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统特务，却为我党做了不少大事，陈赓大将亲自证明他的身份

建国后，在大陆依然有不少特务和反革命存在，所以当时政府开始了镇压反革命的征程，镇压反革命确实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给压下了。

1951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

这样做的目的能够更好的甄别这些人，从中找出来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当时确实有很多人自愿登记，一些罪大恶极的人还真的不敢去登记，其中有一个人特殊，他曾经虽然在中统待过，但是他在当时为我党做了不少的事情，他认为自己不必去登记。

也正是因为这样，此人被抓了起来，在审问的过程中，他自然要为自己辩解，当有关人员问他，你说你为我党做了不少好事，证明人是谁？此人直接说陈赓，当时相关人员都惊呆了，连忙向上报告，最终陈赓大将还真的证明他确实为我党做过几件大事。

杨登瀛

这个人就是杨登瀛，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也就是中统在上海的头头！这么一个中统特务，为什么和我党有牵连，还认识陈赓大将，其实当时在上海还多亏了他的情报。

杨登瀛出生于广东，早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流学，他精通日语，而且是一个地道的日本通，回国后他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且加入了国民党，同时他积极参加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在运动中他结识了不少左派党员，也结识了不少党员，比如顾顺章等人，‘’

在此期间他也读过不少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他对蒋介石大为不满，后来被蒋关入大牢中，幸好几个月后，被蔡元培等人给保释出来，直到此时他依然没有被重用。1928年，他开始接触中统的力量，两年后时任中统上海特派员的杨剑虹因青帮内部争斗自杀身亡。在上海有很深人脉的杨登瀛被徐恩曾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这还不算，委任状还是陈立夫亲自送到他手上的，这就给了杨登瀛很大的权力，也就是说，中统在上海的力量都要听他的。

其实早在杨登瀛进入中统的时候就咨询过自己朋友，我党党员陈养山，询问自己是不是应该进中统，陈养山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了特科科长陈赓，陈赓立刻将情况反应给伍豪同志，最终决定发展杨登瀛这个内线。当时陈赓化名为王庸和杨登瀛见面。

陈养山

当时陈赓救和杨登瀛开诚布公的说，我党支持杨登瀛干中统，当然也要保持和我党的关系，当杨登瀛说在上海这个地方，各方面都要打点的时候，陈赓这样从衣服里闹出来一根金条：

“这点黄金你先拿去用，以后每个月我们给你三百块光洋，特别花费再当别论。”

而且为了解除杨登瀛的后顾之忧，还说我党会定时送一些情报给杨登瀛交差，而且还派了一名叫安娥的我党党员当杨登瀛的秘书，只要杨登瀛那边有重要情报，都由安娥抄送给特科，在关键时刻他绑了我党的大忙。

当时叛徒白鑫叛乱，还是杨登瀛报告的特科，甚至当时我党要除掉白鑫的时候，也是杨登瀛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才使得白鑫被最终击毙。1928年秋，上海警备司令部得到中共叛徒戴冰石告密我党组织正在某处开会，巡捕房前往抓捕，当时杨登瀛就在现场，后来他将这件事告诉陈赓，叛徒被除掉。

杨登瀛对我党所作的重要贡献大致有以下几件：1929年初，中共叛徒陈慰年待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为杨登瀛获悉，他先用两根金条稳住陈慰年，随后“告密”特科，叛徒立即被惩处。同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被捕，杨登瀛向巡捕房谎称任是自己的手下，后来说项成功，仅一个月时间，任弼时就走出监狱。1930年，从苏联回国的中共叛徒黄弟洪，原本被安排到江西苏区任职，他竟致函蒋介石，表示要“归顺党国”，并企图以出卖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见面的时间、地点为筹码，提高自己的身价。杨登瀛获此信息后及时“告密”特科，黄弟洪被清除。同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随即叛变。警备司令部通知杨登瀛前往协助会审，杨立即“告密”特科，会商后派中共地下党员刘鼎以杨所请专家的身份前去拍照，证实此人身份、叛变行为后，由特科领导的“红队”将其惩办。1931年，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还有不少机密文件。因巡捕头目兰普逊不识中文，便找到杨登瀛，杨遂“告密”特科，陈赓提议由杨介绍前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扮成“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借机将其中的机密文件换出，由此巡捕房失去关向应的“罪证”。几个月后，杨登瀛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出狱后，中央安排关向应进入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兼红三军政委。

这些还不算什么，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能够成功打入中统，担任徐恩曾的纪要秘书，杨登瀛可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钱壮飞，后来的顾顺章叛变真的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的。所以说杨登瀛是我党的大功臣，这一点都没有错。

后来特科领导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杨登瀛也被供出来了，被捕，最后出狱后在南京担任一个个反省院副院长职位。

等到建国后，对他进行审查，他说曾经为我党做了不少的事情，陈赓将军等人特意为他证明，当时的南京市人民法院对鲍进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杨登瀛去北京，杨登瀛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见面之后，他们“希望给杨登瀛一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从此市公安局每月给杨登瀛家发放100元生活补助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