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曾经有多个王朝定都于此，但是有趣的是这些王朝除了明朝之外，都偏安东南，无法统一全国，并且存在是在都很短暂。于是，我们就得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定都南京的都是短命王朝呢？历史上的文人学者不断给出自己的解释，但是都莫衷一是。而本文就试图通过经济、社会和地理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

谈到定都南京的王朝，我们一般以“六朝”来概括，所谓的六朝就是东汉到隋朝之间，偏安东南的东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六个王朝。而定都南京短命的印象，也基本是出现在这个时期。因此，本文主要以六朝作为例子来进行探究。

中国的学者分析历史原因的时候，往往将经济作为根源。为什么六朝时期，南方无法和北方对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给出的答案就是：当时中国的经济重心还在北方，北方拥有更加充沛的粮食、兵源等，因而南方无法抗衡。但是具体分析，这个理由显然不成立，六朝时期，北方经济经过大规模的战乱，早已破坏严重；而南方相对稳定，人口不断增加。在整个六朝时期，南北方的经济是持平的。因此，用经济无法来解释这个疑问。

六朝时期的南北人口对比

古典一点的学者认为，江南山清水秀、经济繁荣，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人基本都是沉醉在温柔的帝王乡中，很快就腐化了。的确，南朝的君主，基本在第三代就已经彻底腐化，更别说各官僚了。许多皇帝只知道享乐，不知道处理政务。不过，北方王朝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大家可以说势均力敌啊。因此，政治腐败难以说明问题。

也有人从南北人的性格上来说明问题。认为南方人性格较为柔弱，北方人勇猛好战，因此无法抵御北方南下。但是再仔细一想，自古以来南方的吴越之地、荆楚大地都是出猛将的地方，在六朝时期，南方出现的军事家、名将也不少。而南北交战中，南方人经常取得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例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因此这个说法偏向于印象流，也不成立。

二

六朝时期，大量的北方人口迁徙到了南方，于是南方朝廷的内部就出现了两大势力。北方士族在初期都希望国家出兵北伐，收复中原，还都洛阳。而南方土著的基业一直都在南方，认为北伐不仅消耗了南方的财富，还对自己的地位毫无提升意义。因而，南方士族是坚决反对北伐的。如此，晋室在南渡之初，急于拉拢南方士族，也就是错过了北伐的最佳机会。等到晋室在江南的统治稳定了下来，北方士族也基本在浙东等地开辟了新的庄园，也不想大动干戈了。

南朝都是在南北士族的支持下而建立的王朝，士族反对的事情，皇帝是无法推行的。尤其东晋时期是士族的巅峰，东晋的国家大权大多数时间都被王、庾、桓、谢四大家族掌握，皇帝几乎沦为了傀儡。士族虽然掌权，但是他们首先考虑的依然是自己的家族利益，并非是什么民族大义、社稷兴亡。他们甚至对具体的政务漠不关心，自顾游山玩水、清谈玄学。每个世家大族都将家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这个国家实际上就是一盘散沙，无法形成凝聚力。

王与马共天下

到了南朝时期，寒门通过掌握兵权而逆袭，刘、萧、陈三大寒门先后成为了皇族。但是，南朝的基础依然需要士族来支撑：政治上，依然让士族位列高位，享受特权；经济上，依然需要士族的庄园来提供赋税。因此，南朝的皇帝虽然想打击士族，但是也是有心无力。

士族强盛，将大量的农民沦为了佃客、奴婢、部曲等，不仅让国家损失了更多的户籍人口和兵源，也让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在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梁朝末的侯景之乱，都是在社会矛盾达到无法调和的情况下爆发的。后人甚至将侯景之乱称之为南朝的奴隶解放高潮。

对比北方，在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以及后来的十六国之乱，导致北方的世家大族遭到的打击远远严重于南方。这导致北方的士族势力相对衰落，以至于无法和皇权抗衡。北朝在建立后，就能高效率地推行均田制、府兵制，国家可以掌握更多的编户齐民，得到更多的税源、兵源。国家机器的力量能够得以发挥，自然能够轻松击败一盘沙沙的南朝。可以说，北方是涅槃重生，内部新生力量蓬勃生长；南方是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整个社会一潭死水，毫无生机。

三

我们翻开六朝时期的地图就会发现，南方总体而言处于相对的统一之下，而北方则经常出现大规模的分裂或者战乱，例如十六国、六镇之乱、北周北齐对峙等。从地图来看，南方在长时期是占据优势的，尤其是东晋、南梁最为明显。但是看历史地图往往会欺骗我们。

实际上，六朝表现上统一了东南，实际上内部却是四分五裂。其根源在于南方的防御形势造成的。中国古代有三条重要的军事防线：一条是长城防线，主要防止大漠的游牧民族南下；第二条是秦岭淮河防线，主要是南方王朝来维持自己的偏安；第三条是海防线，主要是明清时期来对付海外敌对势力和海盗。而南朝依靠的就是秦岭淮河防线。

秦岭淮河防线又分为秦岭和淮河两部分，其中益州负责秦岭防线，扬州负责淮河防线。一旦南方重视益州和扬州的防务，那么北方就无法从两边突破，那么两大防线的衔接位置——荆州就会成为弱点。一旦北方占据汉江上游，就会顺流而下，导致江南防线全线崩溃。为此，定都南京的王朝必须占据荆州，并且要在荆州布置重兵。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东吴一定要从刘备手中抢走荆州了。

从东晋开始，南方开始大规模在荆州驻扎重兵，荆州兵大约占据全国的一半，而荆州军队的首领也因此坐大。而荆州将帅常常以荆州兵为资本，他们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东晋的荆州就出现了王敦、陶侃、庾亮、桓温、桓玄等尾大不掉的军阀，出现了王敦之乱、桓玄之乱等。这些军阀和朝廷对抗，而朝廷的基地在扬州，人们就将这种矛盾称之为“荆扬之争”。

荆扬之争的出现，让东晋实际上分裂为两大相互对抗的势力，使得东晋无法抽身北伐。南朝建立后，大肆分封宗室镇守地方，但是依然无法解决荆扬之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侯景之乱爆发后，坐镇荆州的萧绎坐山观虎斗，坐视侯景在江南大搞破坏，等自己的兄长被杀得差不多了才出兵灭侯景。侯景之乱后，荆州、荆州均被北周控制，南陈也就只能垂死挣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