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我是小情，咱們又見面啦

2010年，99歲的楊絳在寫給好友鍾叔河信中，對張愛玲的如此評價道：

我覺得你們都過高看待張愛玲了，我對她有偏見，我的外甥女和張同是聖瑪利女校學生，我的外甥女說張愛玲死要出風頭，故意奇裝異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難看，一臉“花生米”（青春豆），同學都看不起她。我說句平心話，她的文筆不錯。但意境卑下...現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樣美了。我沒有見過她。

且不說楊絳先生對張愛玲的評價是否正確，但她在沒見過張愛玲的情況下，承認自己對張愛玲有“偏見”，可見，楊絳先生也是個講理之人。

至於，楊絳的外甥女，倒更像是一個即使不知全貌，也要憑藉自身認知，論人是非的普通人。

爲何要這麼說呢？

張愛情的確在穿着打扮上，不符合當時“進步女青年”該有的統一模樣。但這不是張愛玲爲了吸引別人故意爲之的，而是她的喜好向如來此，且不願因別人的意願而改變自己。

張愛玲爲什麼落落寡合

因爲“天才的乖僻”

張愛玲一生都落落寡合，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與她的“古怪”，所以經常獨來獨往，不合羣。（也可以說是受人排斥）

張愛玲在《我的天才夢》裏寫過這麼一段話：

我是個古怪的女孩兒，從小被目爲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去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

這說明，張愛玲知道自己的“古怪”，並視這“古怪”爲缺點。但要命的是，她無法讓自己變的“正常”，融入人羣。因爲，她是個天才！

心理學家施耐德曾做過的一個性格分析實驗，而實驗顯示：

當一個人發現他對很多問題的看法都與衆不同（相異性高達95%）時，這種獨特性不僅不會讓他志得意滿，反而會使之因此覺得形單影隻，感到孤立甚至沮喪。

張愛玲特有的“天才的乖僻”就是屬於這類“獨特性”，而她的落落寡合也來自於此。

實驗還進一步的顯示另一種現象：

當人發現自己的看法非常與衆不同時，在接下來與他人的互動中，就會開始遷就他人，意見變得跟他人比較相似。

這表示，多數人其實都不喜歡自己太獨特，更傾向於向中間（也就是所謂的正常）靠攏。

這其實是人性所致。雖說，每個人都因與衆不同而成爲獨特的個體，但也因與衆相同而成爲社會的一份子。

羣體行爲一致，可以減少偏離性恐懼，給我們帶來安全感。

因此，我們日常中不自覺的作出“從衆行爲”，其實是出於一種心理保護機制。

但天才就比較“慘”了，他們不會向“正常”、“大衆”靠攏，也更不願遷就別人。並非是他們硬要自命不凡，刻意與衆不同，而是真的“學不會”平庸，“做不到”從衆。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生性便是如此，若是僞裝成大衆裏的一員，那比當天才時的落落寡合更讓他們鬱郁不歡。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某個領域的佼佼者，因太過傑出被人排擠，你會爲了合羣而故意變成領域中的差生嗎？

就算你願意，刻意“變差”所耗費的精力，絕對比你當佼佼者所耗費的要大的多。

不想當作家的卡夫卡

奧地利小說家卡夫卡就是一個想努力變得“平庸”的天才，但事實證明，想要活的與衆相同的他，內心的煎熬與孤獨卻比張愛玲更甚。

卡夫卡從小體弱多病且生性焦慮。少年時期，卡夫卡迷戀上了寫作，因爲寫作能舒緩他與日俱增的焦慮感，內疚感和自我憎恨感。

但他的父親反對卡夫卡寫作，並逼迫兒子選擇法學專業。在大學時，卡夫卡結識了他這一生中唯一的，真正意義上的朋友——麥克斯。

麥克斯也是個作家，他發現卡夫卡在寫作方面很有天賦，並鼓勵他把之前寫作的三部作品發表，然而當時的銷售量十分慘淡，根本無人問津。

大學畢業後，卡夫卡如父親所願在律師事務所工作，後來又在保險公司工作，但這些在當時外人眼中“體面”的職業，因社會因素、工作壓力、內心憂鬱等，讓卡夫卡痛苦不堪。

他雖然沒有放棄寫作，但他壓根不想成爲什麼偉大的作家，也並非對寫作愛的如癡如狂。

之所以堅持寫作，在卡夫卡看來像喫飯喝水般自然而然，也是他逃避內心痛苦的唯一途徑。

我爲什麼敢如此肯定他不想成爲作家？原因有兩點：

一，卡夫卡寫的作品完全不想發表。

生前作品被好友鼓勵發表，死後由好友親自整理發表。

二，卡夫卡看不上自己的作品。

他自己發表過的作品全都銷售慘淡，可他不會因此頹喪，因爲他自認爲自己的書根本一文不值。

卡夫卡41歲時死於肺結核，他後來一直都在保險公司上班，以父親希望的，世人覺得本應如此的那樣活着，直到死，他都認爲自己的作品毫無價值。

甚至在彌留之際，還囑咐麥克斯燒掉自己沒有完成的和沒有發表的書稿。顯然，麥克斯沒有聽他的。

麥克斯用幾年時間整理發表了卡夫卡的大量存稿，很快地，世人從這些作品中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的誕生。

卡夫卡去世的第十年，他被推上了“神壇”，成爲了傑出的文學家和哲學家。

若是他早早把作品全部發表出來，怕是去世之前就能明白自己的不凡之處。

卡夫卡僞裝出來的“平庸”，在他活着的時候無人發現，百年後的今天再看，他在自己所處的時代中其實要比張愛玲不正常的多。

天才的自我否定

卡夫卡雖是猶太人，但沒有遭受過迫害（希特勒上臺前就死了）。可他作品裏卻刻畫了反人性、恐怖主義和官僚專制。參考作品：《變形記》、《在流放地》。

因此，有些人認爲卡夫卡的名望來自他預測的能力。

他給人的印象是工作體面，交友廣泛（實際沒啥真朋友）。但他筆下的主人公大多都孤獨、迷茫還有自我身份的不確定感。

前面有說到張愛玲的愛穿奇裝異服，卡夫卡倒是衣着考究。他們的品味不同，可近乎偏執的古怪執着卻一模一樣。

張愛玲在拮据落魄的時候也捨得穿好的，穿貴的；

卡夫卡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兩年，貧病交加之時，也要堅持質地上乘、剪裁精美的衣服，而且一定要到高級裁縫那裏定製。

張愛玲的奢侈被詬病成“虛榮”，卡夫卡的高訂被解釋成東方人不能理解的堅持。

而他們注重外表，注重到“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程度，卻是他們一直堅持和追求的：

堅持着自己的一份既超凡脫俗又符合身份的形象，以便支撐他們在文學領域內進行無窮的探索。

張愛玲性格孤僻冷漠，總寫情情愛愛，生前作品就銷量不錯，卻被指責“意境卑下”。

卡夫卡憂鬱、乖僻、膽小，寫作風格，黑暗、迷離、超現實，生前作品銷量慘淡，沒人看，連指責的人都沒有。

但當時被一部分人看不起的醜女，偏偏成爲了“20世紀最重要的中國作家”；

當時最擅長一蹶不振的超喪社畜，偏偏成爲了“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小說家之一”。

現在看來，同爲天才的二人，張愛玲還是比卡夫卡聰明。

她知道自己與衆不同，即便無奈，也接受了這份高處不勝寒所帶來的“不正常”。

而卡夫卡卻是逃避的。他怕自己太獨特讓父親失望，讓自己不安。他努力活的“正常”，只敢把真正的自己展現在作品之中，還不敢讓別人發現。

“天才的乖僻”，讓張愛玲落落寡合，但正視內心，讓她內外一致活得自在，且心安理得的享受天才賦予的成就。

所以張愛玲一邊被人罵，一邊名利雙收。

“天才的乖僻”，讓卡夫卡恐懼和焦慮，所以他活得十分擰巴。卡夫卡筆下的人物如他一樣都有着自我身份的不確定，即，不知道自己是誰。

既然自己不知，那外人如何定義他，他便也如此定義自己。（保持意見一致的從衆心理）

因此，父親討厭他，他就自我憎惡，也討厭自己。讀者覺得他的書沒價值，他就認爲那些作品一文不值。

卡夫卡刻意裝出的“與衆相同”，讓那時的衆人忽視了他，而他也忽視了自己。

生前的“自己”從不示衆，死後的名利也與他無關了。但最讓人惋惜的還是天才的自我否定。

欲戴其冠，必承其重。

張愛玲做到了，而卡夫卡承受了一生的“天才的痛苦”，最後的王冠卻只能戴在墓碑之上，這又是何其悲哀。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我們雖爲人類中的一員，但身爲一個擁有獨立人格的人，與生俱來就是特別的存在。

在強調“做自己”的當下，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獨一無二，與衆不同。

但當和自己不一樣的人越多時，人就越怕做自己。

其實不用怕，一枝獨秀就算得不到衆人瞻仰，也可孤芳自賞。滿地的鞭炮，蹦的再歡，也不如煙花燦爛。

還是人間清醒大張偉說的好：別人笑我不一樣，我笑他們都一樣。

太過“與衆不同”可能會讓別人感到不舒服，但人亦只有一個一生，忠於自我，活得痛快纔不枉來這人間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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