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示其

剛剛結束的美國總統大選，引發了四年一度的廣泛關注。在全網圍觀美國民衆的投票盛會中，河豚君也看到了很多對於美國選舉人投票制度、郵寄投票方式等的討論。

投票，是被視爲反映大衆意志、可能也是今天最爲“公平”的一種評比形式。其實不需要看美國大選，打開今天國內的任意一檔綜藝節目，我們幾乎都能看到“投票”的環節。

根據河豚君的粗略統計，今年最爲熱門的綜藝中，不管是選秀綜藝《乘風破浪的姐姐》，還是音樂綜藝如《樂隊的夏天》、《中國新說唱》、《說唱新世代》，還是舞蹈綜藝《這！就是街舞》、《舞蹈風暴》，甚至是喜劇綜藝《脫口秀大會》，所有綜藝節目中的“勝負”都寄託在現場的大衆評審、專業評審或是媒體評審身上。

這些掌握着選手們“生殺大權”的評審們，似乎擁有着令普通觀衆豔羨的重要權力，但也面臨着“聾的傳人”、“都是託”之類的攻擊和指控。

到底誰能成爲評審？他們的評判標準是什麼？爲什麼不少評審認爲自己只是“工具人”，甚至認爲評選需爲劇情衝突讓路？帶着這樣的疑問，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影視檔案（ID：htysda）調查採訪了衆多參與過不同節目錄制的各類評審，試圖爲大家揭祕這些熱門競演綜藝投票背後的故事。

是誰成爲了綜藝評審？

在各類綜藝節目中出現的投票評審大致可以分成三類：大衆評審、專業評審（包括媒體評審）、明星評審。在此就不討論如何成爲明星評審這一條路徑，我們只來看大衆評審、專業評審是如何被選擇出來的。

在所有不同類型的評審中，大衆評審，是與觀衆最爲接近的評審羣體，也是被寄予了“代表大衆意見”厚望的羣體。大多數熱播節目都有公開的大衆評審招募通道。除此之外也會存在一部分“福利票”，通過工作人員、贊助商等各渠道分發出去。

知情人士王先生（化名）告訴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影視檔案（ID：htysda），節目賣票給粉絲的情況不少見，很多節目組喜歡邀請流量明星，一個原因也是編導可以通過私下賣票給粉絲來賺錢，而平臺方也可以給愛追星的“關係戶”送票拉近關係，這都算是“隱形福利”。

作爲曾經的“追星女孩”，小可（化名）表示想要成爲大衆評審並不難，她通過自主報名、媒體粉絲福利等多種方式參與過節目錄制。“比如我去報名《夢想的聲音》的時候，他們衛視有專門的觀衆統籌負責找人，你加統籌微信，發照片和自我介紹視頻過去。”小可透露，大家都心知肚明，要照片、視頻是節目組爲了讓大衆評審更“好看”。

參與過《樂隊的夏天》錄製的小天（化名）則表示，他是通過官方微博公佈的公開信息報名的，“不過我報名的時候並不知道，是加上統籌微信後才告訴我這是要去現場看錄製的。”小天說道，“然後就是發一些基本信息和照片過去，其實我當時有覺得奇怪，他們也沒有問我什麼跟樂隊相關的問題。”

《樂隊的夏天》製片人在採訪中告訴過娛樂資本論，節目招募觀衆的標準是希望每一場都有輕度、中度、重度的樂迷，“底線是你是聽音樂的人，輕度可能是不太聽樂隊的歌，但是聽別的音樂，中度是他聽過一些樂隊的歌，重度就是對樂隊圈子有很深入瞭解的。理想狀態下的比例當然是1:1:1，但是因爲今年疫情的影響多少會有一些變動，基本上維持在這樣的一個比例。”

（某觀衆招募信息）

專業評審則基本都是邀請制，不同節目組可能會各有側重地邀請相關專業人士或者媒體前去投票，比如《樂隊的夏天》邀請到的樂評人、音樂博主，《這！就是街舞》邀請到舞蹈家協會成員、街舞自媒體，B站的《說唱新世代》則會邀請B站說唱區up主等等。

曾有超過10年文娛記者經歷的作家、編劇成長告訴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影視檔案（ID：htysda），他有六、七年的時間都在負責綜藝條線的報道，《我是歌手》他從第一季跟到第七季，算是少有的“七朝元老”，《中國好聲音》也幾乎是每季必去。

成長形容《歌手》和《中國好聲音》爲全國各地文娛記者的聚會。“探班採訪綜藝錄製，大多數都會進入錄製現場擔任媒體評審，參與投票，比如《中國好聲音》裏舉牌的媒體評審。”

壞蛋調頻主理人王碩則是參與了《樂隊的夏天》兩季的專業樂迷之一，他告訴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影視檔案（ID：htysda），印象中是從2013年的《中國最強音》開始，就有了邀請樂評人等專業音樂人去做評審投票的情況。“當時他們去只是作爲100人大衆評審在那投票，我還挺詫異的，因爲他們中間有些人放到那幾個大評委的位置也是OK的，我當時就覺得挺納悶他們爲什麼要屈尊去投票。”

後來也有節目邀請過王碩，但因爲各種原因沒有成行，直到《樂隊的夏天》。對於節目中其他專業評審，除了一些比較熟的樂評人，大部分王碩都不認識，“專業樂迷裏面好像有些是音樂製作人，但我也沒聽過他的作品，有些是寫公衆號的、發微博的，就是跟音樂有點關係的那種。”

即使是在邀請制下，想成爲媒體評審和專業評審仍然也是“有空可鑽”。《這！就是街舞》在今年決賽共邀請了201位媒體和專業評審。雖然每人都需要實名認證，可還是會有追星粉絲通過各種方式拿到“入場券”，或者說隨着粉絲經濟的泛化，專業評審裏面也有不少就是帶着偶像濾鏡的粉絲。

（決賽前，節目組已通知“不要拍隊長”，但現場仍有大批“評審”始終在回頭對着隊長席拍照）

“評委估計有不少都是某一些粉絲，他們通過各種關係拿到這個評委的名額。”街舞自媒體人橙子在自制節目《街舞茶話會》中吐槽，“這一次說實話卡得很嚴了，但是你無法從根本上杜絕。因爲我給你這個機構名額，你這個機構就給我作假，節目組找誰說理去？”

成長也告訴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影視檔案（ID：htysda），有一些媒體記者跑這個口線很多年，對行業很瞭解，品位較高，可以算是半專業人士。但有相當一部分媒體評審其實是剛入行的記者，甚至是實習生，他們的水平很難說比場下的觀衆更高，體現不了什麼專業性。

“其實你仔細觀察一些節目的媒體評審席會發現，很多‘媒體評審’其實並不是媒體，而是節目組的贊助商或合作平臺，他們不僅不能稱爲專業評審，事實上還承擔着幫節目組控票的任務，保證投票結果朝節目組預設的劇本方向走。”

2014年，深圳衛視一檔叫做《中國音超》的音樂競技節目裏出現了多次精確到小數點後三位的同分情況，甚至決賽中冠軍都是同分，而它的評審團就是9位專業人士。

“這也就是我爲什麼時間長了覺得專業評審投票沒什麼意義，對結果沒什麼影響的原因之一。”成長說。

誰的票更重要？

不同節目往往會賦予評審羣體不一樣的投票權重，比較常見的幾種形式是：

1、評審只有單一類別的羣體，比如《乘風破浪的姐姐》、《歌手》都採用了500位大衆評審投票的方式；

2、評審由不同羣體構成，但所有人的投票權重是一致的，比如《這！就是街舞》的評審既有專業街舞媒體，也有大衆媒體，但大家都是一票；

3、評審由不同羣體構成，且不同羣體的票數權重或者功能不一樣，比如《樂隊的夏天》、《說唱新世代》都採用了專業評審一人多票、大衆評審一人一票的規則，《中國新說唱》則會在不同輪次中有不同的投票機制，如在決賽第一輪由說唱歌手投票，第二輪加入媒體評審團投票等。

成長認爲，節目評審設置實際上是要實現幾個因素的平衡，比如公平性、專業程度、行業認可等，不同節目側重也不同。“《歌手》更希望凸顯自己的公平性，所以他們的評審全是大衆評審，而且用紙質投票，還要刻意做出年齡段的區分。《中國新說唱》可能更側重於圈內認可，因爲說唱是一個已經形成獨特文化的圈層。《樂隊的夏天》應該是各方面都想靠一下。”

在樂夏的評分體系中，4位超級大樂迷每人有10票，20位專業樂迷每人2票，200位大衆樂迷則是每人1票。

節目中常發生爭議的是，大衆與專業樂迷的投票結果會產生極大衝突。在第二季第一階段33進20的比賽中，白日夢症候羣（主唱是“快男”白舉綱）、水木年華兩隻大衆認可度很高的樂隊只在專業樂迷中獲得了2票和4票。

王碩告訴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影視檔案（ID：htysda），第一階段比賽是分三天錄製的，但因爲新發地的疫情，很多人沒能按計劃來到現場，導致每天大衆樂迷人數都不一樣。第一天當觀衆是200人時，大衆、專業、明星的投票比重是5:1:1，但當第二天觀衆是120人時，比重就變成了3:1:1，“那天觀衆人數最少，白日夢症候羣在專業樂迷裏只得了2票，就顯得比重特別大。”

專業樂迷的評價標準是什麼？王碩直言，他也是按照節目的要求，以“是否喜歡樂隊的演出”來投票的。雖然大家都是以個人喜好作爲評判標準，但從票數設置來看，一人2票的專業樂迷和一人10票的大樂迷的“喜歡”似乎就比大衆樂迷要更有“價值”。

類似的在另一檔節目《說唱新世代》中，選手的勝負也是由大衆評審和明星導師的投票相加判得。在第4期的個人無限battle賽段，張愚歌在觀衆投票中取得了43票，超過石璽彤的40票，但是在三位明星導師每人5票的加持下，石璽彤最終以55票勝出。

在100位觀衆投票中贏了，但是在3位導師的投票中輸了，雖然節目中反覆在說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對說唱的理解，但是在票數的設置上卻也還是有所側重。

對於這種分權重的投票體制，成長評價道：“個人來說這肯定是不合理的，明星、專業、大衆評審固然有標準和審美的不同，但不存在高下之分，這種投票佔比不同的方式實際上是把評審劃分成三六九等，明星和專業評審每人票數更多，意思就是他們的水平更高？那麼還要大衆幹什麼呢？這本身就有些擰巴。”

另一方面，王先生也向河豚君透露，在《最美和聲》中，比賽機制是導師打分佔60%，觀衆投票佔40%，但是由於導師比較“要面子”，不好意思打出較大分差，幾乎圍繞在89-95分之間，而觀衆投票卻能產生很大差距，以至於最後導師們的分數變得形同虛設，後面只好“魔改”，“這就屬於節目設計問題”。

那到底怎麼設置評審機制才合理呢？

成長認爲，從節目組來說，大衆評審和專業評審意見相左是他們最希望看到的，或者說是在他們的“劇本”中的，因爲這樣才能造成衝突、對立、火藥味，現場纔好看，纔有波折。所以節目組在選藝人的時候，其實也更傾向選擇那種口碑兩極、容易引起爭論的人。

“但都是爲了節目的效果。《歌手》最具戲劇性的效果就是讓大衆評審代表所謂的‘民意’，把一些成名歌手‘拉下馬’。‘新說唱’是要想方設法地激化說唱歌手之間的衝突，樂見他們互相diss。所以沒有哪一種更合理，這種設置都是量體裁衣。”

成長也告訴河豚君，投票器是最容易作假的，數字在後臺可以隨便調。“有好幾次用投票器，因爲節目錄制拖得很晚，有些媒體評審熬不下去提前走了，結果後面幾輪投票人總數跟之前沒有變化。”

“最可笑的一次，是錄某節目弄得比較晚，觀衆幾乎都提前退場了，然後到了拉票環節，幾位導師居然對着空空如也的觀衆席拉票，然後就顯示了得票數，誰贏誰輸，這完全連樣子也不做了，當時我就驚了。”

所以有的節目纔會用紙質票、或者現場舉牌子等方式投票，雖然這些方式也有人爲干預的可能，但相對而言還是要公平一些。

沒有絕對的公平，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

那如果沒有不同投票權重影響，情況就會好嗎？

在《這！就是街舞》第三季決賽4進2的比賽現場，楊凱和來自法國的舞者布布的對決最終是楊凱以125比76票勝出。

“我覺得布還是楊凱其實並不重要，只是有些投票的人的想法很奇妙吧。”參與了決賽投票的街舞自媒體人橙子在《街舞茶話會》中提到，“我不經歷真的想象不到，淘汰布布的是國籍。我旁邊那個女孩子特別義正嚴辭地說，當然應該投楊凱啊，怎麼能讓外國人進決賽呢。”

“導演讓大家一個個自我介紹，說要公平公正公開，但是有的人可能真的不太理解什麼是公平公正公開。”橙子在節目中表示，評審可以按照自己喜好給街舞作品投票，但是他不能接受因爲國籍的原因去做判斷。“這個女孩子就是某位隊長的粉絲。”橙子覺得，這種“鑽空子”的行爲是很難杜絕的，節目組無法一個個覈查。

在討論到如果只邀請專業街舞人士投票是否會更好時，NeedAYeah直言，“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有人際關係。”

“如果今天就只要舞者或者所謂自媒體等垂類的‘專業人士’來投票那會產生什麼問題呢？臺上的這些跳舞的人和底下投票的人，他們一定會有親疏遠近，也會有小團體。有的舞者可能很有名，他就是圈裏德高望重的一個老炮，那底下坐着的人可能一半都是他的學生，或者說大家平時有工作往來，都是十幾年的朋友關係，那這也不能說是絕對的公平。”

所以對於邀請街舞認知層次不同的大衆媒體來投票，NeedAYeah覺得其實應該是好事，他們能輸出一種“大衆的意見”，不能說“完全代表大衆”，但至少能在某種層面上建立一種雙向溝通，這對街舞文化傳播也是有利的。

反而是在今年《這！就是街舞》的半決賽現場給舞者黃瀟和小朝的對決投票時，一位街舞圈的“專業評審”的話讓NeedAYeah產生了質疑。

“他對周圍一羣人說出‘黃瀟那個根本不街舞’。一個應該是專業的人，他都不知道什麼是街舞。如果用這種原因去投票，那我覺得就是不專業的，而且是很有問題的。”

專業不專業，本來也不是能輕易判斷的問題。在《說唱新世代》招募大衆評審的條件中，就有要回答一組說唱相關問題並且得分大於80分的要求。

但NeedAYeah認爲，這也不是能解決根本問題的。他給河豚君舉了《熱血街舞團》的例子，當年節目在招募評審的時候還有對“舞蹈能力”的要求。

“他們招募評審都是要你現場跳一段， 像海選似的，大家要上去跳一跳，證明你是會跳街舞，是懂街舞的，你才能去做評審。”

“對節目組來說，這種解決方案其實很努力了吧？他們都已經專門設置一個海選了，你要來跳一段才能當大衆評審，但是你還是不能解決的問題是，這些人到底對街舞的認知又是什麼樣，跳得好和認知高是兩碼事。”

“沒有所謂完美的解決方案。”

不要真情實感了，這就是一個“遊戲”

在小天的印象中，他所參與的某期節目錄制是從下午2、3點開始進場，全部錄完出來的時候已經是晚上9點了。“我們大衆評審從等待區進入錄製現場開始，就是一直站着，中間也沒有休息和晚飯的時間，所以整個人是挺疲憊的。”

不過，錄製的辛苦並不是最難忍受的，這些大家在報名之前其實都有心理準備了，“最難受的是覺得沒有真實感，感覺投票器按了也不知道有沒有用，它最後反正就出來一個數字，投票其實很沒有參與感。”

小可則表示，《夢想的聲音》其實有邀請專門的評審團，最後也是由他們討論出誰晉級，“感覺我們投票投了個寂寞”。

大衆評審人數往往較多，每一個個體的投票難有參與感似乎也正常，那對於媒體評審來說呢？

“我第一次去綜藝節目錄制現場當媒體評審時，也把自己的投票權看得很神聖，感覺自己手中這一票可能會影響節目的結果，而且總在想自己是代表報社來投票的，是不是不能太憑藉自己喜好，投票之前至少在工作羣裏請示一下領導、聽聽同事意見之類的。”成長告訴河豚君，“後來參與多了，才發現根本沒有那麼嚴肅，你這一票改變不了什麼，也並沒有人特別在乎。”

投票的人無感，但是觀看節目的觀衆卻似乎愈發投入“真情實感”。

2017年，《中國有嘻哈》因爲同票而產生的雙冠軍引發熱烈討論。

2019年，《歌手2019》中齊豫排名過低引發網友大範圍聲討，使得某一期聽審團代表發佈聲明稱“節目無黑幕，投票很理性，我們並不聾”。

2020年，《乘風破浪的姐姐》500人大衆評審投票真實性也是從頭至尾面臨着網友的瘋狂質疑。

在《這！就是街舞》第二季第7期擂臺賽時，關於投票真實性的爭議、質疑一時達到頂峯，也正是從那之後的第8期開始，節目中的每次投票都採用了實名制的方式，會在結果公佈後亮出所有投票評審的名字和選擇。但即使做到了這一步，也還是有網友會去質疑節目安排“劇本”。

談到投票的真實性，王碩坦言，“節目只是起宣傳作用，我覺得晉不晉級這事對樂隊沒太大意義。你看去年黑撒樂隊沒進前10，瑪斯卡是進了前10的，但現在黑撒的演出門票賣的更好，今年沒有晉級的 Rustic的票房也不錯。”

“它就是一個遊戲，就是我們聚一塊，然後一塊樂呵了。尤其今年本來就見不到什麼面，有一個集中見面的機會都挺歡樂的。所以我覺得就不要想這個問題，我們有時候是不是所謂奧林匹克心態太強烈了。”

成長則認爲，“我上大學時有一個老師給我們上課，他曾經給2005年超女當過策劃。然後有同學就說05超女最沒有黑幕，因爲全部都是短信投票，那個老師就笑了，說短信投票也是有‘黑幕’的，而且就是他策劃的。策劃方法就是，爲了保A，在下一輪比賽之前的一週內，通過各種方式不斷給觀衆渲染A和已淘汰的B關係很好，把B的粉絲都吸引過來給A投票。這當然是通過策劃的方式巧妙引導投票的方式。但是大體上而言，那種機制還是比較公平的。”

“現在的評審給我的感覺就是越來越粗暴了，節目組需要什麼樣的節目效果，就進行什麼樣的評審設置，大衆評審當然不能代表大衆，專業評審也不見得專業，這些都是話術而已。”

“這就是一個心照不宣的遊戲。我現在看這些綜藝只看表演的純享版，點評、投票和結果都是爲了給第二天製造熱搜和話題的，沒什麼意思。”想起自己近十年的綜藝媒體生涯，成長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