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統特務，卻爲我黨做了不少大事，陳賡大將親自證明他的身份

建國後，在大陸依然有不少特務和反革命存在，所以當時政府開始了鎮壓反革命的征程，鎮壓反革命確實將反革命的囂張氣焰給壓下了。

1951年南京市人民政府發出佈告：“凡在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機關任過職的，一律到公安機關登記。”

這樣做的目的能夠更好的甄別這些人，從中找出來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當時確實有很多人自願登記，一些罪大惡極的人還真的不敢去登記，其中有一個人特殊，他曾經雖然在中統待過，但是他在當時爲我黨做了不少的事情，他認爲自己不必去登記。

也正是因爲這樣，此人被抓了起來，在審問的過程中，他自然要爲自己辯解，當有關人員問他，你說你爲我黨做了不少好事，證明人是誰？此人直接說陳賡，當時相關人員都驚呆了，連忙向上報告，最終陳賡大將還真的證明他確實爲我黨做過幾件大事。

楊登瀛

這個人就是楊登瀛，曾經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的特派員，也就是中統在上海的頭頭！這麼一箇中統特務，爲什麼和我黨有牽連，還認識陳賡大將，其實當時在上海還多虧了他的情報。

楊登瀛出生於廣東，早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學流學，他精通日語，而且是一個地道的日本通，回國後他參加了五四運動，並且加入了國民黨，同時他積極參加反帝國主義的五卅運動，在運動中他結識了不少左派黨員，也結識了不少黨員，比如顧順章等人，‘’

在此期間他也讀過不少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他對蔣介石大爲不滿，後來被蔣關入大牢中，幸好幾個月後，被蔡元培等人給保釋出來，直到此時他依然沒有被重用。1928年，他開始接觸中統的力量，兩年後時任中統上海特派員的楊劍虹因青幫內部爭鬥自殺身亡。在上海有很深人脈的楊登瀛被徐恩曾任命爲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這還不算，委任狀還是陳立夫親自送到他手上的，這就給了楊登瀛很大的權力，也就是說，中統在上海的力量都要聽他的。

其實早在楊登瀛進入中統的時候就諮詢過自己朋友，我黨黨員陳養山，詢問自己是不是應該進中統，陳養山立刻將這個情況報告了特科科長陳賡，陳賡立刻將情況反應給伍豪同志，最終決定發展楊登瀛這個內線。當時陳賡化名爲王庸和楊登瀛見面。

陳養山

當時陳賡救和楊登瀛開誠佈公的說，我黨支持楊登瀛幹中統，當然也要保持和我黨的關係，當楊登瀛說在上海這個地方，各方面都要打點的時候，陳賡這樣從衣服裏鬧出來一根金條：

“這點黃金你先拿去用，以後每個月我們給你三百塊光洋，特別花費再當別論。”

而且爲了解除楊登瀛的後顧之憂，還說我黨會定時送一些情報給楊登瀛交差，而且還派了一名叫安娥的我黨黨員當楊登瀛的祕書，只要楊登瀛那邊有重要情報，都由安娥抄送給特科，在關鍵時刻他綁了我黨的大忙。

當時叛徒白鑫叛亂，還是楊登瀛報告的特科，甚至當時我黨要除掉白鑫的時候，也是楊登瀛提供了準確的情報，才使得白鑫被最終擊斃。1928年秋，上海警備司令部得到中共叛徒戴冰石告密我黨組織正在某處開會，巡捕房前往抓捕，當時楊登瀛就在現場，後來他將這件事告訴陳賡，叛徒被除掉。

楊登瀛對我黨所作的重要貢獻大致有以下幾件：1929年初，中共叛徒陳慰年待價出賣黨內機密文件，爲楊登瀛獲悉，他先用兩根金條穩住陳慰年，隨後“告密”特科，叛徒立即被懲處。同年11月，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委常委任弼時被捕，楊登瀛向巡捕房謊稱任是自己的手下，後來說項成功，僅一個月時間，任弼時就走出監獄。1930年，從蘇聯回國的中共叛徒黃弟洪，原本被安排到江西蘇區任職，他竟致函蔣介石，表示要“歸順黨國”，並企圖以出賣與中共中央負責人周恩來見面的時間、地點爲籌碼，提高自己的身價。楊登瀛獲此信息後及時“告密”特科，黃弟洪被清除。同年秋，中共山東省委某負責人到上海開會被捕，隨即叛變。警備司令部通知楊登瀛前往協助會審，楊立即“告密”特科，會商後派中共地下黨員劉鼎以楊所請專家的身份前去拍照，證實此人身份、叛變行爲後，由特科領導的“紅隊”將其懲辦。1931年，中共中央委員、共青團中央書記關嚮應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並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還有不少機密文件。因巡捕頭目蘭普遜不識中文，便找到楊登瀛，楊遂“告密”特科，陳賡提議由楊介紹前述的中共地下黨員劉鼎扮成“中共文件專家”到巡捕房鑑定文件，劉鼎藉機將其中的機密文件換出，由此巡捕房失去關嚮應的“罪證”。幾個月後，楊登瀛請律師出面將關嚮應保釋，出獄後，中央安排關嚮應進入湘鄂西根據地任湘鄂西軍委主席兼紅三軍政委。

這些還不算什麼，龍潭三傑之一的錢壯飛能夠成功打入中統，擔任徐恩曾的紀要祕書，楊登瀛可是發揮了重要作用，沒有錢壯飛，後來的顧順章叛變真的會給我們帶來滅頂之災的。所以說楊登瀛是我黨的大功臣，這一點都沒有錯。

後來特科領導人之一的顧順章叛變，楊登瀛也被供出來了，被捕，最後出獄後在南京擔任一個個反省院副院長職位。

等到建國後，對他進行審查，他說曾經爲我黨做了不少的事情，陳賡將軍等人特意爲他證明，當時的南京市人民法院對鮑進行了從寬處理。1956年3月，南京軍區專程派人送楊登瀛去北京，楊登瀛見到了陳賡、陳養山、安娥等人。見面之後，他們“希望給楊登瀛一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從此市公安局每月給楊登瀛家發放100元生活補助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