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一個無論你有多年輕都一定聽過的名字。

她是一個時代的記憶，她是能夠讓我們的父母輩們瞬間化身“迷妹”、“迷弟”的優質偶像。

鄧麗君的歌聲好像有一種魔力，能夠跨越時間的長河，超越意識形態的分離和文化差異，成爲所有中國人的共同記憶和文化歸屬。

從《小城故事》、《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到《漫步人生》、《何日君再來》，這個長相和歌聲一樣甜美的女子，被無數人奉爲女神。

在陳可辛導演的電影《甜蜜蜜》中，黎小軍和李翹爲了賺錢，就進了大量的鄧麗君碟片去賣，由此可見其在香港的火爆程度。

而鄧麗君本人，則一生飄零，是無數在外華人的寫照。

出生於大陸，成長於臺灣，在香港和日本成名，曾與印度富商定親，持泰國護照返臺被阻，遠居巴黎，最後逝世於泰國清邁。

正如臺灣電影學者葉月瑜所言：“鄧麗君和流離者一樣顛沛，鄧麗君的歌聲和流離者的魂魄一樣寂寞。”

這種寂寞用她的一首歌裏的歌詞來說就是：“不知道爲了什麼，憂愁它圍繞着我。”

這首歌的名字叫《千言萬語》，乍聽上去好像是一首情歌，實際上也可以理解爲一種對飄零人心境的寫照。

1999年，許鞍華就曾經把這首歌用作自己一部作品的主題曲，甚至將《千言萬語》作爲電影的名字——

《千言萬語》

影片以鄧麗君的《千言萬語》作爲片名和主題曲，意味深長。

以歌曲作爲影片的主題，其實在許多電影中都有運用。比如法斯賓德的《莉莉·瑪連》，比如庫斯圖裏卡的《地下》。

這些電影中的“語音”就像魂魄一樣縈繞在片中，充斥着每一個角落，尋找着所歸屬的軀體。

許鞍華，作爲中國香港排名第一女導演，曾5次拿下金像獎，獲威尼斯電影節終生成就獎。

相比於許鞍華《桃姐》《女人四十》《天水圍的日與夜》《黃金時代》等作品關注和研究的蔚爲大觀，《千言萬語》在她的電影中屬於被遺忘和忽略的一部。

實際上，這部電影在第36屆中國臺灣金馬獎上，橫掃了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等五項大獎，並順利獲得了當年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的提名。

這部電影也是她最具野心，言志傾向最明顯、最才情激盪的一部電影。

“不是矯揉造作的虛無縹緲，而恰恰是發生在自己擠坐的地鐵中，自己買菜的市場裏，發生在她疲憊的目光中所看到的一切和她一樣平凡的人和事。”

在宏大的歷史下，許鞍華依舊在《千言萬語》中，讓我們看清了一個個鮮活的個體，看到了他們的愛恨情仇，痛苦與掙扎。

電影將故事背景設定在1979年到1989年，這是香港歷史上著名的“十年”，同時也是香港經濟轉型和政治過渡的重要階段。

地點設置以香港油麻地舊區爲主，這裏歷史悠久，很大一部分還保留着香港的生活傳統。

與各種商業類型片中所呈現出的光怪陸離的香港空間不同，許鞍華似乎刻意要將真實歸還給那個80年代的香港，將其“恢復原貌”。

就像影片在開頭所交代的那樣：“這是一部描述80年代香港社會運動的影片。”

在大膽的交替敘事中，在記錄與故事的編織中，影片撥開了歷史與時間的迷霧，試圖爲香港“定位”，來懷念一種真正的、已經消失了的香港精神。

《千言萬語》分爲三個篇章，分別是：忘記、十年和不會忘記。

其中穿插着大量的紀錄片、黑白影像、剪報等能夠還原那個火紅的80年代氛圍的材料，營造了一種濃重的懷舊氛圍。

又一次，許鞍華將鏡頭對準了那些被香港經濟奇蹟、繁榮發達的光環所遮蔽的弱勢羣體和草根階層:

艇戶居民、水上新娘、無證媽媽、偷渡者、失意者等。

影片一開始，就是一場說書般的表演，將歷史化爲聲音，鮮活又悲情。

這場街頭劇由莫昭如所表演，主要內容是政治家的吳仲賢的社會活動生涯。

吳忠賢是一名積極的社運分子，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創辦了《七十年代雙週刊》，宣揚無政府主義，並帶頭搞示威遊行，保釣運動以及中文運動，挑戰英國殖民者權威。

與此相對照的，是蘇鳳、李紹東、邱明寬等幾位年輕人所參與的社會運動。

影片是以倒敘的方式的展開的。

女主角蘇鳳（李麗珍）失憶了。

在九七前後的港片中，“失憶”是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

從《去年煙花特別多》到《我是誰》再到《紫雨風暴》，都是圍繞主人公的失憶展開敘述的。

失憶，其實就是失去身份的問題，而找回記憶的過程就是主人公進行自我身份定位的過程。

在坪洲墓地，紹東（李明亮）爲蘇鳳吹着口琴，一曲鄧麗君的《千言萬語》婉轉低迴，幽怨哀傷，悽美悲涼。

歌曲的憂愁是蘇鳳的憂愁，也是無數港人的憂愁，千言萬語說不盡。

也正是這首曲子，令蘇鳳找回了那段失去的記憶，那段和無數普通人一起奮鬥，一起爲弱勢羣體爭取權益的過去。

面對艇戶居民、水上新娘、無證媽媽等問題，這些年輕人早已用一種“香港就是家”的心態，來幫助身邊的人。

片中的那些“水上新娘”和“無證媽媽”由於沒有合法身份，只能被困在狹小的漁船上，生活如蛆蟲一般。

她們被迫與丈夫孩子分離，就連走出漁船去喫一頓麥當勞都成了奢侈。

邱明寬詢問蘇鳳：“爲什麼你們是香港最早的居民，卻連最基本的保障都得不到？”

電影中沒有給出回答，這個問句砸在所有觀衆的心上，逼迫我們去思考原因。

沒有確切的原因，沒有過多的渲染，影片只是在呈現過程。

那些漁船、房屋、高架橋下的流浪漢營地、收容智障兒童的機構……這些空間如此逼仄破舊，常常會停電、停水，彷彿隨時都會倒塌。

而這些底層民衆大多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不懂得維護自己的權益，逆來順受，港英政府也一直漠視他們的需要。

當他們好不容易爭取到上岸的權利後，許多人的內地老婆又因爲政府取消 “抵壘政策” 成爲活動空間僅限於漁船的“水上新娘”。

“水上新娘”雖然嫁到了香港，卻無緣得見香港的繁華和現代景觀，連基本的人道權利都被剝奪。

甘神父爲了幫助這些人，主動到政府門前靜坐絕食。

晚上，甘神父坐在地上，用打火機點燃幾根蠟燭。

風吹滅了，他又點，滅了，又點，滅了，又點，直到幾根蠟燭都被點亮。

這個看似無意義的情節，實際上在致敬塔可夫斯基在《鄉愁》。

瘋人多米尼克自焚時，俄國詩人安德烈手持一根點燃的蠟燭走過溫泉。

一旦蠟燭中途熄滅了，他就要重新走過。如此反覆了三次，塔爾科夫斯基就用長鏡頭整整拍了三次。

“犧牲最大的意義就是犧牲本身。”

當塔爾科夫斯基的多米尼克在廣場上自焚，當安德烈在完成儀式之後猝死，許鞍華的甘神父坐在空無一人的漆黑廣場上，用絕食拯救着無望的世人。

他在筆記本上寫：“上主，爲何我們總是不能行到底？”

看到這裏，我們怎麼會不動容？

當吳忠賢的事蹟成爲過去，當甘神父坐上返回大陸的車，那個爲理想、爲信仰放棄一切的激情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千言萬語》不是一個愛情片，儘管裏面有一個不浪漫的愛情故事。

蘇鳳，這個船家女，愛上了一個香港憤青邱明寬，整天跟着他做那些民主工作。

而阿寬有妻兒，她只能偷偷用怨恨的眼神看着那個挺着大肚子的女人，默默做着阿寬的地下情人。

始終陪在蘇鳳身邊的是紹東，一個偷渡客的孩子。

他默默地陪着蘇鳳，從未說過愛意。

沒有人後悔，但是三個人的愛情沒有出口。這渺小的，不動聲色的愛情，也在當時社會的碾壓下銷聲匿跡。

事實上，這部影片中最可貴，最令人動容的也從來不是主角間的愛情，而是普通人之間互相幫助和共同奮鬥的精神。

或許，這就是《獅子山下》中所歌唱的“香港精神”真義所在。

《千言萬語》是許鞍華一次野心的實現，這個野心就是“爲中國香港書寫編年史”。

這個編年史不是由官方書寫，而是由無數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書寫。

這些普通人，是爲了推動香港進步而付出巨大努力的“無名英雄”，這也是爲什麼電影的英文名叫Ordinary Heroes的原因。

在這羣普通人中，沒有港英政府的庇護，中國大陸也只是一個遙遠的、陌生的回聲，有的只是“一羣中國香港人在爲另一羣中國香港人爭取權益”的故事。

而這樣的故事，已經成爲傳說，成爲影像，成爲無法挽回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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