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这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代表作《商君书·弱民》中的节选，首次提出了“弱民”理论，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国，使民众不敢抗拒法律，合理地去役使民众，让他们为国家出力。

这一理论在商鞅变法时得到应用。变法后，秦国建立了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制定了严苛的律法，奖励耕战，重视军攻，重农抑商，使民众喜于外战，耻于内斗，使秦国成为战国最强大的国家，最终完成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大业。

秦朝灭亡代表着法家学派的消亡，汉朝建立后废除了秦朝的严刑律法，减轻徭役和赋税，采取休养生息措施，修复了因连年征战对民力的挫伤。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确立为治国根本思想。不过，此时的儒家思想融合了大量法家、道家、阴阳五行等学说，已经不是战国时期的原貌，一些法家思想因此保留下来。

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史中，《商君书》一度作为帝王之书，经后人编纂、修改和完善，形成今天的《商君书》26篇，《弱民》是其中的第20篇。

《商君书》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遭到儒家的坚决抵制，不被作为主流治国思想。但实际上，秦汉以后的治国思想中多多少少都掺有法家思想，严格来说并非真正的儒家治国，而是外儒内法，治民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

“弱民”作为《商君书》的核心思想之一，历来受到后人批判与攻击，认为这是强权奴役民众的工具。与“弱民”并称的还有“驭民五术”，即“壹民”，统一思想；“弱民”，使民众贫困；“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暇顾及他事；“辱民”，使民众无自尊自信，专心于立战功博取爵位；“贫民”，使民众无余财。

笔者查阅了许多资料，也没有在任何正式文献中找到关于“驭民五术”的记载，唯一可考据的“弱民”也非字面意义上的“使民众贫困”，显然是有心人炮制出来的。假如使民众贫困、疲于奔命、毫无尊严、终日恐慌就能让国家强大起来，那么大清就应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亡呢？这个理论显然站不住脚，用脚趾头都能想到其中的不合理之处。

中国两千年治乱循环史已经充分证明，任何企图用强权和武力压制民意的政权都无法长久。秦始皇灭六国后担心旧贵族和民众造反，下令把所有富户迁到咸阳居住，收缴天下武器铸成十二金人，摧毁各地城墙，派发各种各样的徭役和赋税，用秦律惩罚不听话的人，但结果如何呢？

秦律逼反了失期的陈胜、吴广，“今亡亦死，举大事亦死”，没有兵器就用削尖的木棒，没有搬到咸阳居住的陈余、张耳、张良、项梁等六国贵族纷纷响应，在刘邦、项羽等人的率领下推翻了秦朝。从统一中国到灭亡，秦国仅存在了短短十五年，反倒是推行儒术治国的汉朝先后存在了四百多年。

历史证明，中国人从来不是逆来顺受的弱势群体，反抗精神已经融入到血脉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时，中国人从来都是最容易得到满足的群体，只要有一块土地、一个容身之处，就能世世代代繁衍下去，给一点好处就感恩戴德。笔者认为，中国人用儒家的“仁政”、“爱民”思想去统治是合理的，“驭民五术”应该更适合印度。

“弱民”的真正含义是压制民众的欲求、智力和权利，限制其能参与国家行政的能力，使民众无法团结起来与统治者对抗。这种统治思想带有明显的封建意识，已经完全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相反，现代国家致力于普及基础教育，开启民智，扫除愚昧落后思想，重视公民权利，用法律保障社会公平、公正，帮助民众树立积极向上、自尊自信的健康人格，提高民众生活水平，鼓励消费，从而拉动社会工商业的发展，这才是一个文明国家所应提倡的，也是一个让国家强大起来的根本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