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有壞的雜草或壞的人——《悲慘世界》

今天聊聊電影《悲慘世界》。

片名Les misérables (2019),別名孤城淚(港)。

本片是導演拉吉·利的處女作長片,影片關注法國社會現實問題,一舉獲得2020年第45屆法國凱撒電影獎11項提名,並順利拿下最佳影片獎,同時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影片提名、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戛納金棕櫚獎提名等一系列榮譽。

拉吉·利根據自身的真實經歷,將法國警察在街區內的暴力執法編排進去,反映當代法國的悲慘世界。

先說說導演,黑人導演拉吉·利1978年生於西非馬裏,是馬裏移民後代,成長生活在法國巴黎郊區蒙菲梅爾(93區)。

他在2005年拍攝法國騷亂,後來形成了他的短篇紀錄片《克利希-蒙費爾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6)。在2011年時,他又在網上發佈了一段警察暴力執法的視頻。公佈後,警察被停職,他本人也因爲言論受到處罰,被判刑半年並罰款。

2005年法國騷亂是自1968年“ 五月風暴”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社會危機。由於法國政府應對失當,騷亂在短時間內蔓延至全國,並波及到德國和比利時。最後政府通過實行緊急狀態緩解了這次危機。

法國騷亂和導演本身的經歷,成爲了這部影片最大的創作源泉。

拉吉·利以鏡頭爲槍,在2017年以劇情短片《悲慘世界》入圍克萊蒙費宏影展,並提名2018年法國凱薩獎最佳短片。在短片基礎上擴展爲處女作長片後,屢獲大獎一炮而紅。

就在影片發生的93區,一百多年前,1862年維克多·雨果發表了他的著名長篇小說《悲慘世界》。小說反映了窮苦人民在重壓下的悲慘經歷,深刻揭露和批判了19世紀法國封建專制社會。處於底層階級的民衆只能任人宰割,沒有任何上升通道,更沒有改變的機會。

一百多年後,情況並沒有好轉。影片《悲慘世界》通過反映多民族聚集、多宗教雜糅的社會,拍攝出底層階級民衆的困惑。既看不到出路,也沒有尋找出路的意願。

鏡頭聚焦在巴黎北部93區,這裏不僅有原著民還有各種非法移民,黑人幫派、吉普賽人、穆斯林、販毒集團在這裏有各自勢力範圍,各方宗教信仰生活習慣都不相同,各方勢力的頭目又和當地警察保持微妙平衡。

法律在這片土地並沒有多大威力,只有強大的力量纔是說話辦事的籌碼。幫派羣體靠着人多勢衆,哪邊大塊頭肌肉男多哪邊有理,警察們則依靠槍械,子彈就是真理。除此以外,不要考慮什麼道德、法理。

新來的黑人警察斯蒂芬加入片警團隊後滿心期待,幻想着可以利用所學知識爲社區建設出一份力,心心念唸的還是他腦海裏高大上的價值觀。

可是隊長的各種行爲卻時時刻刻在挑戰斯蒂芬的三觀。似乎到處都是刁民和暴力警察。說任何話、辦任何事,都要把拳頭亮出來纔行。

緊接着一切盜竊案將故事推上高潮,野慣了的熊孩子將偷雞摸狗當做家常便飯,沒想到捅了大簍子。多民族矛盾像個超大炸藥桶,在這個導火索下一點就炸。眼看着大騷亂要再度上演,影片戛然而止,留給觀衆們無盡的想象。

有矛盾不要緊,關鍵看怎麼解決矛盾。

就像雨果在《悲慘世界》裏所說:“我的朋友們,記住這一點,從來沒有壞的雜草或壞的人,只有不好的種植者。”

如果沒有壯士斷腕的勇氣和決心,把整個不合理的制度推倒重來,那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表面看起來93區是多民族、多宗教問題,實際上還是階級矛盾。

壞的制度會把好人變壞,好的制度會把好人變好。

資本主義唯利是圖,沒有金錢利益驅使,他們不會有任何觸動,這就是他們的制度劣勢。

改造93區、掃黑除惡等事情對資本家來說,有害無益,他們根本不可能有動力去解決問題,頂多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大不了來一次大騷亂,給底層人民開放零元購活動,情緒定向爆破一下,絲毫不會有任何改變。

看着法國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在片中尖銳的矛盾對立,你就會感受到制度差異帶來的明顯不同結果。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警察和羣衆都是打成一片,一種是騷亂幾十天,依靠實行緊急狀態鎮壓,另一種是短時間控制突發疫情,成爲全球最靚的仔。

看似新來的警察斯蒂芬不懂統治之術,其實是整個體系爛到骨子裏。不管是綏靖政策還是懷柔政策,本質上都是治標不治本。因爲一旦治本就要自己推翻自己,這怎麼可能呢。說到底還是要堅定四個自信,這樣才能風景這邊獨好。

“我的朋友們

記住這一點

從來沒有壞的雜草或壞的人

只有不好的種植者”

——維克多·雨果《悲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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