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國力蒸蒸日上，文化繁榮，各大博物館遍地開花，吸引了無數文物愛好者駐足。然而，因爲歷史的原因，我們能夠目睹這些精美的文物，都有幸運的因素。許多國寶都有過險象環生的經歷，差點就與公衆失之交臂，比如今天要說的大盂鼎就是其中之一。

大盂鼎的面世，本來就不是個好時候。那是在清朝道光年間，陝西郿縣禮村出土了一批精美絕倫的青銅器。其中就包括大盂鼎和小盂鼎，它們因周康王時期名臣盂而得名。但是，清政府腐敗無能，更沒有相關法律對出土文物進行保護，小盂鼎很快就下落不明，至今依然杳無音訊。

大盂鼎也歷經坎坷，輾轉流落於古玩市場，經歷多人之手，爲袁世凱叔父袁保恆所獲。袁寶恆雖然酷愛金石，卻不敢藏私，將這件珍貴文物送給了頂頭上司陝甘總督左宗棠。當時，這件大鼎的價格就賣到過3000兩白銀，顯然已經名聲大噪，是當之無愧的國寶。然而，左宗棠得到後，卻毫不猶豫地送給了原工部尚書潘祖蔭。

潘祖蔭雖然位高權重，但左宗棠貴爲一方諸侯，爲何要以如此重禮相贈呢？原來，在左宗棠擔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僚時，得罪過永州總兵樊燮，被讒言相誣，遭到朝廷的議罪，差點就被問斬。潘祖蔭利用侍讀學士的身份，多方爲左宗棠說情，這才免於處置。所以，潘祖蔭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左宗棠發跡之後，也願意送出重禮，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

清代文人喜歡金石的很多，但潘祖蔭肯定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網羅了很多珍貴文物，還寫出過《攀古樓彝器圖釋》、《漢沙南侯獲刻石》等著作。這樣的行家，對大盂鼎自然愛不釋手，作爲鎮宅之寶。

大盂鼎也確實夠資格入得了潘祖蔭的法眼，它高爲101.9釐米，口徑77.8釐米，重達153.5千克，是典型的圓形三足鼎。在大鼎之上，密密麻麻都是雲雷紋的底紋，頸部和足上部是饕餮紋，這是西周時期青銅器上最常見的紋飾。三足的下部則是兩週凸弦紋，這倒是很難看到，表現出當時的工匠在滿足大衆審美的情趣同時，也充分彰顯個性。這個器物特徵明顯，出土地也十分明確，歷來就被視爲西周中期青銅鼎的標準器。

青銅器的價值，一在於形制規模，二在於銘文多寡，內容意義。 大盂鼎的銘文19行291字就十分重要，它講述的是周康王向盂發出的告誡。周康王回顧了文王和武王是如何愛惜百姓，治理國家的，勉勵盂以此爲鑑，輔佐王室，並賜給大量的財物。盂爲了紀念這件事，也爲了紀念自己的先祖南公，製作了此鼎。

銘文的內容，與史料中關於文王、武王的情節相互印證，同時它的書法價值也非比尋常。清末民初的很多書法家，認爲大盂鼎銘文結構嚴謹，章法有度，開創《張遷碑》、《龍門造像》的先河，是西周青銅器銘文的佳作。

這樣的國之重器，當然引起了很多人的貪念。雖然潘祖蔭在世的時候，它安然無恙，但潘祖蔭死後，大盂鼎就被許多人惦記。清朝時兩江總督端方虎視眈眈，擺明就是要霸佔大盂鼎，鬧得潘家人心惶惶，直到辛亥革命後，端方被殺才算化解一次危機。

民國時期，外國人也多次找到潘家，希望能帶走大盂鼎。但潘家人連端方都拒絕了，更不願意讓國寶流失海外。不過，還是有政府大員設計，要巧取豪奪，也被潘家人見招拆招化解了。

抗戰時期是大盂鼎最危險的時刻，當時蘇州已經淪陷，潘家人將大盂鼎在內的大量文物掩埋於地下。日本人也找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卻並沒有發現大盂鼎。就這樣，大盂鼎依然奇蹟般地留在了大陸。

直到解放以後，局勢穩定，國家日益向上。潘家人集體開會決定，由潘祖蔭的孫媳潘達於出面將大盂鼎捐給了國家。本來是收藏在上海博物館的，後來落戶國博的前身中國歷史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