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上海人都想把小孩送进这个培训班
星期日周刊记者 顾筝
现在，文艺类培训机构像天上的星星一般密集。
上海人对其中一个叫“小荧星”的机构有特殊情感。
这种情感其实积累于1980、1990年代。
那个时候，小荧星是真的难进啊。
它是出小明星的地方
朋友们的孩子们发现了大新闻：“沈洁阿姨火了。”
传到沈洁耳朵里的时候，她还有点“蒙圈”:“怎么火了？”
原来在抖音、B站上，一段“你是来拉屎的吧”的视频获得点击量和弹幕无数，还诞生了不少表情包和恶搞片段。
视频中，一个梳着童花头的小女孩到草丛中捡球，看到了张丰毅饰演的小偷，好奇地问他：“你一个人在这里干嘛？”
“你说呢？”小偷反问。
一开始，小女孩疑惑。转瞬，她笑了起来：“你是来拉屎的吧。”
沈洁没有想到，自己在1982年拍摄的电影《城南旧事》中的台词居然成了90后、00后的流行语、表情包。
很多没有看过电影的网友开始在网上搜索：这个表情灵动、眼睛有光的小女孩是谁？
网上对于沈洁的介绍，除了《城南旧事》主演这个标签外，还有一个是“小时候参加了上海电视台小荧星艺术团”。
看到这个标签，上海人会露出一种恍然大悟的表情：“难怪这么会演。”
对于“小荧星”，上海人有这样一种集体记忆：它是出小明星的地方。
陆毅、胡歌、演唱《小邋遢》的曹蕾、在卡西欧杯大奖赛中得冠军的巫慧敏、主持人阎华、陈帆、裔莎等，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曾是小荧星艺术团的成员。
少儿演播组是小荧星的前身
严格来说，沈洁当时读的并不是“小荧星”。
“1978年，上海电视台到沪剧团录节目，我无意中闯进了录影棚。”
“富老师看到我，问我喜不喜欢演戏。她说，电视台有一个少儿演播组，可以来学。”
沈洁口中所说的“富老师”名叫富敏，前段时间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重播，唤起了很多上海70后、80后的回忆。富敏和丈夫张弘就是《十六岁的花季》的导演。
1970年代初，上海电视台的节目慢慢复苏，开始出现科技节目、少儿节目……
时任电视台领导的奚里德、韩仕敏等重视儿童节目小演员的培养，成立了少儿演播组，专为少儿节目培养有才艺的小演员。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专业才能的富敏从酒精厂调到电视台，专职管少儿演播组。
那个年代的上海，哪有现在的各种培训班，富敏和同事们只能去各个学校物色文艺积极分子，把孩子留下来。
沈洁遇到富敏的时候，才6岁，只会说上海话，不会说普通话，但她想学演戏。于是之后的每个周末，她都由爸妈陪着，到上海电视台少儿演播组参加培训。
“当时发给我们一个包，上面印着‘上海电视台’。背上它，觉得特别‘扎台型’，有种小大人的感觉。”
到少儿演播组学什么？绕口令、朗诵、小品，有表演课也有形体课。
那时少儿电视节目、少儿影视剧，都需要小演员，大多从少儿演播组挑选，所以他们上镜的机会特别高。
进入少儿演播组后一年，沈洁就参与了富敏导演的儿童电视剧《花》的拍摄。这也是上海电视台第一部儿童电视剧，所有小演员全部来自少儿演播组。
之后的几年，沈洁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片场度过。“剧组安排了一个老师给我补课。”
到了1980年代，对于小演员的需求不局限于戏剧方面了，还需要能歌善舞的孩子，于是上海电视台开始筹备成立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团。
1985年2月，小荧星艺术团成立，除了演播组，还有合唱、舞蹈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少儿演播组是小荧星的前身。
每每招生，就会登上报纸新闻
那年头，电视是最主要的娱乐工具。
当在电视上看到生动活泼的小演员、唱着《歌声与微笑》出现在大型表演现场的孩子、在电视节目里和主持人对答如流的孩子时，上海人会怎么想？
上海人普遍对孩子有这样的期许：冲得出、老茄（上海话，老练）。特别是在1980、1990年代，他们期望孩子能见到他们没机会见到的世面。
所以在那个时期，“小荧星” 就像一个“神殿”。能进入小荧星艺术团，妥妥的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让周围亲朋好友艳羡一番。
“那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能上电视，就是了不起的大事。同学们都会传，这个人上过电视的。”6岁就进入小荧星艺术团的裔莎说。
那时要进小荧星可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一开始，是靠老师去学校物色好苗子，后来，它终于对外招生了。没有想到的是，每每招生，就会登上报纸新闻。
“初夏的上海，有一件事却‘热’得烫手，‘热’得让人迷惑。电视台公开招考小荧星艺术团新团员，总共招50名3岁至9岁的儿童，应考者竟多达3万人！1∶600，比例悬殊，难度之大恐怕连古时的考状元，现今的考‘托福’也难相比。”
1989年8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登载了这样一则报道。
作为亲历者的杜若英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场景。当时她在小荧星艺术团演播组做招生工作。
演播组三年公开招生一次，1986年那一次放在虹口体育场，招50人，来了3000多人。
所以工作人员错估了形势，心想这点人数不用那么大的场地，1989年的面试就放在卢湾区少年宫。
那天，下午5点开始招生，4点前，杜若英和同事们去对面小吃店吃晚饭，准备吃好之后就开始忙碌的招生工作。
“吃完回来之后，惊呆了，我们被堵在门口，根本进不去。”少年宫挤满了家长和孩子，密密麻麻。
大喊着“我们是招生老师”，杜若英他们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还没等她们坐定在面试的位置上。“轰”一声，门被挤破，倒下了。
更可怕的是，室内突然一片漆黑，断电了。等到重新来电，有老师发现自己手里的报名表被抢了。
“只要有一个人挤一下，有一个人摔倒，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只能大叫‘大家原地不动’。”
杜若英和同事们担心出事，赶紧打电话到电视台，“让他们在电视上拉字幕：停止现场报名，改为书信报名。”
在一遍遍地劝说之后，人潮慢慢散去。之后，信件像雪花一样寄来，“门卫吃不消了，每天3大箱。”
“我们用了很多人力，把信全部看完，再一个个通知他们按规定时间前来面试。”
面试那天，依然人满为患，有的小朋友没挤进内圈，就由爸爸举过头顶，一个个传进去。面试结束，老师把孩子高高举起，问：“这是谁的孩子？”然后再慢慢传递出来。
3万多人报名，最后录取50人。整个面试流程延续了近4个月。
三年之后，同样的场景重演了一遍。报名当天，许多家长提前3个小时就赶去排队，长长的人流一时引起了交通堵塞。
报名的火爆还催生了“黄牛”，他们趁机把5元一张的报名单涨到50元。
“去高级的地方开眼界”
裔莎当年并没有经历这样600：1的严峻面试，她是1986年考进小荧星的那批孩子。
她的爸爸喜欢表演，只可惜自己是老三届，没有接受培训和参加表演的机会，看到女儿有点天赋，就想尽办法送她去参加各种文艺培训。
“小时候参加一台晚会的录制，梁波罗（演员、歌手）抱着我演唱了一首《白鸽》。为了帮我把上电视的镜头一个不落地录下来，父母特地买了录像机，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时间行进到1990年代，父母还是一样的想法。
赵艾伦的父母觉得自己小时候没能学成钢琴是个很大的遗憾，于是不惜花下4900元“巨款”买下钢琴，每周骑自行车带她去音乐学院附近学钢琴。
“我记得很清楚，每次骑到大光明电影院那里，我一定要吃一根紫雪糕，否则就不愿意去。”
虽然不情不愿地学着钢琴，但这项在当时孩子中不常见的特长让赵艾伦顺利打开小荧星的大门，她加入了小荧星的合唱团。
“1990年，一个班上会乐器的同学不会超过3个。等到过两三年，有的家长通过买认购证发财了，让孩子学乐器的才开始多起来。”
加入小荧星让其他的家长和孩子感到羡慕，因为这意味着“小朋友可以出人头地，去高级的地方开眼界”。
1989年，有一个小男孩在报名现场告诉记者：“爸爸讲的，当小荧星可以上电视，到美国迪斯尼去玩，所以我要来。”
表达过于直白，但这确实是当时很多家长心中的真实想法。
1990年年代，报纸上时有“小荧星艺术团昨轰动日本长崎”、“小荧星赴港首场演出受欢迎”、“上海‘小荧星’应邀赴欧演出”这样的新闻。
赵艾伦早已忘了当年参加小荧星艺术团的各种细节，但她记得其中一个高光时刻。
“当年有整整三个月，我们一直在练一首歌《各国儿童心连心》，为了报送亚洲艺术节。当时大家都练得很认真，也很激动，提前一个月去订衣服。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如果选拔出线了，我们就能去日本表演。”
在1980、1990年代，这些孩子通过百里挑一的考试进入小荧星艺术团，他们比同龄人多了更多上电视的机会，和更多出去见世面的机会。
而由于“物以稀为贵”，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很多连接。
裔莎后来做了主持人，碰到一些嘉宾，说起彼此在小荧星的学习经历，感觉一下子拉进了距离。
“我们‘老荧星’，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认同感很强。”她说。
沈洁在日本和巫慧敏成了好朋友，两人惊讶地发现生活轨迹曾有很多重合的地方。
“我们小时候都住在虹口，一起去过同一个少年宫，她学唱歌我学跳舞，后来又都去过小荧星。”沈洁说。
那些年辛辛苦苦考进小荧星的孩子，有的因此影响，做了和文艺相关的工作。
有的人生轨迹，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可以凭借当年在小荧星打下的基础，成为单位年会上的文艺积极分子。
赵艾伦现在开广告公司，她笑着说：“参加小荧星没有加分，也没有减分，客户并不会因为我小时候参加过小荧星，多给我一个单子。”
最终殊途同归的是，这些小荧星们，也和当年他们的父母一样，周末奔波在送孩子去上培训机构的路上，有的念着那份情感，把孩子送去小荧星。
当然，现在的小荧星可不再像当年那样六百挑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