎就不攻自破了。就算禹能够走遍大江南北，但是参照当时人们的寿命年限分析，也是不合理的假设。

因此，夏王朝甚至更早的时期，对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才都统称为“禹”。不论是治水的先行者，氏族部落的领袖还是夏王朝的建立者，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称谓。所以“禹”自然拥有了代表一类群体的功能，而为之后民族精神的形成奠定基础。

“禹”成为连接真实人生和崇高精神品质的媒介，在儒家思想的大力推崇下，是如何剥离神话外壳成为时代精神代表的？

通过上文的论述，难道说禹一直都是用高高在上的神的眼光，审视当时人们的生活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不是，虽然在春秋战国的一些史书中还出现了“禹画九州”的传说。随着西周建立分封制后，诸侯兼并的现象层出不穷，王权的集中导致人们对禹的形象有了更加理性的分析。

西周时期或者说是先秦时期，当时的人们有关于社会历史事件的认知和评价，实际上是基于对具体情况而决定的。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需要按照基本的生活原则来进行一系列的活动，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各司其职，这或许和儒家学派倡导的“天下大同”有着某种关联。

禹的形象似乎也成为了儒家学派大力宣传的对象，因为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思想的大繁荣，各家学派都有着追崇推古的行为，如道家的“黄老之说”也是其中之一的印证。当然，禹的普世价值在儒派学者的推崇之下被世人熟知，并且已经在思想层面获得了集体认同，具有拥有权威的人物。

艺术的创作始终离不开历史依据的支撑，虽然平定水患和划分九州并不是一人，但是作为社会权威的代表，这些传说或许并不是传说，而是真的恰如其实。

也正是因为如此，禹的形象从飘忽不定逐渐演化成具有真实的人物生活写照，司马迁的《史记》中不仅将夏禹称之为“文命”，而且还赋予了禹的家庭结构。

“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迁是让禹成为有血有肉的常人的功臣，大禹的家庭亲人也是极其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庭观的。而禹的形象更加贴合百姓的生活之后，他所展现的优秀精神品质才能够更好地被人们所熟知和接受。所以禹也成为了先秦时期的楷模，并具有了圣贤的特点。

之所以有着这样的变化实际上还离不开“绝地天通”事件，先秦时期人们认为天地原本是合二为一的，当时的人只是自然万物中形同草芥的存在。而之后由于天、地的分离，造成了众多灾难的发生，需要人自行解决，所以就出现了天、地、人三者并立的关系。

人的作用在自然生活中越发重要，所以像禹一样的英雄人物也就成为了氏族部落所推崇的对象。这也就是之后荀子所说的：“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的确有关禹的传说存在一定的夸大，但是这并不影响禹日后成为整个时代精神的代表。

通过以上相关分析，禹因为治水的传说而演化成具有神化特征的形象，但在儒家思想的推崇之下，人们对禹的认知更加的形象化和具体化。禹逐渐剥离了神话的外壳，成为经世致用的代名词，所以“禹”也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表。在任何历史时期，这一精神的时代价值都值得人们学习。

“禹”的传奇人生塑造了崇高的个人英雄形象，成为华夏民族的精神纽带，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价值

总体来说，禹其实并不是单只某个人，而是在各个领域有着突出成就的人的总称。他们或许有着“文命”、“高密”以及“政命”等不同的名字，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抹去了他们姓名，统称为“禹”。这也就是为何在华夏文化中一直提倡的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以只要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或者物，都是华夏民族所追求的。而面对神话传说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可能有着历史的名称，但终究缺乏史政依据。因此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传说中，作为华夏子孙的我们应该学习如何明辨是非，而不是一味的在不着边际的传说中苦寻历史的踪迹。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似乎只是无知之人对自然的被迫妥协，因为他们无法看到社会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对自身价值的低估。而禹的出现使得这种看法不攻自破，因为中华大地在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从来就不缺少“禹”的身影。

因而“禹”在中华文化中似乎一直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当人们遇到危难的时候，或是天地之间出现不良征兆，自然就会想到“禹”。所以说华夏民族对禹的崇拜和信仰是铭刻在骨子里的，并且熔铸成了中华文化中的精神支柱，这也就不难解释“禹”不只是一个人在战斗，无论是治水还是画九州，他的身后都有着整个民族的力量在支撑。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精神或者物质文明，但是追根溯源还是离不开一体化的价值追求。作为人间圣明的代表，禹不仅在自然灾害中拯救万民于水火，同样也是人们的精神支柱。所以不论是安逸闲适的生活，还是动荡不安的政局，华夏民族都有着非同一般民族的气节。

参考文献：

《孟子》

《春秋》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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