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至1955年10月，是我一生中最有意義、最難忘的日子。這5年的志願軍崢嶸歲月和最殘酷的戰爭歷練，是我終身革命意志堅定的力量源泉。

儘管時光流逝已過70載，我也從出征時18歲的花季，如今已經進入88歲耄耋老年，而在我的記憶庫裏，許多往事已被淡忘，唯獨這5年的經歷，作爲生命中最珍貴、最真實的回憶牢牢刻在我的腦海裏。

志願軍女戰士袁素芬在家中接受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記者採訪

過江

70年前，我響應祖國一聲召喚，棄筆從戎，在18歲花季，成爲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十二軍野戰醫院二分院衛生部的一名戰士。

1951年3月24日，我們跟隨赴朝作戰的部隊，跨過鴨綠江，奔赴硝煙瀰漫的朝鮮戰場。由於鴨綠江大橋已被炸燬，我們是通過臨時搭起的一座浮橋過江的。

過江後首先到達的是朝鮮境內的新義州，那裏被敵軍轟炸後滿目瘡痍，面目全非。回望身後的祖國，當時我們心中只有一個信念；決不能讓我們的祖國也遭受如此的蹂躪，我們要用鮮血和生命保衛自己的祖國。

第十二軍野戰醫院二分院衛生院共有100多名隊員，其中80%是女同志，年齡多在17~18歲。

由於當時美軍在朝鮮戰場上享有絕對的“制空權”，爲了達到封鎖鐵路、道路和橋樑，阻斷我們的運輸線的目的，不間斷地對我們前方和後方進行狂轟濫炸，爲了避開敵人的堵截，我們的部隊採取了白天睡覺、晚上行軍“晝宿夜出”的戰術原則。

爲了準時到達指定地點，我們每天要向前挺進60~70華里，剛開始那些天，隊員們腳底都磨起了大泡，走起來鑽心疼痛，到駐地後隊員們用馬尾巴將水泡刺破，第二天又接着趕路。

除此之外，每位隊員身上的揹包包括棉被、鐵鍬、乾糧、急救包，加起來有50多斤重，沉重的揹包壓在背上，有時感覺肺都要炸了，儘管如此，女隊員們沒有一個喊累，也沒有一個掉隊。

爲了行軍途中不讓自己打瞌睡，我們想了許多土辦法，咬舌頭咬嘴脣掐大腿，在疼痛的刺激下暫時驅散睏意。

就這樣，在戰火的洗禮中，我們年輕的隊員們的小腳丫逐漸練成了鐵腳板，靠着這雙鐵腳板，我們從鴨綠江邊一直走到三八線以南，從相持到反攻，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

爲了年輕的生命

我參與的第一次戰爭就是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經歷了金城防禦戰役的洗禮。抗美援朝戰爭經過前五次戰役的較量，敵我雙方力量趨於均衡，大體上沿金城以南的三八線南北形成對峙，我軍在作戰過程中，採取了機動防禦，又節節抗擊來犯之敵，反覆爭奪陣地，不斷殲滅敵人。

1952年冬上甘嶺戰役後，在谷山休整，與戰友合影，左二爲袁素芬。

我們緊跟前線部隊在江原道議政府東距離前線最近的一座樹木密集的大山駐紮，中心任務就是負責對前線運送下來的傷員進行醫療救助，包括止血、取子彈和碎彈片、骨折固定、清創包紮、常規外傷消毒治療，以及搶救性截肢手術，再將經治療脫離危險的傷員轉運至後方接受繼續治療。

隨着戰鬥打響，越來越多的傷員被送往我們醫院，全院100多名醫療隊員，有時每天要接待800名傷員，常常是超負荷運轉。在醫院營地，我們用軍用帳篷搭建起一個簡易手術檯。我們的醫生不分白天黑夜爲傷員做手術。晚上做手術時爲了避免燈光招來敵機轟炸和被特務發現，手術室必須高度密閉，那時候是5月份，氣溫有點高，再加上照明使用的汽燈的炙烤，完成一臺手術，我們的醫生和護士需要有堅強的意志。

與此同時，我們還得面對醫療用品缺乏的難題。在醫療隊裏，我的主要職務是藥劑員，由於配藥用的蒸餾水不能完全依靠後方運來，我們幾乎每天都需要利用野戰蒸餾器自制蒸餾水。

除此之外我還要自己配製鹽水、葡萄糖液、局麻注射藥、關節穴位封閉的藥水，使傷員早日恢復健康重上前線殺敵。自己配製注射的藥液，我都先在自己身上做試驗，若沒不良反應纔會給傷員使用，由於成績突出，效果良好，部隊給我榮記三等功一次。

配製藥液

我曾經救護過一名四川籍20歲出頭的年輕戰士，擔架抬上來時，整個人臉上頭上都纏着繃帶，只看得到一雙眼睛，我幫他做完臉部消毒清潔，包紮固定後，又接着幫他處理腿部傷口，當我用剪刀剪開棉褲後，看到戰士的腿上受傷的部位肉已經向外翻開，已經感染了。

這種情況在當時並不鮮見。那時我們每個衛生員身上都備有四個水壺，其中兩個裝着清水，是給傷員喂水的，一個裝着清潔傷口的鹽水，還有一個裝着汽油。我給傷員處理傷口後，把消炎藥壓成粉粉餵給這名戰士，在我們的精心護理下，三天後，這名戰士便能坐起身來了。

第五次戰役進入第二階段不久，接到後撤休整的命令，我們全體隊員立即投入轉移傷員的行動。

在坡陡崎嶇、潮溼路滑的山間小路上，輕傷員互相攙扶，重傷員被擔架抬或醫護工作人員揹着向山下奔走。途中我見一位截肢傷員咬着牙一跳一跳獨自跛行着，我便上前堅持揹他下山，走了幾步，不想因我個頭矮小又患迴歸熱剛愈不久，腿打軟跪在地上，兩人都摔倒了。這位傷員同志非但沒怨我，反而安慰我。

在這些具有鋼鐵般意志的戰士的配合下，我們順利完成轉移任務，沒有落下一名傷員。

防禦戰中的苦與樂

戰爭年代，兵馬未動，醫院先行。在每場戰鬥打響之前，我們要根據地形，做掩體，挖防空洞，拿起武器“鐵鍬鐵鎬”，在荒山野嶺裏開闢“戰地醫院”。

我和醫療隊中那些年輕的女孩子們一樣，開山打洞從不落後，雙手血泡成片仍然咬着牙，忍住痛，自個兒鼓勵自己“堅持、堅持就是勝利！”

由於剛下了雨，土黏得很，粘到鐵鍬上都下不來，還得用手去摳，女同志個子矮，往外送土時不得不踮起腳，使盡了全身之力往外送土。如果說急行軍讓我們練成了一副鐵腳板，挖掩體又讓我們的雙手練成“鐵砂掌”。我們一鍬接一鍬、一鎬接一鎬、一錘接一錘不懈地開山、挖洞、鏟泥土、運木材，歷經數月野戰醫院終於建成。

戰場上衛生條件差也是令我們女隊員頭痛的事。由於長時間不清洗，許多人的頭上長了蝨子，隊員不得不剪去長髮，或乾脆剃了光頭，不少人還患了婦科病。

即便是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我們的女隊員們仍然保持朝氣蓬勃、鬥志昂揚的精神。醫院中不乏多才多藝的能人，所以很快就組織起舞蹈隊還有腰鼓隊。我們從戰地上撿回美國兵扔下的空罐頭鐵盒，將兩個罐頭口對口用鐵絲連接，在接頭處外面纏上布條紙帶封閉好。兩個罐頭的兩頭底部就是鼓面。

鼓槌是從山上採集的木質縝密堅實的樹枝加工而成，小槌根部的穗和佩戴腰鼓的帶子，是用美軍照明彈用的白色降落傘，用紅汞水及龍膽紫藥水稀釋，染成深淺不同的紅色和紫色，我們腰鼓隊和舞蹈隊的節目會演，一次次受到好評。

戰地婚禮

1953年10月，我被批准爲中國共產黨黨員。隨後，我和剛榮立三等功的後勤醫療二所所長孫瑞發同志喜結良緣。我們在異國他鄉的朝鮮黃海北道的谷山瓦宇裏的一座大山溝舉行了婚禮。

1953年10月，在朝鮮谷山瓦宇裏，袁素芬和孫瑞髮結婚照，背後就是自建的茅草屋新婚房。

新房是半山坡一個自建的茅草屋，僅能遮風避雨，房間十分矮小。門前只有不足十步的平地，室內僅簡單擺放一牀一桌。新婚的牀是從山上砍來的木材，稍加砍鋸工序做成的牀架子。牀上用自己上山割的茅草，鋪成一張蓬鬆的“席夢思”牀墊。儘管如此，與昔日的天爲被、地爲牀，水壺或石頭爲枕的那些日子相比，這個條件可以說是十分豪華了，我們夫妻二人倍感溫馨。

有三件結婚時的紀念物我珍藏至今，一件是部隊發的印有“抗美援朝紀念1953—212”彩色圖案的牀單；搜山獲得的戰利品——用美軍懸掛照明彈的降落傘做成的蚊帳；還有邵副所長贈予我們的繡花枕頭。

我和愛人不僅是夫妻，還是生死與共的戰友，相依爲命的夥伴。我倆恩愛數十年，度過金婚歲月，享受人間難能可貴的天倫之樂。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訂，135萬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英勇殺敵、浴血奮戰兩年零九個月，贏得了最後勝利。在炮火連天的朝鮮戰場，爲了正義爲了和平，我們女兵和男兵一樣，共同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和考驗。

從朝鮮戰場回國後，因工作需要，我跟隨愛人輾轉福建南安，後又到了內蒙古包頭“支援三線”，參加了包蘭鐵路的建設工作。1958年6月，我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鐵道兵第二次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受到毛主席接見，併合影留念。

70年過去了，回憶這段經歷，勝利者的自豪感依存，爲捍衛和平流血奉獻，我此生無怨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