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匆匆，轉眼間，我走上新聞之路已經40年。當又一個記者節來臨，許多難忘的經歷一一閃現，四位在不同時期給我以指導、以教誨、以幫助的新聞導師更是難以忘懷。

周杰——

邊防前線，我的新聞領路人

確切地說，我的新聞職業領路人是年長我7歲的周杰。

40年前，我還在新兵連集訓，連部通訊員捎給我兩本稿紙和30個信封。

稿紙和信封是團政治處新聞幹事周杰託通訊員帶來的，原因是我這個新兵寫的一篇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的稿子，登在了原廣州軍區《戰士報》上。

周杰在1979年邊境作戰中立功提幹，因爲有些文字功底，戰後不久便成了新組建的廣西邊防第三師炮兵團的第一任新聞幹事。那時候邊防部隊的新聞人才培養，就是師傅帶徒弟。我也很自然地成了周杰最早的徒弟之一。

周杰是那種身教重於言教的人，篤信腳底下面出新聞，幾乎每個星期都帶着我下連隊、跑基層。

周杰（左）

1981年5月，法卡山戰鬥打響前，我正在距國境線不到10公里的一座戰時油庫參加師裏舉辦的新聞短訓班。戰事突然來臨，原定10天的培訓進行到第6天便提前結束，周杰讓我直接到前線報到。記得一個雨後的傍晚，我和周杰剛剛離開一處炮陣地，對方的炮火急襲就開始了。那是我第一次參戰，還在東張西望中，就聽見頭頂一陣剌耳的呼嘯。周杰猛地把我撲倒在地……幾乎在同時，一發炮彈在不遠處爆炸，轟起的土石落了我們兩人一身。好在當時只是受了輕傷，塗了些藥水也就好了。

那一年，我寫完了那2本稿紙，也把自己寫成了所在師的優秀通訊員。

周杰後來當了連隊指導員、營副教導員，走上了帶兵作戰第一線。之後又擔任團宣傳股長，三十出頭便成了炮兵團政治處主任。

1985年8月，我由師新聞幹事赴南京政治學院新聞系就學。周杰專門把我叫到老團隊爲我送行。臨別時，周杰送我了一句話：“你是搞新聞的料，這輩子就不要改行了！”

鄭曠——

紮紮實實打基礎，勤勤懇懇練筆頭

“紮紮實實打基礎，勤勤懇懇練筆頭”這句話，出自南京政治學院新聞系第一任系主任鄭曠教授之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內擁有新聞專業的高等院校不過人大、復旦、暨大等寥寥幾所，鄭曠卻以僅僅幾個人的陣容創辦瞭解放軍歷史上第一個新聞系，並在短短几年形成了軍隊文史教育“北文南新”的顯著局面。

所謂“北文”，是指著名作家徐懷中先生在京創辦的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後來中國文壇如日中天的軍旅作家，幾乎都是那裏的早幾屆學員；而“南新”，便是鄭曠執掌的南京政治學院新聞系。兩者相得益彰，匯成了軍隊文科教育天幕上耀眼的“雙子星座”。

當時正值中國文學的黃金期，文學期刊和青年類刊物如雨後春筍。六朝古都南京又是文人薈萃之地，每到週末前來約稿的報刊雜誌編輯絡繹不絕，無形中刺激了新聞系學員本來就旺盛的創作激情。晚上熄燈號吹過之後，新聞系的宿舍裏總有人挑燈夜戰，以至於軍務部門總把新聞系作爲重點管理的對象看待。

鄭曠先生並不排斥學員利用業餘時間練筆頭。相反，他認爲練筆是新聞系學生必不可少的實踐環節。但鄭曠也敏銳地發現，單單練筆頭同樣潛伏着危機。因此，他更加強調紮實打基礎。這就是他提出這兩句話的背景。實踐證明，鄭曠的這一思想，對於學員的長遠成長深遠意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每一名新聞系學員必須從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開始，鑄牢作爲一名合格的軍隊新聞工作者必備的政治素養。鄭曠清楚，僅僅憑新聞系當時的力量，尚不足以成就這個全軍唯一的新聞學專業。他要求，新聞系學員要像對待專業課程一樣對待軍事、歷史、文學等基礎課程。

初創階段的新聞系，教學力量相對薄弱。鄭曠以他的人脈吸引了全國新聞界的衆多大家前來講學：後來做了人民日報社長的邵華澤講授新聞評論，後來當了解放軍報副總編輯的夏國珞講授新聞寫作……

擔任過復旦大學教務長和新聞系主任的王中教授，是早在戰爭年代就走上新聞領導崗位的國內頂尖新聞理論家，當時已是疾病纏身。但鄭曠想盡辦法請老先生前來主持政院新聞系會同全國新聞院系舉辦的新聞理論研討會暨教材統編會。那次學校安排我負責撰寫王中先生的專訪。送王老離寧的那個傍晚至今歷歷在目：王中先生腿腳不便，在復旦做過他的學生的鄭曠親自將老人背到了火車上。

鄭曠（左三）

鄭曠是那種不知疲倦又激情萬丈的人。他家那間不大的客廳，隨時向新聞系的學子們敞開着。每次聽鄭曠激昂的演說，總能在心中激起陣陣漣漪。鄭曠鼓勵創新、倡導爭論、寬容失敗。新聞系每週一次的例行評報會，正反雙方總是爭得面紅耳赤，但爭論的最終結果卻又經常刊登在解放軍報和中國青年報的業務刊物上。

1994年4月29日，鄭曠英年早逝。噩耗傳來，幾乎所有的同學都無法相信那個火一樣的生命會突然間停止燃燒。恩師匆匆而去，還沒有來得及度過他54歲生日。

而在7年前的同一天，正是鄭曠把我們85級學員送上北去的列車，赴京實習的日子。

楊浪——

給我爭取來赴大興安嶺火災區採訪的機會

認識楊浪的場面至今想起來還有些忍俊不禁。

穿着軍裝的我走進楊浪的辦公室，穿着大褲衩的楊浪正坐在桌子上打電話談稿子。進來的人喊一聲“浪”，他把話筒別在脖子上，邊打電話邊籤稿，然後用手指彈出一個再見的動作，很瀟灑也很逗人。

那一年，楊浪32歲，是中國青年報國內部副主任。新聞單位不稱職務，我從軍隊院校來，自然不便叫他的名字，又怕稱職務生分，也就哼哼哈哈地算是打了招呼。幾天後熟了，便問楊浪，我是晚輩，叫“浪”不禮貌，稱職務又見外。楊浪說，我注意到了，於是你就什麼也不叫我。後來我才發現，在媒體叫老師最合適，但那時太寡聞了。

楊浪出身知識分子家庭，渾身藝術細胞，寫得一手好詩。不過，最熱衷的還是軍事。這也就是他未滿15歲就跑到雲南邊防當兵的原因，也正因如此，他對我這個有過廣西前線戍邊經歷的軍校學員多了一份偏愛。

楊浪

我到報社實習不過幾天，大興安嶺發生大火災，中青報記者爭先恐後，楊浪果斷爲我爭得了一個機會。他的理由很充分：重大災害來臨，軍隊肯定會衝在前面，讓我這樣的一個軍校學員去，採訪時會方便些。楊浪有過邊境作戰的經歷，知道像我這樣上過戰場的軍人敢衝敢闖。

那是一次難忘的採訪。帶着我前赴火災區的雷收麥、葉研、李偉中都是中青報有名的拼命三新郎，都有一種探究新聞事件真相的硬功夫。李偉中曾經在除夕之夜與老山前沿陣地上的官兵共度春節，在槍炮聲中寫出轟動一時的新聞名篇《戰士萬歲》，自然與我一見如故。在燒成一片廢墟的漠河縣城，穿着迷彩服的偉中和身着軍裝的我，着實扎眼了些日子。

後來的故事就是，我們用兩個月採訪形成了《紅色的警告》《黑色的詠歎》《綠色的悲哀》三篇報道。“三色”報道在很長一段時期，也成了深度報道尤其是災害報道的經典之作。作爲這三篇報道的責任編輯，楊浪在我們出發前，就爲報道定下了基本思路，那就是：徹底改變以往那種“大災大凱歌”式的模式，要求我們透過這場建國以來最大的森林大火，探求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界之間的因果關係。在當時，這種新聞理念無疑是先進的。

大興安嶺火災報道，深深地影響了我的新聞理念和採寫作風。套用一個物理學觀點，在此之前我是零攝氏度的冰，但“三色”報道之後，我成零攝氏度的水了。由零攝氏度的冰到零攝氏度的水，這個變化過程需要“融解熱”。對我來說，這種“融解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楊浪和與楊浪一樣的中青報人對我的薰陶。那樣一種視黨的新聞事業重如泰山的理想追求，那樣一種寬鬆而又民主的新聞環境，那樣一種充滿正義與激情的業務氛圍，那樣一種求真求細的紮實作風，令人難忘。

楊浪後來與我有過多次合作。1991年深秋時節，我和楊浪參加原南京軍區在皖東山區組織的紅藍對抗演習。三天三夜，我們分頭跟隨紅藍兩軍行動。演習結束，又分別在北京和南京兩地分寫紅藍兩軍，結果組合起來竟是渾然一體，這便是產生過較大影響的軍演報道《秋天， 我們發起進攻》。

何平——

從他身上感受到了新聞人的不變本色

1997年2月17日，春節剛過，我正在福建採訪。新華社解放軍分社社長劉回年急電將我召回——待飛機降落，才知道是鄧小平同志逝世，總社抽調我參加治喪報道。報道小組組長，是時任新華社總編輯助理何平。

當時的何平早已是新華社名記者，尤其是他的重大時政報道，大氣成雄，充滿理性，且文采飛揚。

同在一棟辦公樓上班，我與何平自然相識，但真正與他相熟，還是從這次報道開始。

那段時間，何平整天都是會議，夜間12點前還要值班，每次修改稿件都是深夜。何平平日裏不苟言笑，但一落實到寫作上卻是激情萬丈。

長篇通訊在小平同志追悼會當天播發。緊接着，何平又跟隨播撒小平同志骨灰的專機，寫出了收入中學語文課本的新聞名篇《在大海中永生》。

何平（左）

1998年起，何平先後擔任新華社副總編輯、副社長兼常務副總編、總編輯。幾乎擔起了新華社所有重大報道的組織策劃，我很自然地成了策劃小組的一員，也多次陪同他外出採訪和出國訪問。在與他亦師亦友的過程中，受教良多。如果說，我在主持新華社解放軍分社工作的過程中，還有一些業務成績，這與何平以及他的前任南振中總編輯的言傳身教是分不分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求實作風，在他們身上已成了一種堅定的信仰、一種植根於內心的職業精神。

畢業於北大的何平善於用哲學觀點思考問題。記得2018年記者節前，與何平一起探討如何落實“四力”，他提出了四個觀點：第一、遵循實踐規律，錘鍊腳力；第二、遵循認識規律，錘鍊眼力；第三、遵循思辨規律，錘鍊腦力；第四、遵循傳播規律，錘鍊筆力。每一個觀點，都充滿了睿智之思。

今年8月，我在浙江嘉興採訪，偶遇帶隊調研的何平。南湖之畔，就是2001年5月何平帶領我們策劃建黨80週年報道的地方。19年過去，彼此都已滿頭白髮，唯有對新聞事業的那番理想與激情依然澎湃。

11月7日，新華社89歲生日，我向不久前擔任新華社社長的何平表達祝賀。

何平回了這樣一條信息：永遠的新聞人，永遠的新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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