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国英

“马已今服”这个成语 ，今天刷屏了！

今天，证监会发布，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总局对马云、井贤栋、胡晓明进行了监管约谈。

这是罕见的，也给出了一记重磅信号。

对于约谈马云，我并不感到特别意外，在10月26日的文章（《马云真敢讲！创新者应该有边界吗？》）中，我就点评过，“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有平衡，要有制衡。”

有一种说法是，10月24日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的演讲，太不给监管部门面子了，所以，监管部门约谈马云，主要是为了博回面子——这种解读，格局太小了，眼皮子也太浅了！

监管部门的气量，没这么小，否则，蚂蚁集团不可能一路破旧立新，也不可能一路挤压传统金融做大做强，直至创下了全球有史以来最大IPO。

看问题，做事情，一定要有大历史观！

任何一个商业机构，都存在社会伦理边界。

注意，我讲的是“社会伦理边界”，而不是行业边界、或者其他边界，这是专门针对商业巨头讲的。

商业巨头的社会伦理边界，肯定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判准的，而不是以少部分人的利益为判准的。

如果我们的商业拓展，为社会整体提供了增量利益，那就是没有突破社会伦理边界，反之，如果我们的商业拓展，不是提供增量利益，而是与民争利进入到存量利益的博弈，则是突破了社会伦理边界。

比如，10年、20年前的房企，是大规模城市化的必然和必需，对社会整体利益是有增量的，但是，现在，城市化已经进入后半程，且经济发展进入升级阶段，这时候的房企巨头，如果再任其高负债、高杠杆扩张，则显然对社会整体利益是有损的。

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商业机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只要是突破了社会伦理边界，最终都是难以持久的。

现在的房企巨头，这种迹象已经很明显，而未来，如果不加以引导，不等于互联网巨头就不会与民争利，就不会陷入到与社会利益存量博弈的泥淖中去。

看问题，做事情，更要有全球大局观！

当下全球，已遭遇到二战后的最大变局。

美国的大选，本周基本就能尘埃落定，但是，无论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当选，有两点是不可能改变的：

一是美国内部的撕裂，这种撕裂，必然会通过对外部（尤其是中国）的宣泄，进行内部的缓和；

二是中美之间的冲突，如果拜登当选，中美或许有所缓和，但是，这也是短期的，从中长期看，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会停止的。

另外，欧洲也陷入到持续的纷扰之中，而日本为了伺机而动，前首相安倍甚至选择了退而观之。

在全球治理失序之下，在民粹主义、以及极端宗教主义抬头之下，未来的世界，已经进入到阶段性的巨大不确定性之中。

面对巨大的全球不确定性，对于已拔得发展先机的中国，自然应该以稳为主、稳中应变。

所以，这个时候，蚂蚁集团如果还要突破金融监管的边界，显然有点不识全球大局了——这不是针对蚂蚁集团的，更不是针对马云的，而是当下中国经济、当下中国金融该有的姿态。

约谈马云，不等于蚂蚁受伤。实际上，可能还变相替蚂蚁集团梳理了未来的方向。

蚂蚁集团赋能传统金融，而不是替代、或变相替代传统金融，这一定位不要轻易改变。

果真如此，则蚂蚁集团守住了社会伦理的边界。

当然，守住了社会伦理的边界，不等于说蚂蚁集团就没有了发展空间。空间肯定是有的，只不过是不太容易了。

比如，蚂蚁集团的技术能力和技术厚度，能不能赋能到其他领域？

再比如，蚂蚁集团的金融科技，能不能加大对海外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