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波 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

来源：正和岛

01、

今天是2020年11月9日，也是法兰西民族不屈的反法西斯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戴高乐将军逝世50周年纪念日。

戴高乐从小立志报国，其命运与整个法兰西民族在20世纪上中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两者相辅相成、跌宕起伏。

在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和1958年阿尔及利亚内战之际，戴高乐两次凭借其伟人的远见、胆魄、激情和谋略拯救了法兰西，从而在世界领导力学浩瀚的思想和行动的海洋中凸显了戴高乐领导力学的丰富内涵和强大的生命力。

纵观戴高乐一生，无论在其惊心动魄的戎马生涯，还是其波澜壮阔的政治和国际外交斗争中，他荡气回肠的一生，声望在法国远超拿破仑、路易十四等法国最伟大的领导者，同时也是20世纪与丘吉尔、罗斯福齐名的世纪伟人，其大写的人生宛如一部浸淫于法兰西文化中的戴高乐领导力学百科全书。

戴高乐曾说过，“不伟大就不是法兰西”，“伟大的事业离不开伟大的人物，而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因为其矢志以求的结果”。

无疑，戴高乐的这些警句让我们看到伟人当年是如何时刻准备为法兰西民族复兴献身及其为此矢志以求的传奇故事，但更重要的是为实现这样光辉的人生，戴高乐的远见能力是如何改变法兰西民族命运的？

02、

诚然，非凡人生和浩瀚的法兰西文化使戴高乐领导力学在世界领导力学中独树一帜，加上其深邃的思想和强大的执行力，感受并理解“远见改变命运”的戴高乐领导力学特质并非难事，而正是这种特质又给世人造成一种戴高乐总是料事如神的先知之感。

如当贝当政府1940年6月17日向德国无条件投降，法国全国上下哀鸿一片，悲观主义盛行时，他当日上午只身飞抵伦敦，并在次日在BBC发表了著名的“6月18日告法国人民书”。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 在伦敦BBC发表《告法国人民书》

戴高乐告诫法国人民法国输掉的仅是一场战役而不是一场战争，法国只要重新建立一支现代化的装甲部队，法国就可以反败为胜。

在BBC讲话后的12天，他对来访的法国记者舒曼说法国赢定了。

戴高乐认为，德国对欧洲大陆的占领和对即将对英国的攻击，以及未来与苏联不可回避的军事冲突，将会使美国卷入这场新的欧战，从而使法德的军事冲突转变成德国法西斯为一方，世界民主和平力量为另一方的世界性军事冲突。

面对如此世界大战，法国只要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必将取得最终胜利。

当戴高乐向舒曼描述如此前景时，舒曼所能够想到的仅仅是明天的“自由法国”是否还能在伦敦存在？是否还有法国青年到伦敦投奔这个名不经传，手头拮据，无一兵一卒，只能通过BBC广播抗战，同时又被法国政府以叛国罪宣判死刑的前国防部副国务秘书？

在舒曼的眼中，他所能看到的仅是斯大林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对欧战做壁上观，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则忙于连任竞选，其竞选的口号就是将竭尽全力防止美国被拖入残酷的欧洲战争。

因此，不要说在美国，就是在欧洲也很少会有人出美国人民会派遣他们的儿女不远万里来欧洲与他们并肩作战！

然而，短短的四年后，一切都按照戴高乐的预言发展，就如同一部电影，戴高乐重新回到了法国，重新回到其原来国防部的办公室。

有意思的是，办公室里居然家俱陈设一切如夕，只是物是人非，维希傀儡政府的部长们逃之夭夭，办公室又迎来了原来的主人。

与此同时，戴高乐作为民族救星声望如日中天，本可以安安稳稳当他的法国临时政府首脑，但他却执意对要改革法国政治制度，以避免当年议会政党相互推诿掣肘而在纳粹德国入侵时溃败不堪的复辙。

但戴高乐加强政府行政权力的努力触犯了法国传统政党的利益，后者联合起来予以反对，戴高乐毅然挂冠而去并远离巴黎，隐居长达12年之久，专心写作鸿篇巨制《战争回忆录》。

1958年，面临日益严重的阿尔及利亚危机，法国第四共和国政府束手无策，总统科蒂任命戴高乐担任政府总理以全权解决阿危机。

据此，在命运和祖国的召唤下，戴高乐重新回到了权力的中心，并由此创建了由全民直选总统并赋予总统相当行政权利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戴高乐临危受命，在某种程度上肩负着那些在阿欧洲移民的重托，原因正是由于这些人的不懈努力，山穷水尽的总统科蒂才不得不启用“救世主”戴高乐。

然而，为了更好地维护法兰西利益，戴高乐超越各种政治考量最终选择通过全民公投让阿独立。

虽然公投使法国失去了阿这个前殖民地，但法国不仅赢得了和平，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抛弃了由于阿战带来的沉重的国家财政包袱，从而使法国迅速实现国家重建和现代化，并以政治、经济和外交新实力，从50年代末起迅速成为国际政治中有别于美苏两霸的独立的一极。

在此，如果不是戴高乐的远见，他极有可能会与所有西方民选政治领导人一样被民意裹挟，在为了“人民利益”的口号下将法国一步步拖入阿战，使阿危机成为战后法兰西民族复兴的一个“魔咒”，一个陷井或一个美丽的绊脚石。

03、

“远见改变命运”，这就是戴高乐领导力价值内涵！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戴高乐的远见，就没有法国抵抗运动，法国就必然会在战后沦落为一个被美军解放后又被占领的二流国家，其情形与德国、意大利无异，更不要说进入安理会五常和成为在国际上呼风唤雨，敢于与美苏抗衡的世界大国，并在战后短短十多年里从一个在纳粹铁蹄之下人心涣散、政治瘫痪、经济崩溃的二流国家打造成一个工业体系完备、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现代工业化国家。

在一定意义上，法国当今拥有享誉世界的原子能、航空航天，空客飞机、高铁、汽车、生物技术、现代农业、城市化、全国高速公路网、遍及法国乡村的法国电讯设施及其群星灿烂的法国电影文学和法国人常常引以骄傲的战后“30年经济景气”，也都是戴高乐远见改变命运的产物。

然而，无论是当年抵抗纳粹侵略，还是战后的奋发图强，戴高乐面临的挑战都是空前的，他所看到的未来宏图并不意味着他那个时代的同胞们能够看到，并像他那样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

为此，与其说发生在20世纪中下叶法兰西历史上的这些事件是法兰西奇迹的话，不如说是远见改变命运的戴高乐领导力学奇迹。

在戴高乐逝世50年后的今天，面临这个被欧美学者称之为乌卡的时代，数字化科技手段的迅猛发展已使我们的思维定式越来越碎片化、短期化、即时化，加上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使生活中不确定的东西越来越多，从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因此，如何超越这种碎片化、短期化、即时化的思维定式，从历史的长河中把握未来，并在“风乍起的秋萍之末”时采取果断措施，趋利避害，这是摆在中国企业家面前的现实挑战。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过“领导力是将一个人的视野和成绩提高到更高的标准，并使其人格超越正常局限的一种能力”。

另一位世界领导力大师本尼斯同样认为“领导力是一种将愿景变为现实的能力”，当中国企业家们人人都在大谈领导力的今天，且实践已充分证明领导力已是企业家禀赋中最核心的元素时，学习一代伟人戴高乐的领导力学和丰富我们这种元素就显得非常有益了。

虽然领导力学更多的是一门实践科学或人类生活组织的艺术，尤其是戴高乐的案例故事又像百科全书般浩瀚，从而给我们理论总结戴高乐领导力学带来了一定难度。

但幸运的是，早在1932年，不惑之年的戴高乐少校发表了《剑峰》一书，书中详细并理论化地阐述了其领导力学的定义和思想内涵。

戴高乐1932年发表领导力权威著作《剑锋》

戴高乐还将领导力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作用比喻为利剑上的，非常形象。

戴高乐在此书中特别强调各种变化对现有秩序的冲击使远见必然成为领导力的核心要素，而远见产生又与人的智慧和本能有关。

智慧提供人的理论和知识，本能则带来一种实际和具体的感受，本能加灵感使人与自然撞击出火花，从而带来创造。

戴高乐甚至引经据典，将这种能力与亚历山大大帝所说的“希望”、凯撒称之的“运气”和拿破仑视作的“星座”相提并论。

为此，戴高乐还将具有这种能力的人称之为“有性格的人”。

戴高乐认为，“有性格的人”富有远见和使命感，如果没有他们，“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就不可能实现”。

戴高乐说“如果听信那些低级的所谓需要三思而后行的建议或那些胆小鬼似的谦逊，亚历山大就不会征服亚洲、伽利略也不会演示地球的运动、哥伦布也不会发现美洲、黎塞留不会帮助路易十三加强王朝的权威、拿破仑就不会建立法兰西帝国、布瓦洛不会给古典主义定下理论法典、雷赛布就不会开挖苏伊士运河、俾斯麦就不会统一德国、克列孟梭就不会站出来拯救祖国......”

戴高乐认为性格给行动带来了强烈的个人活力要素，如同才华对艺术家的作用。

因此，领导力就是智慧、激情和权威的组合，但权威靠领导者个人素质，与其职务高低无关。为此，戴高乐强调领导者必须与其下属保持距离。

“领袖人物灵魂世界的神秘感同样由其言行的神秘感组成”和“没有什么能比沉默更好地增强领导者的权威的了”。

《剑锋》发表八年后，历史将戴高乐推到风口浪尖，他只身一人来到伦敦扮演着“有性格的人”的角色，丝丝入扣般地演绎了八年前他书中所阐述的远见、智慧、权威、魅力等所有领导力学内涵中的一切。

尼克松为此感慨到“戴高乐是一个令人倾倒的人物，这不仅仅由于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还由于他在有关领袖人物所需具备的条件和技能方面向我们提供了非凡的见解。

尼克松对戴高乐领导力倾佩不已，并将《剑锋》视作其白宫工作指南

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把领袖人物所需具备的条件和技能分析得如此令人信服，或像他那样写得如此富有洞察力”。

尼克松说，“很少有人（戴高乐那样）把他们自己（领导力）的方法留在这样明晰的图纸上，然而，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依然笼罩着一层如此神秘的烟幕，这种烟幕是他精心制造的，老是环绕在他的周围，即使当他在说明自己如何这样做的时候。

他是幻想的大师。而且，像一个老练的幻想家那样，他是表现自己品质的魔术师。

表面上看来他在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他却往往做到了”。

04、

当选总统后，尼克松马上让人将《剑锋》一书翻译成英文，每天睡觉前总要翻一翻。

1969年，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访法，戴高乐告诉他“我是为后天的报纸制定政策的”。

尼克松闻之非常感慨，当全世界各国政治领袖们人人忙于应付当天的头条新闻和压力时，戴高乐却不为当下忙碌，而是运筹于未来，从而使其能够从历史的长河中考察事物并总是领先于时代。

在今天的商业生活中，中国企业家们何尝不在纠缠于每天的具体事务，能够为后天的报纸制定政策几无可能。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今天世界的商业生活还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的种种，抑或迷茫与不确定性，都源于我们每个人“为后天报纸制定政策”的能力匮乏。

换言之，后疫情的国际企业竞争也是一种戴高乐所说的建立在智慧与本能基础上的远见能力的国际间智力竞争。

环顾我们的商业生活，类似远见改变命运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如果不是乔布斯的远见与执着，苹果公司就不可能成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公司。

奥巴马说过“乔布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重新定义了整个科技产业，并取得了历史上罕有的成就：他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看世界的方式”。

今天，无论是乔布斯还是科技狂人马斯克，还有脸书扎克伯格、亚马逊的贝索斯、优步的卡兰尼克和爱彼迎的切斯基等人，每一个世界伟大企业的商业成也是其领导者远见能力的成功，是这样的能力使他们在较早的时间就看到世界未来的生活方式变化及其所需要的各种服务供给。

当然，我们为此将戴高乐与乔布斯等企业家的远见能力相提并论，无论是其所处的时代及其远见定义内涵和目标实践等均存有本质差异，但从领导力学的远见能力角度考察，两者却异曲同工，即领导者必须高屋建瓴，要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看到美好的未来。

这在戴高乐的领导力哲学中就是拒绝宿命论和等待主义。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教育背景、人生阅历，包括性格差异等，我们在面临同一件事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而远见能力又成为领导力素质中最稀缺的资源。

我们看到戴高乐一生博学，其远见卓识既是一种天赋，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更是一种智慧与本能加灵感的结晶。

戴高乐自幼接受天主教教育，大学上的是拿破仑创办的军校，一生严格自律，博览群书。

在爱丽舍宫时国务活动再忙，一周也要看二本书。戴高乐一生著书等身，其《战争回忆录》等既是史学著作也是文学美文，并成为法国中学生语文课本。

总之，戴高乐的人文修养和与生俱来的强烈的使命感使他在远见的悟性上远远超越时代，这就是为什么尼克松看完《剑锋》一书后对戴高乐远见能力赞不绝口的原因。

尼克松发现在《剑锋》出版后的八年后，戴高乐居然根据“把领导者的技巧明晰的写在图纸上”的自撰剧本，畅酣淋漓饰演了自己笔下“有性格的人”的人物角色。

上周举行的美国大选，让全世界实况见证了一个完全撕裂了的美国社会，无论大选结果鹿死谁手，美国社会由特朗普的共和党与拜登的民主党之间的严重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未来美国社会的走向都将会对现行国际秩序带来严重的冲击，从而使日益严峻的中美关系及后疫情国际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竞争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遗憾的是，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企业家的决策选项并不多，但逆水行舟本来就是中国企业家生存的常态，一部中国企业家改革开放40年的成长史就是自我挑战，不破不立的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讲，面临中美贸易战、高科技战、经济脱钩、世界产业链重组等林林种种的不确定性，既是“危”，也是“机”，是中国企业在残酷的经济竞争中“凤凰涅槃”，避“危”抓“机”成为国际企业新时期新翘楚的历史之“机”。

回想当年戴高乐两度拯救法兰西，其面临的挑战要比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不确定性不知要严峻多少，但远见改变命运的领导力思想和定力使他成功拯救了法兰西。

为此，我们是否也可以说，今天世界的不确定性也是对我们中国企业家群体领导力的一次集体检验？

在戴高乐将军逝世50周年纪念日，追忆伟人的远见能力，包括深深感谢他在55年前在西方大国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从而向中国打开了世界的大门，并成功预见中国将在21世纪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的历史功勋，其远见能力对我们在后疫情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保持定力，学会透过复杂迷顿的现象看到明天的曙光显然裨益不尽。

其中，戴高乐那种建立在历史长河中考察事物发展的战略敏锐性和决策力，就更应成为我们中国企业家在整个乌卡时代的一种思维和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