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新唐書·刑法志》：“ 武后 欲制以威，乃修 後周 告密之法，詔官司受訊，有言密事者，馳驛奏之。”

《明史·刑法志三》：“ 莊烈帝 即位， 忠賢 伏誅，而 王體乾 ……相繼領廠事，告密之風未嘗息也。”

有一段時間，很多人都會探討我國的“告密文化”，論者言之鑿鑿，說“告密”歸屬於人民劣根，中華傳統文化是滋長“告密”的熱土——難道“告密”只是 人們無法擺脫的文化基因，而“被告密”則是人們克服不了的歷史命運？

但細一想，又感覺不對。以我的認識，在傳統的社會發展，告密個人行爲一直是遭受主流文化排擠的，我國的流行文明行爲與其說“告密文化”，倒不如說是“反告密文化”。

以往處在流行、正統影響力的儒家文明行爲，對告密個人行爲可以說深惡痛疾。孔子曾問起徒弟子貢：你最反感什麼個人行爲？子貢說：“惡徼認爲聰明人，惡不遜認爲勇士，惡訐認爲直者。”這兒的“訐”，即告密。將告密當作剛正不阿的主要表現，是子貢最厭惡的個人行爲之一。

產生在家人、朋友的告密個人行爲，因爲立即毀壞了共同命運最基礎的社交信任感，挑戰了倫常道德底線，也是受儒家遏制。

曾有些人告知孟子：人們那邊有一個內心強大的人，發覺爸爸偷了別人的羊，便跑到官衙檢舉了。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因此。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這其中矣。”親吻得相藏匿，社會發展的倫常道德底線纔不容易被提升。

用漢宣帝的話而言：“父子倆之親，夫妻之道，本性也。雖然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忠厚之者也，豈可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最驚心動魄，皆上請廷尉以聞。”“親親相隱”的標準此後納入中華法系，並各代相沿。

不必覺得“親親相隱”是老舊、落伍的意識，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法規，一樣十分確立的認可中國公民不給家人證罪的“親親相隱”支配權。

自然，不可以否定，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爭相告密的作風。但人們必須瞭解，告密個人行爲的鼓吹者是邊沿的法家學派，而非主流女性的儒家。商鞅認爲施政要選任喜愛告密的奸民：“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合而復之者，善也；別而歸之者，奸也。章善則過匿，任奸則罪誅。”

商鞅覺得，善民高度重視真情，會互相袒護；奸民則堅信“爹母親親比不上秦王親”，會互相告奸。老百姓熱衷告奸，罪孽便無從逃遁。

但有趣的是，商鞅激勵告密，卻不得不將習慣告密的人取名爲“奸民”。由此可見在那時候的社會道德評價指標體系中，告密是爲人所不齒的。商鞅自己很有可能對這類社會道德點評很不以爲意，但告密的反社會道德特性卻是商鞅沒法否定的。

在歷史上，只要是申韓法術盛行的階段，告密之風便會盛行一時，例如商鞅變法維新後的秦朝、漢武帝劉徹時期、武則天時期、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及其說白了的“康雍幹鼎盛”。

而受儒家價值觀念營造最刻骨銘心的宋皇朝，告密之風則大幅收斂了，並不是說宋朝就沒有告密，只是說告密的個人行爲在宋代並不會受到激勵，士人人羣甚至君王都主動遏制告密，以告密爲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