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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謝明宏  

來源：娛樂硬糖（ID：yuleyingtang）

“連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在1996年的春晚小品《打工奇遇》裏，不滿經理鞏漢林投機取巧，“打工人”趙麗蓉憤怒辭職。老太太扛上自己的麻袋，唱起“走四方，路迢迢，水長長”，留下了瀟灑的打工人背影。

對於如今的青年“打工人”，趙麗蓉的這份曠達，正成爲他們的新精神。“早安，打工人”、“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我們要悄悄打工，然後驚豔所有人”、“打工讓你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也活不下去”、“打工不僅能致富，還能交友娶媳婦”、“不拼爹不拼媽，我們打工人只拼命”。

從朋友圈到社交網站、短視頻，“打工人”成爲光速走紅的網絡梗。全國總工會的微信公衆號，積極回應給出定義：“打工人被賦予了鋼鐵般的意志，炙熱的情懷，還有詩和遠方的期待。”

豆瓣新成立的“打工人聚集地”小組，也在精華帖裏澄清：“在本質上，打工人和社畜是不同的。打工雖是事實，但它幾乎消除了階級差異。”也就是說，無論工作的門類和收入高低，打工人具有更廣的普適性和更積極的精神面貌。

圖片來源 @ohBoyDaily

天下苦“喪”久矣！可打工人真的等同於“好好工作，天天向上”嗎？“打工”與“工作”的區別在於，工作是正式而穩定的契約勞動，而打工則具有相對的流動性。

如今自稱打工者的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務工羣體，更不乏白領等現代企業體制下掙扎的人。儘管擺脫了喪氣，“打工人”仍然是一種帶有自嘲意味的圈層代稱。

日暮途窮，所以倒行逆施。看似表達打卡奮鬥的積極，實則對碌碌無爲逗趣調侃。和此前“985廢物引進計劃”組員以five（廢物諧音）自稱一樣，我們看到的是以一種看似抵抗的方式，達成了對既定現實的高度接納和自洽。

加油，打工人

《馬男波傑克》有段臺詞：“我覺得很難以理解，人們每天醒來，然後說新的一天加油。他們怎麼加油，我不知道。”熱衷於給自己加油打氣的“打工人”，似乎不能和馬男產生共鳴。

如果把“打工人”的段子作爲文本分析，會發現它們從屬於一套“佛喪混雜”的語義系統，更像是披着海綿寶寶皮的馬男波傑克。第一層往往是樂觀樣貌，第二層纔是辛酸悲情，第三層則是五味雜陳的“悲喜交加”。

“打工人起的早，打工人身體好。一混就一天，還給咱上社保。每月開個仨瓜倆棗，就能解決溫飽。只要公司不裁員，就把它靠黃靠倒。”

沒人喜歡早起，身體好只是被迫早起的心理慰藉。溫飽與社保，都只是安撫打工人心緒的“磨盤胡蘿蔔”。至於靠黃靠倒，非但沒有消弭階級差異，反而以“楊白勞與黃世仁”的心態在慫慫地詛咒。

“李佳琦熬夜賺錢，白天可以補覺。你熬夜花錢，白天還得打工。加油吧，定金人！一起衝向美好的未來。”定金人如果不加油，尾款人就只有望貨興嘆。不妨告訴大家一個祕密，定金人和尾款人都是一個人！以“打工人”爲主幹，衍生出的XX人大概都有“杯水車薪”的吐槽意味。

“過安檢的時候機器一直響，安檢小姐姐叫我把東西全拿出來，可過了還是一直響。小姐姐問我是幹嘛的我說我打工的，小姐姐說好傢伙，怪不得檢測出了鋼鐵般的意志。”這則廣爲流傳的打工人笑話，將鋼鐵意志進行了具象化調侃。但在鋼鐵意志的背後呢？恐怕是沒有鋼鐵意志就熬不下來的打工生涯。

勞動勞動白勞動，付完定金愁尾款。一頓操作猛如虎，工資到賬兩千五。當“打工人”成爲一種集體無意識，完全可以看成社會時代的階段性產物。不管工作苦不苦的，都在叫苦。恰如榮格在《原型與集體無意識》中的斷言：“我於其間體驗自身之中的他者的同時，非我之他者也體驗我。”

正話反說，喪語要用積極的口吻吶喊。如果說社畜式的喪文化，撕裂了雞湯學的流暢敘事。那麼“打工人是人上人”的宣言，則再度屈從了主導價值的評判標準。顛三倒四的破壞感，前後轉折的反語修辭，狠狠地嘲弄了老闆“以夢想爲餌，行剝削之實”的大餅。

打工人不是“人上人”，而是“人和人”。單純的抱怨“上班真特麼累”太直白，矇頭工作“明天會更好”又過於自欺，於是敢於自我激勵敢於戳破淋漓真相的“打工體”應運而生。

打工人、三拋世代、社畜

同一個世界，不同的打工心態。從日本傳來的社畜，在韓國熱議的三拋世代，以及我們本土孕育的打工人，有着微妙的異質同構性。基於不同的社會體制和時代背景，它們的字詞意蘊也南轅北轍。

日本“社畜”的出現，源於日企終身僱傭制和年功序列制的職場文化。“會社”的“畜生”，即賣身給企業的比喻。一輩子只給一家老闆打工，故而是像家中犬畜一般的存在。

在日劇《無法成爲野獸的我們》中，強顏歡笑的女主深海晶爲了保全項目，甚至不惜向合作公司的老闆下跪。只會使喚人的老闆，加上豬隊友同事，讓她幾乎包辦了公司的所有勞務。

“如果可以向野獸一樣自由生活就好了。”其實我們生來就是無規矩的動物，遵循造物的設定，有時柔弱有時殘酷。但在社會生活裏，慢慢被規訓成了依仗智力和計謀，但沒有自由的“高等生物”。已經困獸猶鬥，卻仍然不如一頭野獸。

進入中文語境後，“社畜”被賦予了社會動物和社交動物的意思，已經偏離了本義。畢竟國情不同，企業制度更大不同。我們這邊，大家都不是“家畜”，而是“野獸”。能一輩子給一家企業打工，也是不少年輕人的夢想呢。

在2011年，韓國就出現了“三拋世代”，指的是丟棄戀愛、放棄成婚、拒絕生子的青年一代；到了2015年，三拋加上社交和買房變成“五拋世代”；添上夢想和希望後，2016年年初進化爲“七拋世代”。

後來還嫌不過癮，乾脆改成了“X拋世代”或“全拋世代”，X可以放入想放棄的任何東西。韓國的父權主義或者說上下級社會階層關係的森嚴，在亞洲國家中位居榜首。思想觀念加上農業保護政策，使得韓國青年的生活成本普遍很高。

公職和財閥企業是最好的就業選擇，但競爭異常激烈。97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上升空間和創業環境都不可與“88萬元世代”同日而語。若說“88萬元世代”是輿論界“贈予”韓國青年的稱呼，那麼“全拋世代”則是他們自我意識覺醒後的自稱。

以社畜和全拋世代爲參照，中國青年的“打工人”不難尋根。90後在深刻的社會轉型期成長，進入社會後又發現階層壁壘難以打破，從而產生了巨大的焦慮和挫敗感。當無論怎麼努力，也追趕不上房價的狂飆突進，奮鬥的無意義感便開始蔓延。

60後已功成身退，70後享受過“天子驕子”的待遇，80後也趕上互聯網的末班車，而後來一步的90後乃至00後，作爲“準中產”面臨着不上不下的困境。內卷趨勢不可阻擋，有限的資源陷入無限的競爭。

傳統寫字樓裏“面上有種顧盼自豪”的白領，也開始了“下滑”。他們越來越像龐大工業機器上的螺絲釘，一到中年就面臨着替換的危機。

某互聯網巨頭的校招特別諷刺，宣稱員工隊伍都是年輕人，被問到年紀大些的人去哪兒的時候慌了神。一代自有一代的打工人，當然是被更鋼鐵的下一代換掉啦。

潘曉來信2.0

潘曉並不是真實人名，而是來自兩個人名的拼接。潘，是潘禕，一位在校大學生。曉，是黃曉菊，一名普通工人。這封信敘述了當時年輕人的普遍疑惑：爲什麼過去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信仰，似乎在市場化的浪潮中失去了有效的解釋力。

信中感慨：“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譴責這個庸俗的現實；另一方面，我又隨波逐流。”

潘曉的迷茫，和如今的“打工人”很有緣。完全處於不同歷史時段兩端的年輕人，所面臨的幾乎是相同的心境。

蓋·斯坦汀在《岌岌可危的階級》中定義“危險階級”，是處於不穩定就業，且無法通過工作建構理想身份和事業的一個全球化時代的新階級。

打工人，無疑是危險階級的的最佳代言人。他們生於“喪文化”之中，卻多了一抹樂觀主義的色彩。與其被動接受，不如主動出擊。資本家的話術，階層躍升的幻象，被“打工人”的機關槍擊得稀碎。錢少事多離家遠，位卑權輕責任重。“打工人”，是專屬這個時代的黑色幽默。

寫成“打工人”，讀作“新無產”。年輕人從“社畜”的負面自嘲，再到假裝不在意的“佛系青年”，最終落腳於把苦喫成甜的“打工人”。究竟是大無畏的英雄主義，還是自我麻醉的犬儒主義，全看使用者的自我調適。

就像咖啡加不加糖：今天你脆弱，打工人的段子就藏一個心酸的底色；今天你堅強，那就不妨把打工人改成一碗雞湯。當齊澤克在首爾發現滿街都是《江南style》的時候，這位來自前東歐的哲學家評價：“這種淫穢痛快的愚蠢的強制性質，恰是真正的藝術應該給予我們的解脫。”

痛並快樂者，或者說因爲無法逃離“痛”，而選擇了喜歡“痛”。雖然是一種弔詭的存在狀態，但至少在“佛”與“喪”之間求得了微妙的呼吸夾縫。在早起的痛苦和案牘的勞形中，盡情地來上兩三回深呼吸。

人生意義的討論，雖然每個時代都會發生。但於潘曉來信40年後的“打工人”來說，卻是形而上的。它無法解決任何實際的問題，但卻可以讓心裏不那麼彆扭和難過。

當文學還沒有失去轟動效應時，潘曉來信還是以雜誌作爲社會問題的傳聲筒。而當新媒介全面入侵日常生活，打工人只能變成活躍於短視頻和社交網站的集體狂歡。留不下信，只留下無數若干年後人們不懂笑點的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