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板門店停戰談判：什麼原因導致談判竟達兩年之久？）

1951年7月10日，一隊打着白旗的車駛入朝鮮開城以北的來鳳莊，一場曠日持久的停戰談判由此拉開序幕。

在場的很多人都感到奇怪，美國人怎麼打着白旗就來了？後來才知道，中朝事先要求美國人打着紅旗過來，這種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旗幟遭到了美國人的拒絕，美國人寧願選擇白色的旗幟作爲標誌。

談判從一開始就充滿了原則上的分歧和敵意，並屢屢陷入僵局。747天后，《朝鮮停戰協定》纔在板門店簽訂。“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後來在回憶錄中沮喪地寫道：“我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司令官。”

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在簽完字後，也留下了一句名言：“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毛澤東：“談要耐心，打要堅決”

在美國新聞界，一張名爲《撤退》的照片久負盛名。照片反映的是1950年冬天，美海軍陸戰1師從長津湖撤退的情景，照片中的陸戰隊員滿臉血污、雙眼望天，眼神中充滿了茫然和絕望。

這張照片傳回美國，美軍家屬們憤怒了，他們走上街頭，要求杜魯門立即結束這場“愚蠢的戰爭”，並將他們的兒子接回家。美國媒體也從毫不關注這場戰爭，變爲連篇累牘地報道陸戰1師被圍的消息，並呼籲當局“得做點什麼”。

美國總統杜魯門並非什麼都沒做，從11月30日開始，他和高層不停地開會，會議的議題從是否授權前線指揮官麥克阿瑟可以自行決定使用原子彈，到是否現在就承認戰敗並將美軍全部撤出半島。

用美國防部長馬歇爾的話說，“解救我們的部隊還是維護我們的民族榮譽”，這讓人進退兩難。12月3日，華盛頓的沮喪情緒達到頂峯，那天的戰報顯示：“聯合國部隊在11月30日和12月1日有超過1.1萬人陣亡、負傷、失蹤或被俘。”

解密檔案顯示，這天會議的結論是，美軍徹底放棄取勝的想法，但必須體面地撤出。可是，在節節敗退的戰局中，怎麼才能不丟面子地坐到談判桌前呢？

爲此，杜魯門冒天下之大不韙，在記者招待會上聲稱：要對中國使用原子彈。此語沒有嚇退志願軍，卻“震驚”了美國的西歐盟友——1949年8月29日，蘇聯也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當時缺乏遠距離運載工具，投送到美國有困難，投送到西歐卻容易。

英國首相艾德禮匆匆飛到美國，5天之內與杜魯門會談了5次。艾德禮開門見山地說，“聯合國軍”除了通過談判撤出朝鮮外別無他擇，爲了停戰，不惜放棄臺灣，並把聯合國的中國席位給予北京。杜魯門則表示，可以接受停火談判，但不放棄南韓、臺灣和聯合國的席位。兩人在分歧中不歡而散。

同樣“震驚”的還有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爲防止朝鮮戰爭演化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甚至“核戰爭”，印度等“亞非十三國”向聯合國提案：朝鮮戰爭各方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一切現存問題”。1950年12月14日，聯合國通過了十三國提案。

正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朝鮮戰爭》一書中所披露的，爲了把談判要求“體面”地傳達給中朝方面，美國政府“像獵狗一樣到處尋找線索”。

最後，美國政府找到了喬治·凱南。此人曾是美國資深外交官，著名的“遏制戰略規劃師”，此時凱南已經脫掉了職業外交官身份，成爲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由這樣一位教授出面，無論成敗，都不會損害美國政府“顏面”。

1951年5月31日，喬治·凱南“巧遇”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希望蘇聯給中朝方面帶話：停火談判。

毛澤東敏銳地把握住了這個歷史契機，6月3日，他接見了專門從朝鮮趕來的金日成，同他具體商談停戰談判的方案。隨後，金日成和高崗去蘇聯和斯大林會談。斯大林採納了毛澤東的建議，決定由蘇聯出面，對美方的試探做出反應。

6月23日，馬立克在聯合國的新聞廣播中發表演說：維護和平事業是可能的，第一個步驟是“雙方把軍隊撤離三八線”。6月25日，《人民日報》社論表示，“我們中國人民完全贊同這個建議”。同日，杜魯門在田納西州的土拉霍馬航空工程研究中心落成典禮上宣佈：“美國願意參加和平解決的談判。”

一番隔空喊話，拉開了停戰談判的序幕。毛澤東提出“充分準備持久作戰和爭取和談，達到結束戰爭”的總方針：即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雙管齊下；爭取和，不怕戰，準備拖；談要耐心，打要堅決，據理力爭，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戰。

此時，第五次戰役已經結束，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總計殲滅敵人23萬人。

周恩來：“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

1951年7月10日，停戰談判在中朝方掌控的朝鮮開城舉行。後來，“聯合國軍”覺得喫了虧，談判地址又遷移至三八線上的板門店。

在挑選“聯合國軍”首席談判代表時，總司令李奇微表示，要找一位有自制力的高級軍官，正如他對一位副手所說：“那人能夠一連坐上6個小時，既不眨眼，也不想抽空解小便。”就這樣，選上了美國遠東海軍司令喬伊中將。

雖然朝鮮人民軍的南日大將是中朝方的首席代表，但喬伊認爲，中方代表解方纔是真正的決策人物。解方說話從不與同事們商量，開門見山，不拘於宣傳性的言辭，而且他身材瘦削、棱角分明，頭髮又密又短，這使喬伊印象極深，甚至望而生畏。

其實，喬伊真正的對手並不在房間裏。中朝參加停戰談判的，分爲三線。一線由南日、解方等直接出面談判；二線由喬冠華、柴成文等往返聯繫，並傳達、貫徹上級指示，提出談判的具體方案；三線則由李克農負責，與毛澤東、周恩來保持密切聯繫並直接與朝鮮最高層協商，掌握談判的方針大計及全部過程。

在代表團裏，李克農代號101首長，或稱“李隊長”，喬冠華代號103，幹部稱他“喬指導員”，他們的身份是保密的。每天，從板門店發去的電報再從北京批覆回來，往往已是次日清晨。

周恩來在李克農和喬冠華赴朝前叮囑了一句古語：“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也就是說，該爭的據理力爭，該讓或不能不讓的，看準時機讓。

雙方要爭的頭等大事，就是劃定軍事分界線。中朝方面提出，以開戰前的三八線爲界；美方斷然拒絕，理由是美方有“海空優勢”，軍事分界線應劃在中朝陣地後方。

每當中朝方代表進行反駁時，美方就拒不發言，故意讓談判陷入僵局。喬伊中將一言不發，時而雙手托腮，時而玩弄兩支鉛筆，南日將軍則叼着他的象牙菸斗，眼睛盯着喬伊，把菸圈噴向對方。

沉悶的氣氛中，連空氣彷彿都凝固了。副代表柴成文悄悄走入旁邊的小帳篷，請示李克農，李克農只遞給他一張小紙條，紙條上就三個字“坐下去”。高度緊繃的談判人員傳看了這張紙條，頓時又來了精神。

“靜坐”持續了2小時11分鐘。最後，喬伊打破沉默，宣佈休會。

第二天的談判由朝鮮主持。首席代表南日將軍宣佈會議開始，雙方代表落座。一言未發，南日將軍又馬上宣佈休會，全程用時25秒。美國人驚訝地意識到，他們的對手中，有一位高人存在。

在多次交鋒都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後，美國人叫囂着“讓炸彈、大炮和機關槍去辯論吧”。不過，當“聯合國軍”在夏秋季攻勢中付出了傷亡15.7萬餘人的慘痛代價後，他們又不得不重新回到了談判席上。

11月27日，聯軍方面同意以實際接觸線爲軍事分界線，放棄了所謂“海空補償”的要求。不過，在特定地段的控制權問題上，仍爭執不斷。

一次，雙方都聲稱控制了朝鮮中部的一個高地，美方還當着中方打電話到戰地確認。這時，一位美方翻譯無意中聽到一位中國談判代表低聲說：“不要緊，今晚就會成爲我們的。”美軍嚇得立馬備戰，儘管如此，志願軍還是奪取了高地。彭德懷管這叫“零敲牛皮糖”。

“我們的對手是談起來想打，打起來又想談。”誠如李克農所總結的，在持續兩年的打打談談中，美國在朝鮮戰場投入了其陸軍的1/3、空軍的1/5、海軍的近1/2。

1951年末，軍事分界線確定，李克農拿出一瓶茅臺酒，與大家乾杯。談判人員都喜洋洋地覺得，最主要的問題已得到解決，年內即可達成停戰協議。

中共中央也確定在一年半內將全軍部隊從626萬人壓縮至350萬人，並減少在朝部隊26萬人。1952年內，軍費開支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例降到33%，經濟建設費用則上升到45%。

丁國鈺：“戰場上剛剛還殺紅了眼，談判桌上怎麼可能談笑風生”

連一向神機妙算的李克農都沒料到，談判明明到了尾聲，卻又進行了一年半。什麼原因使得停戰談判拖了這麼久？十年前，記者曾採訪當時的中方首席代表丁國鈺，這位95歲高齡的老人，對於那場談判的細節，記憶猶新。

雖然從事外交工作多年，但他仍常被稱爲丁國鈺將軍。丁老說，這是因爲抗美援朝實在是太深入人心了。“我是志願軍的第三任首席談判代表，和美國人談判時，《人民日報》天天都是丁國鈺將軍怎樣了。其實，部隊那時還沒授銜，是爲了談判工作的需要，才說我是將軍的。”

“不但將軍的名號是臨時定的，連談判穿的衣服都是臨時做的。”1952年，李克農認爲丁國鈺適合外交工作，便讓他去談判代表團主持思想政治工作。1952年到1953年，停戰談判破裂期間，李克農和喬冠華撤回國內，代表團由丁國鈺負責。1953年4月26日，丁國鈺正式接替邊章五任中方第三任首席代表。

參加談判前，他是42軍政治部主任，已經入朝作戰兩年，在戰鬥中四過漢江，正在三八線上和美軍僵持着打夜戰。

“戰場上剛剛還殺紅了眼，談判桌上怎麼可能談笑風生。”丁國鈺說，板門店停戰談判名爲軍事外交談判，卻沒有半點外交氛圍：進帳篷時雙方各走各的門；代表見面時互不理睬，更沒有握手、寒暄的禮節；開會時，有話就說，沒話就散；中途休息時，各去各的帳篷；連廁所都是各去各的，以免混雜。

丁國鈺和其他代表一樣，雖然在戰場上身經百戰，但並沒有同美國人打交道的經驗。因此，在談判開始前的會議上，李克農總要忠告他們，“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體問題要後發制人。”“在談判桌上有些話寧肯晚說一天也不要搶先一分鐘。”

儘管知道這是一次十分艱難的談判，但談了747天，還是超乎丁國鈺的預期。從1952年開始，最主要的分歧是戰俘問題。

《關於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國際公約》規定：“戰爭結束，戰俘應毫不遲延地釋放並遣返。”根據這個規定，中朝方堅持的原則是停戰協定簽字後，雙方所有的戰俘應全部迅速釋放與遣返。

由於中朝方擁有對方戰俘1萬餘人，而對方擁有中朝方戰俘達13萬多人，美國在其它方面未得到好處，便想在戰俘身上大做文章，堅持“一對一”交換。後來，在中朝方的鬥爭下，美方又緊緊捏着“自願遣返”這張牌不放，以便扣押中朝方戰俘。

1952年10月8日，繼任的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遜中將先用老套路發問，問中朝方對其提出的“自願遣返戰俘”的方案有何想法。南日大將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換湯不換藥，不予接受。哈里遜接着宣佈“無限期休會”，且不等我方反應即起身朝帳篷外走。

中朝方全體人員處變不驚，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大笑表示蔑視，直到對方全部人員撤走後才離開帳篷。丁國鈺說，這是事先針對“逃會”安排好的應對。爲此，他們還專門演練過京劇老生的腔調，以便發出中氣十足的笑聲，讓帳篷外的西方記者知道。

1953年1月，艾森豪威爾正式就任美國總統。這位二戰中赫赫有名的五星上將，很快便清醒地認識到：朝鮮戰爭是一場無法打贏的戰爭，這和美國“歐洲第一位”的全球戰略是一個無法調和的矛盾，必須設法儘快脫身。

丁國鈺記得，轉折點是在2月22日。那天，祕書處收到了“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的信函，提議雙方先行交換病傷戰俘。他請示毛澤東是否對此給予答覆，主席在回電中提到，“不分輕重一事一抗，已顯被動。”

恰在這個節骨眼兒上，3月5日，斯大林突發腦溢血去世。斯大林沒有指定接班人，蘇共領導人的注意力轉向內部問題，對於處理朝鮮問題的方針馬上有了改變，主張在戰俘問題上求得妥協。毛澤東同意了這個主張。

3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關於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聲明》，表明中朝方面已不再堅持“全部遣返”，而改爲“解釋遣返”，相當於一種“動員遣返”。

隨後，被美方單方面中斷了6個月18天的朝鮮停戰談判重新復會。6月8日，雙方就戰俘問題達成協議。

7月27日，是簽訂停戰協議的日子。南日大將和哈里遜中將就座後，便在準備好的文件上籤了字。之後，兩人幾乎同時起身，然後離座揚長而去，沒有寒暄，沒有握手，沒有講話，甚至沒看對方一眼。

相對於漫長的談判，僅十分鐘的簽字儀式似乎過短。中國外交部曾提出一個比較具體的計劃，但在請示過程中，周恩來特別指出：“簽字儀式中的進門就互相握手和碰杯應以不要爲好。”

1953年4月20日，雙方傷病俘虜的遣返工作在板門店開始，丁國鈺在現場迎接了第一批我國的被俘將士。

“他們受太多委屈了。”丁老搖着頭，不忍回憶。他說，他到帳篷裏探視他們時，見他們哭成一團，脫去上衣，露出被強迫刺上的侮辱性詞句——“反共抗俄”“殺朱拔毛”，他這才明白爲什麼很多志願軍被俘人員不敢回國，被挾持到了臺灣，原來他們比朝鮮被俘人員受到了更多、更大的摧殘。

日內瓦會議後，周恩來訪問波蘭時，波蘭總統告了丁國鈺一狀：“你們中國在朝鮮的談判代表只講原則，不講妥協，就不考慮還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這次“告狀”反而使總理知道了丁國鈺，並讓他脫掉軍裝專搞外交。

在後來漫長的歲月裏，丁國鈺先後出任中國駐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等國大使。除了他以外，經歷過這次談判的很多工作人員，都成了外交部第一批領導幹部。

記者採訪時，丁國鈺陷入沉思，沉默片刻後，他忍不住感嘆：“我們爲了中朝友誼，保家衛國，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朝鮮戰爭以美國侵略者被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而告結束。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證明：“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正義的勝利、和平的勝利、人民的勝利。

本文來源：北京日報 責任編輯：李超_NB12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