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波 法國“吳建民之友協會”主席

來源：正和島

01、

今天是2020年11月9日，也是法蘭西民族不屈的反法西斯戰士、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戴高樂將軍逝世50週年紀念日。

戴高樂從小立志報國，其命運與整個法蘭西民族在20世紀上中葉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兩者相輔相成、跌宕起伏。

在1940年納粹德國入侵法國和1958年阿爾及利亞內戰之際，戴高樂兩次憑藉其偉人的遠見、膽魄、激情和謀略拯救了法蘭西，從而在世界領導力學浩瀚的思想和行動的海洋中凸顯了戴高樂領導力學的豐富內涵和強大的生命力。

縱觀戴高樂一生，無論在其驚心動魄的戎馬生涯，還是其波瀾壯闊的政治和國際外交鬥爭中，他蕩氣迴腸的一生，聲望在法國遠超拿破崙、路易十四等法國最偉大的領導者，同時也是20世紀與丘吉爾、羅斯福齊名的世紀偉人，其大寫的人生宛如一部浸淫於法蘭西文化中的戴高樂領導力學百科全書。

戴高樂曾說過，“不偉大就不是法蘭西”，“偉大的事業離不開偉大的人物，而偉人之所以成爲偉人是因爲其矢志以求的結果”。

無疑，戴高樂的這些警句讓我們看到偉人當年是如何時刻準備爲法蘭西民族復興獻身及其爲此矢志以求的傳奇故事，但更重要的是爲實現這樣光輝的人生，戴高樂的遠見能力是如何改變法蘭西民族命運的？

02、

誠然，非凡人生和浩瀚的法蘭西文化使戴高樂領導力學在世界領導力學中獨樹一幟，加上其深邃的思想和強大的執行力，感受並理解“遠見改變命運”的戴高樂領導力學特質並非難事，而正是這種特質又給世人造成一種戴高樂總是料事如神的先知之感。

如當貝當政府1940年6月17日向德國無條件投降，法國全國上下哀鴻一片，悲觀主義盛行時，他當日上午隻身飛抵倫敦，並在次日在BBC發表了著名的“6月18日告法國人民書”。

1940年6月18日戴高樂 在倫敦BBC發表《告法國人民書》

戴高樂告誡法國人民法國輸掉的僅是一場戰役而不是一場戰爭，法國只要重新建立一支現代化的裝甲部隊，法國就可以反敗爲勝。

在BBC講話後的12天，他對來訪的法國記者舒曼說法國贏定了。

戴高樂認爲，德國對歐洲大陸的佔領和對即將對英國的攻擊，以及未來與蘇聯不可迴避的軍事衝突，將會使美國捲入這場新的歐戰，從而使法德的軍事衝突轉變成德國法西斯爲一方，世界民主和平力量爲另一方的世界性軍事衝突。

面對如此世界大戰，法國只要選擇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就必將取得最終勝利。

當戴高樂向舒曼描述如此前景時，舒曼所能夠想到的僅僅是明天的“自由法國”是否還能在倫敦存在？是否還有法國青年到倫敦投奔這個名不經傳，手頭拮据，無一兵一卒，只能通過BBC廣播抗戰，同時又被法國政府以叛國罪宣判死刑的前國防部副國務祕書？

在舒曼的眼中，他所能看到的僅是斯大林由於《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而對歐戰做壁上觀，而美國總統羅斯福則忙於連任競選，其競選的口號就是將竭盡全力防止美國被拖入殘酷的歐洲戰爭。

因此，不要說在美國，就是在歐洲也很少會有人出美國人民會派遣他們的兒女不遠萬里來歐洲與他們並肩作戰！

然而，短短的四年後，一切都按照戴高樂的預言發展，就如同一部電影，戴高樂重新回到了法國，重新回到其原來國防部的辦公室。

有意思的是，辦公室裏居然傢俱陳設一切如夕，只是物是人非，維希傀儡政府的部長們逃之夭夭，辦公室又迎來了原來的主人。

與此同時，戴高樂作爲民族救星聲望如日中天，本可以安安穩穩當他的法國臨時政府首腦，但他卻執意對要改革法國政治制度，以避免當年議會政黨相互推諉掣肘而在納粹德國入侵時潰敗不堪的覆轍。

但戴高樂加強政府行政權力的努力觸犯了法國傳統政黨的利益，後者聯合起來予以反對，戴高樂毅然掛冠而去並遠離巴黎，隱居長達12年之久，專心寫作鴻篇鉅製《戰爭回憶錄》。

1958年，面臨日益嚴重的阿爾及利亞危機，法國第四共和國政府束手無策，總統科蒂任命戴高樂擔任政府總理以全權解決阿危機。

據此，在命運和祖國的召喚下，戴高樂重新回到了權力的中心，並由此創建了由全民直選總統並賦予總統相當行政權利的法蘭西第五共和國。

戴高樂臨危受命，在某種程度上肩負着那些在阿歐洲移民的重託，原因正是由於這些人的不懈努力，山窮水盡的總統科蒂纔不得不啓用“救世主”戴高樂。

然而，爲了更好地維護法蘭西利益，戴高樂超越各種政治考量最終選擇通過全民公投讓阿獨立。

雖然公投使法國失去了阿這個前殖民地，但法國不僅贏得了和平，贏得了世界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拋棄了由於阿戰帶來的沉重的國家財政包袱，從而使法國迅速實現國家重建和現代化，並以政治、經濟和外交新實力，從50年代末起迅速成爲國際政治中有別於美蘇兩霸的獨立的一極。

在此，如果不是戴高樂的遠見，他極有可能會與所有西方民選政治領導人一樣被民意裹挾，在爲了“人民利益”的口號下將法國一步步拖入阿戰，使阿危機成爲戰後法蘭西民族復興的一個“魔咒”，一個陷井或一個美麗的絆腳石。

03、

“遠見改變命運”，這就是戴高樂領導力價值內涵！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沒有戴高樂的遠見，就沒有法國抵抗運動，法國就必然會在戰後淪落爲一個被美軍解放後又被佔領的二流國家，其情形與德國、意大利無異，更不要說進入安理會五常和成爲在國際上呼風喚雨，敢於與美蘇抗衡的世界大國，並在戰後短短十多年裏從一個在納粹鐵蹄之下人心渙散、政治癱瘓、經濟崩潰的二流國家打造成一個工業體系完備、國力強盛、經濟繁榮的現代工業化國家。

在一定意義上，法國當今擁有享譽世界的原子能、航空航天，空客飛機、高鐵、汽車、生物技術、現代農業、城市化、全國高速公路網、遍及法國鄉村的法國電訊設施及其羣星燦爛的法國電影文學和法國人常常引以驕傲的戰後“30年經濟景氣”，也都是戴高樂遠見改變命運的產物。

然而，無論是當年抵抗納粹侵略，還是戰後的奮發圖強，戴高樂面臨的挑戰都是空前的，他所看到的未來宏圖並不意味着他那個時代的同胞們能夠看到，並像他那樣奮不顧身地付諸實踐。

爲此，與其說發生在20世紀中下葉法蘭西曆史上的這些事件是法蘭西奇蹟的話，不如說是遠見改變命運的戴高樂領導力學奇蹟。

在戴高樂逝世50年後的今天，面臨這個被歐美學者稱之爲烏卡的時代，數字化科技手段的迅猛發展已使我們的思維定式越來越碎片化、短期化、即時化，加上顛覆性的科技創新使生活中不確定的東西越來越多，從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

因此，如何超越這種碎片化、短期化、即時化的思維定式，從歷史的長河中把握未來，並在“風乍起的秋萍之末”時採取果斷措施，趨利避害，這是擺在中國企業家面前的現實挑戰。

管理大師德魯克說過“領導力是將一個人的視野和成績提高到更高的標準，並使其人格超越正常侷限的一種能力”。

另一位世界領導力大師本尼斯同樣認爲“領導力是一種將願景變爲現實的能力”，當中國企業家們人人都在大談領導力的今天，且實踐已充分證明領導力已是企業家稟賦中最核心的元素時，學習一代偉人戴高樂的領導力學和豐富我們這種元素就顯得非常有益了。

雖然領導力學更多的是一門實踐科學或人類生活組織的藝術，尤其是戴高樂的案例故事又像百科全書般浩瀚，從而給我們理論總結戴高樂領導力學帶來了一定難度。

但幸運的是，早在1932年，不惑之年的戴高樂少校發表了《劍峯》一書，書中詳細並理論化地闡述了其領導力學的定義和思想內涵。

戴高樂1932年發表領導力權威著作《劍鋒》

戴高樂還將領導力對人類社會生活的作用比喻爲利劍上的，非常形象。

戴高樂在此書中特別強調各種變化對現有秩序的衝擊使遠見必然成爲領導力的核心要素，而遠見產生又與人的智慧和本能有關。

智慧提供人的理論和知識，本能則帶來一種實際和具體的感受，本能加靈感使人與自然撞擊出火花，從而帶來創造。

戴高樂甚至引經據典，將這種能力與亞歷山大大帝所說的“希望”、凱撒稱之的“運氣”和拿破崙視作的“星座”相提並論。

爲此，戴高樂還將具有這種能力的人稱之爲“有性格的人”。

戴高樂認爲，“有性格的人”富有遠見和使命感，如果沒有他們，“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項偉大的事業就不可能實現”。

戴高樂說“如果聽信那些低級的所謂需要三思而後行的建議或那些膽小鬼似的謙遜，亞歷山大就不會征服亞洲、伽利略也不會演示地球的運動、哥倫布也不會發現美洲、黎塞留不會幫助路易十三加強王朝的權威、拿破崙就不會建立法蘭西帝國、布瓦洛不會給古典主義定下理論法典、雷賽布就不會開挖蘇伊士運河、俾斯麥就不會統一德國、克列孟梭就不會站出來拯救祖國......”

戴高樂認爲性格給行動帶來了強烈的個人活力要素，如同才華對藝術家的作用。

因此，領導力就是智慧、激情和權威的組合，但權威靠領導者個人素質，與其職務高低無關。爲此，戴高樂強調領導者必須與其下屬保持距離。

“領袖人物靈魂世界的神祕感同樣由其言行的神祕感組成”和“沒有什麼能比沉默更好地增強領導者的權威的了”。

《劍鋒》發表八年後，歷史將戴高樂推到風口浪尖，他隻身一人來到倫敦扮演着“有性格的人”的角色，絲絲入扣般地演繹了八年前他書中所闡述的遠見、智慧、權威、魅力等所有領導力學內涵中的一切。

尼克松爲此感慨到“戴高樂是一個令人傾倒的人物，這不僅僅由於他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還由於他在有關領袖人物所需具備的條件和技能方面向我們提供了非凡的見解。

尼克松對戴高樂領導力傾佩不已，並將《劍鋒》視作其白宮工作指南

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把領袖人物所需具備的條件和技能分析得如此令人信服，或像他那樣寫得如此富有洞察力”。

尼克松說，“很少有人（戴高樂那樣）把他們自己（領導力）的方法留在這樣明晰的圖紙上，然而，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樣依然籠罩着一層如此神祕的煙幕，這種煙幕是他精心製造的，老是環繞在他的周圍，即使當他在說明自己如何這樣做的時候。

他是幻想的大師。而且，像一個老練的幻想家那樣，他是表現自己品質的魔術師。

表面上看來他在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他卻往往做到了”。

04、

當選總統後，尼克松馬上讓人將《劍鋒》一書翻譯成英文，每天睡覺前總要翻一翻。

1969年，尼克松作爲美國總統訪法，戴高樂告訴他“我是爲後天的報紙製定政策的”。

尼克松聞之非常感慨，當全世界各國政治領袖們人人忙於應付當天的頭條新聞和壓力時，戴高樂卻不爲當下忙碌，而是運籌於未來，從而使其能夠從歷史的長河中考察事物並總是領先於時代。

在今天的商業生活中，中國企業家們何嘗不在糾纏於每天的具體事務，能夠爲後天的報紙製定政策幾無可能。

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無論是今天世界的商業生活還是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出現的種種，抑或迷茫與不確定性，都源於我們每個人“爲後天報紙製定政策”的能力匱乏。

換言之，後疫情的國際企業競爭也是一種戴高樂所說的建立在智慧與本能基礎上的遠見能力的國際間智力競爭。

環顧我們的商業生活，類似遠見改變命運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如果不是喬布斯的遠見與執着，蘋果公司就不可能成爲當今世界最偉大的公司。

奧巴馬說過“喬布斯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重新定義了整個科技產業，並取得了歷史上罕有的成就：他改變了我們每個人看世界的方式”。

今天，無論是喬布斯還是科技狂人馬斯克，還有臉書扎克伯格、亞馬遜的貝索斯、優步的卡蘭尼克和愛彼迎的切斯基等人，每一個世界偉大企業的商業成也是其領導者遠見能力的成功，是這樣的能力使他們在較早的時間就看到世界未來的生活方式變化及其所需要的各種服務供給。

當然，我們爲此將戴高樂與喬布斯等企業家的遠見能力相提並論，無論是其所處的時代及其遠見定義內涵和目標實踐等均存有本質差異，但從領導力學的遠見能力角度考察，兩者卻異曲同工，即領導者必須高屋建瓴，要透過錯綜複雜的表面現象看到美好的未來。

這在戴高樂的領導力哲學中就是拒絕宿命論和等待主義。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由於受教育背景、人生閱歷，包括性格差異等，我們在面臨同一件事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因而遠見能力又成爲領導力素質中最稀缺的資源。

我們看到戴高樂一生博學，其遠見卓識既是一種天賦，一種與生俱來的使命感，更是一種智慧與本能加靈感的結晶。

戴高樂自幼接受天主教教育，大學上的是拿破崙創辦的軍校，一生嚴格自律，博覽羣書。

在愛麗捨宮時國務活動再忙，一週也要看二本書。戴高樂一生著書等身，其《戰爭回憶錄》等既是史學著作也是文學美文，併成爲法國中學生語文課本。

總之，戴高樂的人文修養和與生俱來的強烈的使命感使他在遠見的悟性上遠遠超越時代，這就是爲什麼尼克松看完《劍鋒》一書後對戴高樂遠見能力讚不絕口的原因。

尼克松發現在《劍鋒》出版後的八年後，戴高樂居然根據“把領導者的技巧明晰的寫在圖紙上”的自撰劇本，暢酣淋漓飾演了自己筆下“有性格的人”的人物角色。

上週舉行的美國大選，讓全世界實況見證了一個完全撕裂了的美國社會，無論大選結果鹿死誰手，美國社會由特朗普的共和黨與拜登的民主黨之間的嚴重對立及其所代表的未來美國社會的走向都將會對現行國際秩序帶來嚴重的衝擊，從而使日益嚴峻的中美關係及後疫情國際地緣政治和國際經濟競爭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

遺憾的是，面對這樣的挑戰，中國企業家的決策選項並不多，但逆水行舟本來就是中國企業家生存的常態，一部中國企業家改革開放40年的成長史就是自我挑戰，不破不立的歷史。

從這個意義上講，面臨中美貿易戰、高科技戰、經濟脫鉤、世界產業鏈重組等林林種種的不確定性，既是“危”，也是“機”，是中國企業在殘酷的經濟競爭中“鳳凰涅槃”，避“危”抓“機”成爲國際企業新時期新翹楚的歷史之“機”。

回想當年戴高樂兩度拯救法蘭西，其面臨的挑戰要比我們今天所遇到的不確定性不知要嚴峻多少，但遠見改變命運的領導力思想和定力使他成功拯救了法蘭西。

爲此，我們是否也可以說，今天世界的不確定性也是對我們中國企業家羣體領導力的一次集體檢驗？

在戴高樂將軍逝世50週年紀念日，追憶偉人的遠見能力，包括深深感謝他在55年前在西方大國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從而向中國打開了世界的大門，併成功預見中國將在21世紀再次成爲世界強國的歷史功勳，其遠見能力對我們在後疫情複雜的國際競爭環境中保持定力，學會透過複雜迷頓的現象看到明天的曙光顯然裨益不盡。

其中，戴高樂那種建立在歷史長河中考察事物發展的戰略敏銳性和決策力，就更應成爲我們中國企業家在整個烏卡時代的一種思維和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