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國英

“馬已今服”這個成語 ，今天刷屏了！

今天，證監會發布，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總局對馬雲、井賢棟、胡曉明進行了監管約談。

這是罕見的，也給出了一記重磅信號。

對於約談馬雲，我並不感到特別意外，在10月26日的文章（《馬雲真敢講！創新者應該有邊界嗎？》）中，我就點評過，“一個穩定的社會，要有平衡，要有制衡。”

有一種說法是，10月24日馬雲在外灘金融峯會的演講，太不給監管部門面子了，所以，監管部門約談馬雲，主要是爲了博回面子——這種解讀，格局太小了，眼皮子也太淺了！

監管部門的氣量，沒這麼小，否則，螞蟻集團不可能一路破舊立新，也不可能一路擠壓傳統金融做大做強，直至創下了全球有史以來最大IPO。

看問題，做事情，一定要有大歷史觀！

任何一個商業機構，都存在社會倫理邊界。

注意，我講的是“社會倫理邊界”，而不是行業邊界、或者其他邊界，這是專門針對商業巨頭講的。

商業巨頭的社會倫理邊界，肯定是以社會整體利益爲判準的，而不是以少部分人的利益爲判準的。

如果我們的商業拓展，爲社會整體提供了增量利益，那就是沒有突破社會倫理邊界，反之，如果我們的商業拓展，不是提供增量利益，而是與民爭利進入到存量利益的博弈，則是突破了社會倫理邊界。

比如，10年、20年前的房企，是大規模城市化的必然和必需，對社會整體利益是有增量的，但是，現在，城市化已經進入後半程，且經濟發展進入升級階段，這時候的房企巨頭，如果再任其高負債、高槓杆擴張，則顯然對社會整體利益是有損的。

在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商業機構，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國家，只要是突破了社會倫理邊界，最終都是難以持久的。

現在的房企巨頭，這種跡象已經很明顯，而未來，如果不加以引導，不等於互聯網巨頭就不會與民爭利，就不會陷入到與社會利益存量博弈的泥淖中去。

看問題，做事情，更要有全球大局觀！

當下全球，已遭遇到二戰後的最大變局。

美國的大選，本週基本就能塵埃落定，但是，無論是特朗普連任、還是拜登當選，有兩點是不可能改變的：

一是美國內部的撕裂，這種撕裂，必然會通過對外部（尤其是中國）的宣泄，進行內部的緩和；

二是中美之間的衝突，如果拜登當選，中美或許有所緩和，但是，這也是短期的，從中長期看，中美之間的衝突是不會停止的。

另外，歐洲也陷入到持續的紛擾之中，而日本爲了伺機而動，前首相安倍甚至選擇了退而觀之。

在全球治理失序之下，在民粹主義、以及極端宗教主義抬頭之下，未來的世界，已經進入到階段性的巨大不確定性之中。

面對巨大的全球不確定性，對於已拔得發展先機的中國，自然應該以穩爲主、穩中應變。

所以，這個時候，螞蟻集團如果還要突破金融監管的邊界，顯然有點不識全球大局了——這不是針對螞蟻集團的，更不是針對馬雲的，而是當下中國經濟、當下中國金融該有的姿態。

約談馬雲，不等於螞蟻受傷。實際上，可能還變相替螞蟻集團梳理了未來的方向。

螞蟻集團賦能傳統金融，而不是替代、或變相替代傳統金融，這一定位不要輕易改變。

果真如此，則螞蟻集團守住了社會倫理的邊界。

當然，守住了社會倫理的邊界，不等於說螞蟻集團就沒有了發展空間。空間肯定是有的，只不過是不太容易了。

比如，螞蟻集團的技術能力和技術厚度，能不能賦能到其他領域？

再比如，螞蟻集團的金融科技，能不能加大對海外的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