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近年來，美國特朗普政府在貿易、金融、科技、教育、南海、香港、新疆、人權等諸多領域頻頻打壓中國。關於中美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評價，甚至是中美“新冷戰”的猜測，已成爲當下兩國輿論與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

目前看來，從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於2020年5月24日在“兩會”記者會上的表態，到其7月9日出席由筆者所在機構承辦的中美智庫媒體視頻論壇的對美政策講話，以及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於9月7日在《人民日報》刊髮長文《牢牢把握中美關係發展的正確方向》等諸多表態看，即便美國有不少人想發動對中國的“新冷戰”，但中國沒有興趣，不願應戰，並非不敢，而是沒必要，更不需要。在中國看來，與美國打“新冷戰”，絲毫無助於中國發展與世界利益，這不僅是中國決策者的共識，也是國際社會的期待。

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實力遠不如前，美國對華全面打壓並不能阻止中國發展。對兩國“修昔底德陷阱”與“新冷戰”的預估，更像是一些美國政客佈下的“誘戰”圈套，等着中國出現戰略誤判，企圖通過與中國爆發“新冷戰”的方式，轉移美國國內的矛盾，進而凝聚美國國內共識與社會團結，最終贏得中美博弈的勝利，延續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中國須看透這一點，以“持久戰”的心態與美國纏鬥，對外堅持開放、合作，對內堅持改革、發展，最終將跳出陷阱，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一、與其說是“冷戰”，更像是“罵戰”？

2020年初，曾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世界銀行行長的佐利克在《華爾街日報》刊文寫道：“那些鼓吹與中國打一場新冷戰的人不知道他們想要的目標。新冷戰鬥士們無法遏制中國，其他國家也不會加入我們的陣營。”這與1949年北約成立時的美國國際號召力完全不同。他坦承，當下美國對中國的方式只剩下發泄情緒。

按照國際學術界對“冷戰”定義的四大標準看，即全面對抗、意識形態對立、兩大陣營、經濟“脫鉤”，特朗普執政時期的中美兩國雖在各個領域都呈現出緊張的狀態，但與美蘇冷戰時的對抗狀態存在較大的差別。除個別國家外，全球絕大多數國家並不想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兩大陣營形成的可能性也非常低。正如美國原助理國務卿、哥倫比亞大學中國與世界項目主任柯慶生於2020年9月10日在美國亞洲協會發布的《沒有新冷戰：爲什麼美中戰略競爭不會像美蘇冷戰》研究報告中所講：“中國處在包括許多美國盟友在內的全球化跨國生產鏈的中心地位，意味着我們不太可能像冷戰時期那樣看到全球對立的聯盟體系的崛起。” 從2020年兩國合作的情況看，美國政客對中國的打壓與實際經貿合作進程呈現背離的狀況。

從貿易領域看，2020年上半年，中美兩國貨物貿易總額爲2393.96億美元，同比下降14.6%，但比第一季度同比下降 25.8%已有所恢復，8月中國發往美國的集裝箱數量更是增長19%。從中長期看中美貿易回升的勢頭明顯。且中國依舊是美國第一大貨物進口來源地，佔其進口總額的 17.11%，充分說明兩國貿易的相互依賴性與不可“脫鉤”性。從社會領域看，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彼此關切是真誠的。中美兩國民間相互幫助，在2月中國疫情嚴重時，美國民間曾向中國展開捐贈。此後，美國疫情大暴發，中國又向美國捐贈、出口了大量救助物資。截至2020年9月中旬，中國向美國提供了300億個口罩，人均90只。

從金融領域看，兩國深度融合之勢也未被遏制。截至8月中旬，二十多家中國公司赴美上市，共募集資金超過 40 億美元，超過 2019 年度中國公司在美籌集資金的總額（35億美元）。外資在中國股票與債券市場的持有量自2017年初特朗普上任至2020年3月爲止，翻了一番，如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標普、惠譽等公司，都大力擴展在華業務和規模。當然，這背後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的戰略發揮了巨大作用。

由此看，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與其說是“冷戰”（cold war），不如說更像“罵戰”(scold war)。特朗普總統 2020年2月份還多次發推特肯定中國抗疫。3月上旬，美國新增病例超過1萬，並很快上升至100萬，不斷有媒體與民主黨問責特朗普的抗疫失誤。於是，從3月中旬開始，特朗普不斷“甩鍋”中國，試圖轉移國內輿論的批評註意力。國務卿蓬佩奧更是變本加厲，逢華必罵，不斷拉攏他國試圖聯合打壓中國，7 月還在尼克松故居發表所謂的“新冷戰”演講。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害怕被選民貼“親中”標籤，也加入了指責中國的行列。截至9月底，美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累計超過700萬，死亡人數超過20萬，約佔全球1/4。隨着總統選舉日臨近，特朗普與拜登進行了一場“罵中國”“對華比狠”的選戰競爭。追蹤美國輿論的報道焦點，不得不承認，連續“甩鍋”中國是有一定效應的。美國媒體的主流報道完全被特朗普政府牽着鼻子走，美國社會的情緒被調動。對疫情的報道與關注，很多時候都被中美兩國的摩擦所掩蓋。

歷史不能由美國政客的謊言來書寫。面對美國特朗普政府尤其是蓬佩奧等人的無理指責，中國被迫還擊。從4 月開始，中國幾乎所有媒體火力全開，全面揭穿美國政客的謊言。一場“罵戰”在太平洋兩岸打響。這場“罵戰”比的是事實的真相與歷史的道義。世界歷史所留下的中美輿論痕跡中，不能只有美國特朗普政府的聲音與印記。不過，中國政府總體上是剋制的。除了外交部進行必要的話語回擊外，中國高層保持着對美的忍耐與包容。

當然，筆者傾向用“罵戰”，而非“冷戰”來形容當下的中美博弈，並不是說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打壓沒有產生絲毫的影響，相反，對中國的一些人、機構、企業與領域的確造成了重大沖擊。但是，從長時段地看，中國發展的大勢並沒有被特朗普政府所顛覆與阻擋，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實際傷害力是有限的。如，特朗普政府2018年對華單邊發動“貿易戰”，最終還是回到談判桌，簽署了協議，中國仍保持着對美的巨大順差；特朗普政府試圖打壓中國對美投資，卻並沒有阻止兩國金融界的“悄然”合作；特朗普政府以一國之力蠻橫無理地想摧毀華爲公司，結果卻是極大地提升了華爲的全球知名度，2020年上半年華爲手機一躍超過蘋果、三星成爲全球銷量最多的手機品牌，更是激發了中國人技術自主的決心與鬥志；特朗普政府通過所謂的“香港自治法案”，制裁香港官員，結果則是給香港全體市民上了一堂愛國主義課，讓香港社會對美國全面放棄幻想，有助於香港的長期穩定；特朗普政府打壓中國科技工作者與留美學者，短期內造成了部分羣體的損失，但中長期有助於海外人才與優秀學生的迴歸。

在特朗普的打壓下，中國國民心態變得更成熟、更清醒。中國不想成爲對抗美國的拳擊手，而是融爲美國與全球利益的內化存在，像是空氣與血液。美國當然沒有能力抽離自己所需要的空氣與血液。正如美國科技智庫信息科技和創新基金會（ITIF）於2020年夏季發佈的研究報告《與中國競爭：戰略框架》所分析的中美博弈的複雜性，“對於美國等西方國家而言，蘇聯和日本在經濟上沒有與美國形成深度融合，因此有很大回旋餘地。而對中國這樣做，對美國而言，將付出更大代價，且具爭議。”

二、中美會“脫鉤”嗎？

2020年5月美國新增病例超過100萬以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華強硬的表態更是變本加厲，多次威脅要“切斷與中國的所有關係”。未來中美關係真有可能像特朗普所威懾的那樣，在政治、經濟、貿易、投資、科技、教育等各個領域完全地脫離互動關係嗎？情況正如美國信息科技和創新基金會（ITIF）所說，中美“脫鉤”遠比所有人的想象更復雜。

從六個領域進行分析：

一是從未“掛鉤”、也不存在“脫鉤”的領域，即所謂“不脫不鉤”。在覈武器、航天與其他不少敏感的國防科工領域裏，中美兩國本來就不存在多少互動關係。從新中國成立開始，美國在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的安全領域，長期對中國封鎖，迫使中國一開始就尋求獨立自主的發展之路，與美國不產生任何關聯，將來產生合作的可能性也非常低。在這個領域，“脫鉤”的威脅與影響都無從說起。

二是“掛鉤”很難、“脫鉤”也沒什麼問題的領域，即所謂“易脫難鉤”。這主要是指意識形態與國家形象領域。改革開放以來，美國長期對華實行接觸政策，在高校、文化、教育、娛樂等層面強化對中國的影響，試圖推動中國政治實現所謂的“民主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神話”逐漸褪色，尤其是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處心積慮近半個世紀在中國經營的正面形象全面崩塌。而十八大以來，中國人對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信心更堅定，兩國在國家主流思想與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不斷加大，戰略互信的難度加大。從這個領域看，所謂“脫鉤”對兩國的影響評估還有待觀望。

三是高科技產業可能“脫鉤”、低端產業仍關係緊密的領域，即“高脫低鉤”。特朗普政府一直試圖讓高端製造業迴流美國，僅保留低端產業在中國。這既能使美國利益最大化，也能減少對美國國內相關產業的衝擊。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甚至揚言，爲有意遷出中國的美國企業提供搬遷費，試圖推波助瀾。然而，上海美國商會9月9日發佈的《2020 年中國商業報告》顯示，在華美企仍看好中國市場，78%的企業稱不會改變投資計劃，較2019年上升5.1%。當然，計劃增加在華投資的美企也從2019年的47.2%降至28.6%。誠如美國銀行一份報告顯示，假如蘋果公司將iPhone手機的生產轉移回美國，將不得不額外提升20%成本，以彌補其國內更高的生產成本。可見，部分高科技美企可能存在搬遷現象，但特朗普政府很難實現想要的“高脫低鉤”局面。

四是短期“脫鉤”、長期“鉤連”的領域，即“先脫後鉤”。特朗普政府強行下令部分企業和產業與中國脫離關係。以半導體行業爲例，2018年以來，特朗普政府強行實施限制對華出口一些敏感半導體、元器件及相關產品的極端政策。2020年3月，波士頓諮詢集團曾評估，中美若在半導體領域“脫鉤”，將可能會使美國的全球市場份額在該領域下降至20%以下，行業收入下降37%，就業崗位減少12.4萬個，這種“脫鉤”的結果是導致全球產業鏈將結構重組。從過去20年的手機制造、光伏產業的中國後發制人、變道超車的歷史經驗看，美國的禁運將倒逼中國半導體產業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很明顯，特朗普試圖重塑美國二戰以來苦心經營的全球價值鏈和多邊貿易體系，但他高估了美國在供給端的自主性，更忽略了需求端的全球性。

五是一半“脫鉤”、一半“掛鉤”的領域，即“半脫半鉤”。近年來，特朗普政府對兩國科研合作不斷增加阻礙，但兩國科技人員的默契仍在維繫。2019年11月《自然》期刊數據顯示：中美科研人員合作完成的論文數量由 2015 年的 3413 篇增至 2018 年的 4631 篇。但2020年以來，美國發生多起驅逐、拘捕中國科研人員事件，中美科研合作尤其是一些重大敏感領域的合作，將會出現若即若離的“半脫”狀態。由於中方科研經費與科研水平都在上升，中美科研界的戰略默契將會長期隱性存在。

六是很難“脫鉤”、容易“掛鉤”的領域，即“難脫易鉤”。貿易、人文交流、旅遊等是市場化自然行爲，很難被政府行爲所阻礙。即使疫情原因和特朗普不斷取消中國學生赴美簽證一度讓中美兩國的人員往來受到影響，但2020年夏季後，兩國航班加快復航，人員往來很快便有了提升，美國連續第11年成爲中國學生第一大留學目的國。中國是英語教育規模最大的國家、好萊塢電影的最大海外市場。據美國旅行協會執行統計，中國人赴美平均消費6700美元，比其他國際遊客高50%。這對於服務業佔 GDP 比重超過 80% 的美國而言，是難以抵擋的誘惑。

誠如美國學者鮑恩和歐文在《外交事務》撰文：特朗普與中國“脫鉤”的目的無非是想阻止經濟轉型，進而遏制中國崛起，但中國目前的開放戰略使得這個目標無法實現。而上文提到的柯慶生髮布的報告也說：“我們應該研究中國與全球供應鏈融合和脫鉤的趨勢。與其他任何問題相比，這兩個關鍵因素將決定我們是否朝着兩個對立集團的方向前進，一個由中國領導，一個由美國領導。沒有這種對立的集團，我們就不會有冷戰，而是一種完全不同形式的大國競爭。”可見，歷史的發展規律是不以部分美國政客的意志爲轉移的，試圖通過“脫鉤” 來實現“新冷戰”的戰略企圖不可能得逞。

三、中美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多年來，不少學者都熱衷於援引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關於“守成霸權國與崛起國家不可避免地發生戰爭”的假定，總結大國競爭的歷史規律與未來走向。20世紀80年代，一些學者就以“修昔底德陷阱”警示美蘇冷戰。2012年8月22日，英國《金融時報》刊發哈佛大學格拉厄姆·艾利森教授的文章，以“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學隱喻重新喚醒西方對中國崛起引發中美競爭的焦慮。近年來，隨着特朗普對華打壓的加劇，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爲，中美正在掉入“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自我可實現的預言”的理論魔咒中。

其實，從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到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諸多國際關係學經典著作中的所謂“大國爭霸”假設，多數都是侷限於1500年以來西方各國興衰史，是站在霸權視角虛構崛起大國的挑戰，帶有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狹隘性和自我臆念。在殖民時代，從大英帝國的崛起，到英法爭霸，再到俄羅斯、美國的領土擴張，以及20世紀上半葉法西斯主義的盛行，戰爭一直被西方現實主義理論視爲奪取人口、資源、財富、領土的必要手段，也是助推國家崛起的快捷路徑。但這本質上源於全球化早期的資本主義逐利邏輯。

然而，細究艾利森教授講述的“1500年以來16組守成大國和新興國家對抗，12次最終導致了戰爭，4次避免了戰爭”的事例，其實並不能完全得出“崛起與守成”之間必然對抗的邏輯。

20世紀初，美國崛起爲世界第一強國，並沒有與守成霸權國英國進行戰爭。相反，兩國還在一戰、二戰中結成同盟。20世紀與守成霸權國美國發生衝突的越南、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等國都無意，也沒有實力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

通觀五千年的世界歷史，多數霸權國家的衰敗並非源於外部爭霸，而是源於內部衰弱。

中國二十多個王朝的衰敗是如此，古代羅馬帝國亦從內部先腐爛。借古鑑今，1984年德國曆史學家德曼特在其著作《羅馬興衰》中列舉了210條羅馬衰敗的原因，並尖銳地指出，“美國與羅馬帝國之間唯一的區別就在於，美國不駕馬車”。美國學者卡倫·默菲在其《美國是羅馬嗎？》一書中說，美國國內腐敗加劇，體制崩潰，經濟停滯，衰落進程會像羅馬帝國那樣，因過度擴張，最終導致絕對衰弱。

由此看，美國一些學者拿“修昔底德陷阱”生搬硬套中美博弈，既暴露了國際關係理論忽視國內因素的簡化主義理論桎梏，也突顯了借“中國威脅”強化美國國內凝聚力的戰略企圖。

與其擔心中國崛起而引發美國衰落，不如反思爲何美國建國以來90%時間都處在對外戰爭中，尤其是近年來的數次戰爭令國力耗損、世界遭殃。中國學者需要突破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圈套，批判那些動輒以戰爭邏輯構想未來大國競爭的思維慣性。大量歐美學者如克勞塞維茨、埃利亞斯、基利等都頌揚戰爭對文明發展的“正面”意義。最典型的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伊恩·莫里斯在2014年新著《戰爭》一書中寫道“戰爭創造出更大的社會，不僅讓人們生活得更安全，也讓人們變更富有。”這種粉飾西方殖民主義史的有道德缺陷的觀點應當大加鞭撻，而臆想中國與美國戰爭的研究傾向也應被視爲一種思想惰性。

從文化傳統看，西方崇尚戰爭，中國熱愛和平。“軍事戰爭”在中國文化中通常被視爲最後的被迫選擇。《孫子兵法》講“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歷代君王無不受到“國霸必衰”“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警示。這使得中國人通常只是把戰爭用於內部的政治整合或防禦，而非對外擴張。歷史傳統持續至今，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警示戰爭的危害。中國政府是過去四十多年唯一沒有參與、發動戰爭的負責任大國，也是世界上提醒“絕不讓戰爭的歷史悲劇重演”“更好認識和平的珍貴”等最頻繁的大國，更是向世界上公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大國，這表明了中國希望和平發展的真誠意願與決心。從理性衡量看，中國人對戰爭收益的認識也有別於西方國家。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爲，戰爭對一國發展而言未必是“合算”的對外行爲，越好戰，越不發展。學界通常以美國爲例，美國先後發動了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耗費約5萬億美元，導致本國約10萬軍人傷亡，經濟總量從佔全球GDP由2002年約33%下降到2019年24%。美國學者戴維·梅森在《美國世紀的終結》一書中講道，戰爭“是美國在尋找絕對安全的徒然折騰中自我毀滅”。與此同時，相比于軍事戰爭，金融、經濟、社會的發展則是21世紀國家發展獲益的根本來源。美國之所以能夠維繫霸權，不是源於軍事實力，而是源於金融實力。筆者在專著《美國的焦慮》中曾列舉美元的隱性收益，包括美元鑄幣稅收益、負債消費收益、超額投資收益和金融政策自由等四大優勢，年均爲美國帶來超過1萬億美元，足以對沖美國軍事戰爭引發的虧損。

正如2015年9月中國國家領導人訪美時指出：“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無論從文化特徵，還是從理性訴求，中國都沒有追求對美衝突的根本動機。目前一些學者炮製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本質上是話語陷阱、思維陷阱、行動邏輯陷阱。在未來中美博弈中，中國應萬分警惕，不能讓類似這種簡單粗暴的想象限制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

四、中美競爭，本質是治國理政之爭

當下的中美競爭，與歷史上的多組守成國與崛起國相比，至少有兩個不同的時代特徵：一是兩國相互依賴與融合的程度遠遠深於過去。社會、金融、經貿對兩國的彌合力量，遠大於某些美國政客力量的破壞力量；二是信息化時代全球的脆弱性遠遠強於過去。中美博弈的任何細微動向都會如蝴蝶效應，波及全球的每一個角落。如果中美髮生衝突，沒有一個國家能不受波及。一個政治人物或輿論領袖的某個言論，都可能會引起國際股市的波動、匯率的震盪， 外溢效應相當明顯。

這兩點特徵印證了西方諺語“大象若打架，遭殃的是草地”。在當今世界，或許有個別國家企圖在短期的中美衝突中獲益，但從整體利益看，國際社會的主流思想仍是期待中美能夠理性解決當下的問題，尤其是對兩國捲入“新冷戰”保持高度警惕，對兩國可能“擦槍走火”甚至爆發軍事衝突更是高度恐慌。這是當下多數國家不願“選邊站”的根本原因。

2020年秋季，全球抗疫進入“持久戰”，但世界與疫情前的世界已大不一樣。數月來，基辛格、約瑟夫·奈、托馬斯·弗裏德曼、沃爾夫等全球著名思想者都認爲，2020年將因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作爲“分水嶺之年”記入世界史冊。但這到底是哪種類型的歷史分水嶺？會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那樣的“經濟危機週期”分水嶺，或是像1991年冷戰結束那樣的“大國格局重新劃分”分水嶺，還是1945年二戰結束那樣的“世界秩序再造”分水嶺，抑或是1519年麥哲倫環行地球那樣的“領銜文明更替”分水嶺？尚待進一步觀察。但有一點是明確的，疫情過後，美國還是美國，但形象不一樣。

美國大國形象的崩塌表現在多方面。在人權領域，過去美國長期試圖佔據世界人權領域的制高點，對他國動輒指責、頤指氣使。但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之下，美國政府防疫不力、無視底層貧苦民衆的生命安全、拒絕承擔國際責任，甚至從德國等盟友手中強搶口罩等防疫物品等一系列做法，已經讓美國政府在國內外的形象跌至最低點，美國“人權燈塔國”的神話已經徹底崩塌。

在經濟金融領域，與新冠疫情肆虐美國幾乎同步的是美國股市和原油期貨市場的連續“熔斷”，美元信用貶值。美元對工業產品、農業產品的購買力均在逐年下降，“去美元化”之勢相當明顯。在民心領域，所謂“美國夢”幾近破滅。2008年金融危機後，越來越多的美國中產階級難以償還自己信用卡中的賬單。中下層平民尤其面臨新冠疫情的衝擊。他們在性命不保的情況下，根本談不上去實現自己的“美國夢”。因此，作爲美國戰後七十年來“普遍富裕、機會均等”這一“國設”之基本要素的“美國夢”已然坍塌。據報道，美國本土僅有15%的人信任國家體制。

反觀中國，疫情過後，中國還是中國，但發展將大不一樣。

在抗擊新冠疫情中，黨中央的正確決策發揮了巨大作用。中國蓬勃發展的數字技術、數字產業和數字服務不僅助力疫情防控，而且極大地方便了疫情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並催生出新的產業。在數字等新興技術的帶動下，中國經濟發展正在實現深刻轉型：在降低對外貿出口的依存度的同時，不斷激活、拓展、升級國內市場，提升人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的產生。

兩相比較，後疫情時代，中美兩國展現出了兩幅截然相反的圖景與鏡像：一方面世界對以美國爲領銜的傳統國際體系越來越無力成爲世界發展的“領頭羊”而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中國方案”隨着對國內問題的解決而體現出的對世界的吸引力正在與日俱增。可見，中美實力的此消彼長，不是源於以“修昔底德陷阱”爲基本邏輯的戰爭衝突模式，而是“誰更能解決好本國國內問題”爲軸線的治國理政模式。美國想以傳統的“新冷戰”方式打壓中國，中國則聚焦國內發展與改革，既回擊了“誘戰”之局，又確保了自身強大，一舉兩得。

實踐已證明，中美之間未來誰能在競爭中勝出，關鍵不是布“新冷戰”之局且試圖勝出，而是誰更能創造美好社會，並幫助全世界構建更好的未來。

五、結論：中國要保持對美的戰略定力與耐力

對中國未來發展而言，美國現在且長期都將是首要的外部影響力量，是決定中國與世界交往的國際成本與國內可持續發展的輸入變量。中國不選擇美國特朗普單邊附加的“新冷戰”，不是膽怯逃避之意，也不是虛化無助之舉，而是經過歷史實踐證明、且權衡理性選擇的利己利人之策。

筆者曾在《強國長征路》一書中用大量篇幅寫道，中國崛起是一場“持久戰”。在未來10年、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美國綜合國力很可能仍將強於中國，中國應該保持對美博弈的戰略實力與耐力。2020年7月30日，政治局會議明確指出“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這是決策層時隔82年再次提“持久戰”，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綜上所述，“新冷戰”甚至“熱戰”仍像“達摩克利斯之劍”那樣懸在複雜的國際局勢與中美競爭的上空，雙方都應對任何可能引發衝突的“黑天鵝事件”保持高度警惕。中美兩國都必須認識到，彼此都已發生改變，都應該重新認識與理解對方，只有如此，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才能最終被跨越。

原文標題《中美“新冷戰”已爆發了？》，文章來源於微信公衆號“人大重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