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喜報三元謝明君

人們何時認識到德治與法治需要一併推進的呢？起源在哪裏呢？

漢朝時期，人們開始思考，拋棄傳統文化是不可能的，道德在維護社會秩序上是不可替代的，而法律的執行，也離不開道德的滋養，只講法律不講道德，是肯定會出問題的。

在《論六家要旨》中，司馬談說：“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就是說，這時候人們已經明白，單純依靠法律治理，不是長久之計。

因此，從漢朝開始，統治者將之前已經拋棄的“禮”，又重新慢慢引入到“法”當中來，這就是“引禮入法”。

從此，開啓了道德與法律相結合的歷史進程。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禮“與“法“的結合，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至唐朝的時候，我國已經形成了“禮法合一”的局面，新的社會治理方式產生了。

禮法文化的治理模式，就不再是單純的法律之治了。

早在漢初時期，叔孫通曾經嘗試編纂禮典，沒有成功。

西晉時期，出臺了我國第一部禮典——《新禮》。這部禮典，也稱《晉禮》。

唐朝時期，出臺了《大唐開元禮》，成爲禮典的集大成者。

此後，我國曆代王朝，都按照唐朝的模式編纂禮典，來規範和調整國家的軍政大事和百姓的言行舉止。

在律典體系方面，漢朝形成了《漢律》，唐朝有《唐律》，清朝也自己的《清律》。

在這些律典的制定中，都是以“禮”的精神和原則作爲指導的。因此，有名的《唐律疏議》，也是“一準乎禮”。

古代違反禮典和律典的行爲，如何制裁呢？採用的是律典中的罰則進行制裁。

在我國古代，還有一種社會治理的方式，就是民間法體系。

這主要是指那些鄉規、民約、家法、族規，以及民族區域的習慣法，比如，四川阿壩地區的羌族習慣法。

這些民間法的制定，也都是來源於當地世代相傳的禮俗和禮義等。

對於這些民間法，儘管它們有着自身獨特對違犯者的制裁措施，儘管它們不同於國家法的行爲規範，但國家對此都是予以認同的。

對於少數民族習慣法，採取的是“各依本俗法”的政策。

因此從漢朝到清朝，我國的禮法文化呈現出了德法合治、多元並存的局面。

正是這樣的禮法文化，造就了我國兩千多年的禮法社會。

正如清朝末期的大理院正卿張仁黼所說的那樣：“ 數千年來禮陶樂淑，人人皆知尊君親上，人倫道德之觀念，最爲發達，是乃我國之國粹，中國法系即以此。”

這樣的社會秩序，直到清朝末期，開始解體。新的文化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