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割，無論我走到哪裏，都流出一首讚歌”“來到了南泥灣，南泥灣好地方好地呀方”“風兒送來春的氣息，讓我與夢不期而遇”……

如果你每天早晨9點鐘左右經過李村公園，一定會被公園裏傳出的紅歌合唱所吸引，一陣陣歌聲鏗鏘有力，一首首紅歌振奮人心，讓人忍不住駐足片刻，悉心聆聽。

然而，唱歌的並不是一支專業隊伍，而是一個自發組織的業餘合唱團體。這個合唱團的成員平均年齡65歲，團裏年齡最大的歌者91歲，年齡最小的也已是年近半百的中年人。從2017年只有四五個人的小隊伍，到如今固定團員兩百多人，最多的時候有五六百人，合唱團不僅給李滄區紅歌愛好者們提供了一個一展歌喉的大舞臺，也成了周邊居民休閒娛樂、開懷歌唱的主陣地。

這個合唱團就是李滄區銀齡紅歌合唱團！

一把口琴一個麥克

他帶着兩百人唱紅歌

深秋的清晨氣溫走低，但李村公園的廣場上卻早已人頭攢動，熱鬧非凡。不到9點，廣場南側的空地上已經聚集了兩百多人，他們不約而同地圍成一圈，有盛裝打扮的，有拖家帶口的，還有拄着柺棍的、坐着輪椅的。他們，都是銀齡紅歌合唱團的成員。

上午9點整，合唱團準時開唱，從《上甘嶺》到《我和我的祖國》，從《東方紅》到《我們的中國夢》，一首首經典紅歌響徹四方，優美的旋律和激昂的歌聲在廣場上空久久迴盪。再看四周的歌者，他們抬頭挺胸、目光如炬，精神矍鑠、神采奕奕，聚精會神地高聲詠唱，時不時還跟隨着旋律的變換揮舞雙手，完全沉浸其中，那種忘我的狀態和昂揚的精氣神兒，讓人忽略了他們的年紀。

走進人羣，你會發現所有歌者的目光匯聚在隊伍中間的一位男士身上，他手拿口琴和麥克風，一邊賣力演奏，一邊揮舞手臂指揮大家合唱。這個人就是孫立森，今年58歲，是銀齡紅歌合唱團的創始人之一，也是合唱團的團長。

說起合唱團的從無到有，孫立森說：“從來也沒想到能做到這個規模”。孫立森介紹，退休之後，熱愛音樂的他召集了幾位志同道合的夥伴，在李村公園的廣場上清唱紅歌。那時候只有四五個人，只能算是個合唱小組，大家一直沒有伴奏，演唱的水準自然也無法提升。於是，精通口琴演奏的孫立森自告奮勇，承擔起了伴奏和指揮的重任。

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演唱被很多路過的市民所熟知，於是，越來越多的紅歌愛好者和市民朋友主動加入到合唱的隊伍中。慢慢的，合唱小組變成了合唱團，四五個人的自娛自樂變成了上百人的紅歌聯歡。

孫立森：“我是從小聽着紅歌長大的，對紅歌有一種特殊的感情。2017年來到李村公園唱紅歌以後，我發現像我一樣熱愛紅歌的人還有很多，獨樂樂不如衆樂樂，大家夥兒聚在一起唱歌，豈不是更快樂！”

“我不僅帶領大家唱歌，

也教大家笑對生活”

從組團唱紅歌開始，在過去的3年時間裏，孫立森幾乎每天都準時到李村公園“打卡”，帶領大家唱紅歌成爲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合唱團的團員們也把孫立森當成了團隊的“靈魂”，只要天氣狀況允許，百人合唱的場面天天都會在李村公園準時上演。

其實，吸引大家聚在一起唱紅歌的不只是因爲合唱團給大家提供了一個展示自己的舞臺，也因爲大家能在合唱團找到開心快樂的理由和笑對生活的力量。

李村街道居民蘭淑華今年63歲，兩年前加入合唱團，跟着孫立森一起唱紅歌。採訪當天，她身着一襲紅裙，化着淡雅的妝容，很難看出她已年過六旬。蘭淑華說，現在的她與兩年前的她判若兩人。6年前她家裏發生了諸多變故，老伴兒罹患肝癌去世，之後兒子兒媳又鬧離婚，接連不斷的打擊讓她魂不守舍，整日以淚洗面。蘭淑華：“有一段時間我得了抑鬱症，不得不去醫院做精神治療。我也想忘掉不開心的事，但就是走不出陰影，直到我遇見了銀齡紅歌合唱團”。

蘭淑華說，2018年的年初，她經過李村公園時被合唱團的歌聲吸引，同樣喜歡紅歌的她抱着試一試的心態，跟團員們唱了一上午的歌。在暢快的歌唱中，在團友們的耐心指導下，蘭淑華感受到了久違的快樂。從那以後，她正式加入合唱團，每天唱紅歌成了她的必修課。蘭淑華：“大家一塊唱歌能使人身心愉悅，唱了兩年歌，我的抑鬱症治好了，整個人都精神了，家裏的氣場也變好了。疫情期間，我還去社區做志願者，主動幫助別人。如果不是加入合唱團，這些我真的都不敢想象。”

這就是銀齡紅歌合唱團的神奇之處！

正如孫立森所說：“如果當初唱紅歌是我的愛好，那麼現在唱紅歌已經是我的一份責任了。所以，我不僅要帶領大家唱歌，唱出咱李滄人的精氣神兒，也要鼓勵大家笑對生活，保持積極的心態”。

夕陽無限好，人間重晚晴。

一個自發形成的合唱團，讓數百名中老年人有了夥伴、朋友，發揮了特長，培養了愛好，更找到了精神的歸宿，讓幸福寫在每個人臉上。可以說，銀齡紅歌合唱團已經不單單是李村公園一道別樣的風景，也成了李滄區中老年人幸福生活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