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 4 日，全世界都在聚焦美國總統大選，反倒讓一個重要數據落寞了 —— 美國當日新增超過 10 萬起新冠確診病例，是自疫情暴發以來的單日新高。

早在今年 6 月，美國平均每天新增病例約 4.2 萬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就預測，如果大流行得不到控制，感染率最終將達到每天 10 萬例。特朗普政府官員則稱他是危言聳聽。

如今，福奇的警示成真。

隨之而來的是病亡人數的上升，截至 11 月 4 日，已經有超過 23 萬人因新冠疾病死亡。美國失業率也已接近 8%。

衆多媒體紛紛以美國疫情第二波爲題進行報道，不過在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嚴忠看來，這並不是美國第二波來襲，而是第一波風波未息。在大選期間，美國很多州仍然有政治集會，“烏壓壓的全是人，好像根本沒有社交距離，而且很多人不戴口罩”。

在當地的商場和餐館，雖然大部分人佩戴了口罩，但是社交距離一樣難以嚴格保證。黃嚴忠孩子的中學發現 3 例無症狀患者，上課方式隨即改爲全部網絡授課。

黃嚴忠分析，有多種因素導致疫情反彈。一是無症狀患者顯著增加，而無症狀患者很可能加劇了疫情傳播；二是，大數據顯示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在縮小；三是一些重新開放地區疫情的反彈。

黃嚴忠看到的當地民衆並沒有想象中的緊張，但政治家不這麼看。白宮新冠病毒應對工作組協調員德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稱，美國疫情正進入致命階段，而特朗普卻在淡化疫情威脅。

特朗普是美國走到這個致命階段的 “帶頭大哥”，反科學的言論頻頻出自其口，他已經疏離了白宮新冠病毒應對工作組，主流的衛生專家如安東尼福奇已經被邊緣化。特朗普認爲，美國疫情正迎來拐點，即將轉危爲安，並且會在大選後 “炒掉福奇”。

即便拜登當選，到明年 1 月之前，美國還會有數月時間處於特朗普的 “自信” 中。

特朗普的 “神操作”

特朗普是一個 “不同凡響” 的總統，他的一連串 “神操作” 讓很多人目瞪口呆。

相比控制病毒蔓延，特朗普政府更熱衷於阻止封鎖的防疫政策，他需要開放來刺激經濟發展，以求獲得更多選票。這種思維從 1 月疫情之初一以貫之。

早在 1 月下旬，美國首例確診病例出現後，傳染病專家就呼籲開展新冠病毒檢測，然而未得到州和聯邦官員的支持。美國疾控中心最初的測試技術存在缺陷以及相關審批繁瑣，讓美國新冠檢測的大面積鋪開耽誤了數週時間。

到 4 月份美國疫情蔓延開來，特朗普將重點放在指責世衛組織上，稱其管理不力，過於遷就中國。事實上，世衛組織自始至終在敦促各個國家鋪開檢測，並建議居家限制以及保持社交距離，白宮並沒有積極響應。

特朗普急於敦促社會迴歸正常，他陷入了困局之中：更多的檢測意味着更多的病例，而重新開放也帶來更多的病例。

在他看來，不檢測就沒有感染。於是他在 6 月發出荒謬的觀點：如果現在停止檢測，美國病例就會有很少。

特朗普對一系列公共衛生限制表達出明顯的不耐煩，對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不屑一顧。這種對新冠病毒的輕忽蔓延到了整個白宮。

特朗普政府允許檢測陰性人員不戴口罩參加會議和活動，即使在 9 月 26 日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招待會亦是如此。

疾控中心的指南稱，難以保持社交距離的大型聚會是高風險。而在 9 月 30 日在明尼蘇達州的特朗普競選集會上，有超過 3000 人蔘與。

正是這種輕忽讓特朗普本人也確診。當週圍的人確診陽性後，特朗普和助手們並不緊張，他們絲毫不將疾控中心的建議當回事。疾控中心認爲，密切接觸者應該進行爲期 14 天的隔離。9 月 30 日，在現總統顧問霍普希克斯（Hope Hicks）出現症狀後，特朗普和助手們仍然去了新澤西州密集參加集會。當晚，報道稱希克斯檢測呈陽性，而午夜過後，特朗普也宣佈確診。

疾控中心建議，患者在確診後隔離至少 10 天。特朗普在 10 月 1 日確診，應該隔離至少到 10 月 11 日。然而，他不顧疾控中心的建議，3 天后即不戴口罩自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學中心返回白宮，並向支持者致意。這讓同車的特工遭受被感染的風險。

報道稱特朗普已經接受了再生元公司（Regeneron）的抗體混合物、瑞德西韋以及地塞米松等藥物治療。值得玩味的是，特朗普採用的再生元公司 “抗體雞尾酒療法” 產品研發自流產的胚胎細胞，而特朗普一直在尋求限制美國民衆的墮胎。

不僅如此，反對者還批評稱，特朗普使用的醫療資源和護理的特權，比如尚未上市的實驗性抗體療法是大多數感染者無法獲得的。

特朗普還謀求干預專業機構的決策。令人震驚的是，據美媒 10 月份的報道，特朗普政府曾向美國疾控中心安插了兩名 “內線”，並且非醫學出身的尼娜維特科夫斯基成爲了疾控中心的核心人物，可以控制信息發佈，如出版物的發佈與指導文件的制定，以及監視該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

特朗普政府並沒有完全撇開科學之名，他有了新的抓手。

特朗普政府的抓手

特朗普政府的抓手就是《大巴靈頓宣言》（下稱《宣言》）。

白宮新冠病毒應對工作組協調員德博拉伯克斯一直在盡力避免與特朗普直接發生衝突，但到了 11 月，她終於表達出不滿：特朗普及其顧問過於着力在防止封鎖，而不是來控制病毒。

她提到的顧問即斯科特阿特拉斯（Scott Atlas），後者是一位沒有傳染病經驗的神經放射學家。阿特拉斯主張讓病毒在年輕人中任其傳播，政府只需關注保護保護老年人和弱勢羣體。這正符合特朗普的意圖。

這項主張即《宣言》的宗旨，即 “集中保護” 戰略。10 月初，《大巴靈頓宣言》由 3 位頂尖的衛生學者起草發佈，這 3 人爲牛津大學流行病學家古普塔（Sunetra Gupta）、斯坦福大學公共衛生政策專家巴塔查里亞（Jay Bhattacharya）和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庫爾多夫（Martin Kulldorff）。這份宣言以起草所在地美國馬薩諸塞州城鎮大巴靈頓命名。

《宣言》以瑞典的抗疫模式爲楷模。瑞典不隔離，不封城，一直傾向於採取自願性原則，而不是採取強制性措施。瑞典政府建議老年人自我隔離，年輕人減少社交活動。

《宣言》稱，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封鎖政策都對公共健康產生了破壞性影響，尤其是兒童接種、心血管疾病、癌症篩查和心理健康問題會導致未來幾年更高的死亡率，也會讓工薪階層和年輕人成爲負擔最重的羣體。讓學生不能在學校上學同樣會導致很多問題。

《宣言》呼籲，應該平衡羣體免疫的風險和利益，也就是說，在有效疫苗誕生之前，需要使死亡風險最小的人正常生活，讓他們通過自然感染增強對病毒的免疫力，同時加強保護處於高風險的人，這個策略稱爲重點保護。

封鎖仍然是許多政府用來應對大流行的主要工具，包括美國許多州在內的多國政府在限制正常活動，許多學校不能進行面對面教學。起草人認爲，長期來看，封鎖並不會減少總病例數，而且歷史上從未導致根除疾病。

他們認爲，人們對新冠病毒有諸多誤解，其中的關鍵誤解之一是，老年人低估了新冠病毒的風險，而年輕人則大大高估了這個風險。特別是，老年人和體弱者的新冠死亡率比年輕人高 1000 倍，新冠感染危險性對於兒童來說更是低於包括流感在內的其他很多危害。

這份宣言引發了衆多主流媒體的討伐，其中包括《紐約時報》、《美國之音》、BBC 和《衛報》。許多專家表示，這樣的策略會導致不必要的死亡和痛苦。

杜蘭大學公共衛生和熱帶醫學學院教授約翰巴里（John Barry）在《紐約時報》發表評論稱，《宣言》反對的是那種大規模的、全面的行動限制，而現在沒人建議那樣做。

《衛報》引述牛津大學結構生物學教授詹姆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看法稱，《宣言》倡導的策略並非科學主流。

《美國之音》也表示，大部分政府顧問都認爲羣體免疫策略不可行，因爲免疫只是短期的。

醫學期刊《柳葉刀》集結了反對羣體免疫的科學家羣體，他們發表了《約翰斯諾備忘錄》，提倡封鎖，並認爲這是在有效的療法和疫苗到來之前的最佳選項。

起草人反駁說，《宣言》並非在倡導 “羣體免疫”。因爲所有抗疫策略的結局都是羣體免疫，因此將一種特定的方法歸類爲羣體免疫是毫無意義的，這就如同用 “重力策略” 來進行飛機安全降落一樣沒有意義。《宣言》提倡的是在達到羣體免疫之前將死亡率降至最低，而非主張讓病毒自由傳播，不鼓勵主動將任何人暴露於該病毒。

歸根結底，雙方都認爲應該保護弱勢羣體，減少死亡率，但本質區分是要不要採取封鎖措施。

領銜起草《宣言》的庫爾多夫告訴 DeepTech，自 2020 年 3 月以來，科學界一直存在這種分歧，而《宣言》讓這種分歧普及到了普通民衆中來。

對於何種觀點是科學主流一說，他認爲，新冠疫情發生之前，各國一直奉行的大流行抗擊計劃就是《宣言》所倡導，所以《宣言》纔是符合科學共識的基本公共衛生原則。

在庫爾多夫看來，雙方的根本區別在於，是集中精力降低新冠疾病的短期死亡率，還是應該考慮新冠疾病和其他疾病的長期死亡率。

回到《宣言》本身，圍繞其展開的爭論就不是非黑即白。黃嚴忠說，《宣言》主張的羣體免疫不僅面臨倫理上的挑戰，也不具較強的可行性。但其出發點還是爲了保護民衆生活和生命健康，認爲不能夠把所有的資源和精力都集中在新冠傳染病上，這會忽視其他疾病的救治，也會極大影響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比如，對於一部分低收入弱勢羣體而言，如果失去工作，可能會帶來比感染新冠病毒更嚴重的後果。

德國華裔病毒學家、埃森大學醫學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陸蒙吉則對《宣言》持反對態度。他對 DeepTech 表示，衆所公認，勤洗手、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是預防新冠病毒的有效手段，在德國這方面的民衆教育仍然不夠，此時去宣傳開放恐怕會帶來更大的疫情蔓延。

在他看來，《宣言》欠缺了可行的技術方案。陸蒙吉認爲，病毒和病毒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條件下，還是要選擇不同的措施，尤其是我們在面對一個未知病毒。

香港大學病毒學教授金冬雁則持中立態度。他給出的出路是，雙方往中間走，在與病毒的鬥爭中不斷調整策略。

雙方各持己見，貌似都有一定說服力。必須指出的是，儘管《宣言》契合了特朗普政府醫學顧問阿特拉斯的理念，但這不等同於特朗普的作爲。

無論哪種策略，都不應該是特朗普言行所體現出來的。在金冬雁看來，特朗普本人到處集會並且不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離，是不顧及生命的表現。

特朗普的言行也不符合《宣言》所倡導的科學理性。理由如下：其一，特朗普已是 74 歲高齡，屬於《宣言》提到的重點保護人羣；其二，特朗普棄美國疾控中心防疫指南而不顧，這有違政府官員的行爲準則；其三，特朗普不顧美國 FDA 警告，服用抗瘧疾藥物羥氯喹，並且在白宮發佈會上鼓吹注射消毒液來抵禦新冠病毒，他的這些言行絲毫不顧及科學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