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RKI数据，德国24小时新增感染再次突破11000例，第二波封锁迫在眉睫。

而反观中国，无论是本周的第三季度经济数据，还是国庆黄金周的旅行人次，无一例外地表明中国已经几乎摆脱了疫情的阴影。

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撰文《在一个没有新冠（几乎）的国家里，人们是这样生活的》，以一个在中国生活的德国人的视角讲述了疫情后中国的几乎恢复了常态的生活。

柏林艺术大学任教的韩国裔教授韩炳哲发布在《世界报》的文章则对比了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的疫情管理上的差别，从亚洲人的国民性讲起，论述集体主义和对同胞的责任心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国战胜疫情的主要原因。

虽然这位韩炳哲教授在德国呆久了，也是言必谈“意识形态”，但是抛开这一部分，其他的分析还是相对客观的。

以下是文章原文：

对于日本为什么在防疫工作中远胜西方国家这个问题。日本财长麻生太郎以“民度”一词回答。意思是“民众的水平”。在日本，这个词还可以解释为国家的优势，文化的水平，尽显麻生太郎的民族主义倾向。

麻生太郎的说法在日本引起不小争议。有人指控他在全球最需要团结的时候散播民族沙文主义。

麻生辩护道：尽管政府并未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但日本人民勇于遵循严格的卫生措施。即便强迫其他国家的人这样做，也无法做到。

柏林艺术大学教授韩炳哲指出，不仅是日本，还有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地也成功控制了疫情。而此时欧美各国还在受第二波疫情的困扰。在亚洲，几乎不存在第二波疫情，目前感染的人数也很少。

这些国家尤其表明，即使没有疫苗，人类也可以成功战胜疫情。同时亚洲人十分惊讶于，为什么欧洲人面对疫情吃尽了苦头。

鉴于感染数字的明显差异，我们不得不问：亚洲做的和欧洲有多大程度上的不同？中国的成功防疫归功于严格的社会监控，这是欧洲人无法想象的。

但日本和韩国是民主国家，在这里无法实现所谓的像中国一样的“数字极权主义”。

在韩国，电子追踪感染链是坚持贯彻的目标。这项工作在韩国被卫生部门下放到各警察局，用追踪罪犯的方法追踪接触者。

另外，虽然不强制下载新冠APP，但每个人都在毫无例外地自愿下载。APP运行得可靠且精准。普通追踪程序找不到的接触者，将会查询信用卡记录，和监控摄像头。

难解的X因子

那么，是否像大多数西方人推测的那样，亚洲的成功归功于严格的数字监控？显然不是。众所周知，新冠病毒通过紧密接触传播，即使没有数字监控，每个感染者也可以自己汇报近期接触过哪些人。所以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停留过，谁在什么时候路过过哪条街。对感染过程本身来说，没那么重要。

那么到底要怎么解释，亚洲国家的感染数量这么少呢？中国、日本和韩国有什么共同点？新加坡和德国有什么不同？日本诺贝尔医学家得主山中伸弥认为导致日本比欧美传染速度更慢的原因是X因子。

“我对日本的感染传播速度比美国和欧洲慢的事实很感兴趣，这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称其为“ X因子”-

—— 山中伸弥

毫无疑问，西方的自由主义不允许像在中国一样实施数据监控。这也是好的。病毒不能破坏自由主义。可问题是，当你使用社交媒体时，西方国家很快就把隐私的担忧抛诸脑后。所有人都一览无余，像google或者Facebook这样的平台可以随意访问隐私。没人抱怨谷歌阅读和评价用户的邮件。

收集并监控数据的不仅只有中国，中国所谓的社会评分体系用的是和西方一样的算法，就像美国的FICO和德国的Schufa一样。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监控不只是中国的专利。

鉴于监控都在进行，那么还不如使用新冠APP进行匿名追踪更无害一点。不过，数字追踪可能不是亚洲人成功抗击流行病的主要原因。

从日本财长的话中我们也许可以一窥真相，他的话指出了集体主义的重要性。人们自愿遵守卫生规则的情况下，不需要强加控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管控。

前总理施密特如是说

1962年的洪灾中，时任汉堡参议员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曾说：“要在危机中展现性格”，但欧洲显然无法在疫情中展现自己的性格。西方自由主义的弱点在疫情中暴露无遗。这造成了公共精神的衰弱。

疫情尤其显示了公共精神的重要性。公共精神的衰退，见证了年轻人在疫情中非法集会，不仅辱骂维持秩序的警察，还要向他们吐口水，打喷嚏。人民对国家毫无信任。

矛盾的是，亚洲人有更多的自由，因为他们自愿遵守严格的卫生规则。

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都没有实行封锁或者宵禁，经济损失也远低于欧洲。疫情的悖论在于，自愿放弃自由，将会拥有更多自由。任何认为戴口罩是侵犯自由的人，最终会丧失更多自由。

亚洲国家大多不是很开放，他们对个体偏差的容忍度较低。社会约束也相应更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作为韩国人，我希望继续住在病毒热点的柏林，而不是没有病毒的汉城。（这位教授真的说的是汉城）

但是，要强调的是，大量感染并不是自由生活的唯一后果。公共精神和责任感是抗击病毒的强大武器，自由主义不是个人主义或者利己主义，后者将被疫情玩弄于股掌。

新西兰是一个自由国家，新西兰成功战胜第二波疫情的原因在于调动集体精神，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疫情管理中，反复把新西兰称作“由我们500万人组成的团体”，告诉大家要团结起来抵抗病毒，居家隔离以拯救他们和自己的生命。

另一方面，美国的灾难可以追溯到特朗普的纯粹利己主义，权力斗争破坏了公共精神，分裂了整个国家。他的施政破坏了一切团结的可能。

自由社会需要什么？

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无需相互排斥，集体精神和责任感是自由社会的重要前提。一个社会越自由，就越需要集体精神。

疫情教会了我们什么是团结。自由社会需要需要更团结的公民群体。否则它将分裂成为一大波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者更容易感染病毒。

那么西方医学上无法解释的，让亚洲人战胜疫情的“X因子”无非就是集体主义，共同行动，以及对同胞的责任。

下面这篇，就是节选自上文提到的德国驻华记者的报道：

直到我在北京接到柏林的朋友来电，我才知道在北京的生活有多优越。我们谈到跨年的活动，我建议去滑雪。我的朋友虽然认为是好主意，但是他不认为奥地利人能保护好他们的滑雪场免受新冠的影响（奥地利是滑雪胜地），就算他们已经放弃了滑雪后的派对。但是缆车排队的时候怎么保持距离？

我听的目瞪口呆，我从来没这样想过，我突然才反应过来，我已经很久都担心过被感染了，（更别说我还能去滑雪了）因为我住在一个几乎度过了新冠疫情的国家，我住在中国。

当欧洲还在第二波疫情中挣扎，各国政府收紧防疫措施时，中国已经全面恢复了正常生活。尽管也存在着限制，与外界还在隔离。但是在中国国内，防疫措施早已融入生活，以至于我完全没感觉到有防疫措施。被感染的概率基本上跟乐透中奖一样。

新冠疫情给许多人带来了始料未及的一年。一月底我从武汉封城当天回到北京，然后开始隔离，后面的几周工作很多，社交很少。北京就像一座空城。公共生活完全冻结。你甚至可以在环形高速上漫步，完全不用担心有车。

有段时间人们听说有个加拿大女人不带口罩就在街上慢跑，半个中国都很愤怒，很多人认为这种不怕死的行为不可饶恕。（当时那个慢跑的女人应该是澳大利亚籍华人）

当三月疫情在中国消退时，我终于能喘息片刻。我回到柏林度假，然而疫情在德国却刚刚开始。我突然无比沮丧，我以为在北京经历过的事要是在柏林再来一次，我一定忍受不下去了。然而跟中国相比，德国立刻显了原形，防疫措施就像在公园里散步一样轻松。

尽管限制重重，但社交活动从未停止，我只要去兰德威尔运河旁转转，就能偶遇几个闲的没事做的朋友。考虑到我在中国的见闻，我对很多德国人的行为感到诧异。他们近距离互相问候，把戴口罩当作一种苛求，不把感染病毒当回事。当然我也很享受这样放任自流的气氛。

5月底的时候，通过一架特别航班，我回到了中国。我在天津下飞机，工作人员带着我们去了一家酒店隔离14天。那里的窗户是锁死的，房门要保持打开，方便工作人员送饭。中国以此过滤输入病例。6月中旬我结束隔离再次回到北京。

只有一件事和我离开前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超市，出租车，地铁里，人们都带着口罩，没人抱怨。出门要戴口罩就好像出门要穿鞋一样正常。

很多德国人在问，新冠病毒是不是真的在中国绝迹了？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前不久在青岛出现了十几例感染。当地政府马上封锁了整个社区。并给900万市民提供测试。

我的一个朋友刚好在这波迷你疫情时在青岛探过亲。北京市政府在她回来以后马上就找到了她。原来前往青岛的火车票需要身份证订购。当地居委会直到她的阴性检测结果到位前都没让她离开家过。

然而，我也借此受益良多。毕竟我们现在可以在中国境内畅游无阻，在过去的国庆假期里，有6.37亿中国人出门旅行。幼儿园和学校一切正常。我们想出门庆祝时不用躲在地下室里，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夜店。以上两篇，不管是身为亚洲人的韩炳哲教授对于亚欧人民的对比，还是一个身在中国的德国人的感受，都会让你有所感悟吧。今天生活菌的结尾就这样了，同时认真希望德国人也能认真思考这两篇文章。随着每日新增感染病例的增加，死亡率也随之上涨了，病毒，从来不是闹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