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传奇其实是后世底层文人虚构出来的故事，始见元代杂剧与明代评书小说。传为南宋人徐大焯所著的《烬余录》也收录有“杨家将”的传说，但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烬余录》是清朝人托名的伪书，不足为信。按《宋史》的记载，杨业的七 个儿子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环、杨延贵、杨延彬、杨 延玉，除了小儿子杨延玉随父战死沙场之外，其余六子皆得善终， 既未战死，亦未被俘。

不过，杨四郎有历史原型，这个历史原型便是景德元年为促成宋辽“澶渊之盟”做出很大贡献的王继忠。

王继忠为宋真宗藩邸旧人，自幼与赵恒相识，“事真宗储邸历年最久，群萃中为之冠首，众皆惮其严整。宫中事，有所未便，常尽规谏，上每为之敛容听纳，特加礼遇”。相传宋真宗为开封府尹时，曾经“呼通衢中铁盘市卜一瞽者”，给他的几名亲信摸骨算命，当算到王继忠的命理时，“瞽者骇之曰：‘此人可讶。半生食官禄，半生食胡禄。’真宗笑而遣去”。对算命先生的话，真宗一笑置之，并不相信。

谁知算命先生一言成谶。真宗即位后，王继忠迅速得到升迁， “累迁至殿前都虞候，领云州观察使，出为深州副都部署；改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都转运使；迁高阳关副都部署，俄徙定州”。咸平六年（1003）四月，辽军进犯宋境，围攻王继忠驻防的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路驻泊兵马行营都部署王超命王继忠率一千五百名步兵侦察敌情，结果被辽军发觉，围困在定州望都（今河北保定），而王超却拒绝支援，致使王继忠部全军覆灭，王继忠本人被俘。

随后，王超向朝廷报告了军情：“契丹南寇，发步兵千五百赴定州望都县南，遇贼逆战，杀戮其众。贼并攻南偏，出阵后，焚绝粮道。人马渴乏，将士被重创，贼围不解，众寡非敌。二十诘旦，副总管王继忠陷没，臣等即引兵还州。”

当时宋真宗与朝中大臣，都以为王继忠已经阵亡。真宗非常伤心，下诏追封王继忠为大同军节度使，给王家送了非常优厚的抚恤金，又恩荫王继忠的四个儿子王怀节、王怀敏、王怀德、王怀正为官。

次年，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国萧太后大举兴兵南侵，宋真宗决定御驾北上亲征。正当这个时候，真宗收到一封从辽营中辗转送来的密信，写信人正是王继忠。王继忠在信上说：“臣先奉诏充定州路副都部署，望都之战，自辰达酉，营帐未备，资粮未至，军不解甲、马不刍秣二日矣。加以士卒乏饮，冒刃争汲，翌日，臣整众而前，邀其偏将，虽胜负且半，而策援不至，为北 朝所擒。非唯王超等轻敌寡谋，亦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宫庭， 尝荷边寄，被以殊宠，列于诸臣。”简略说明了一年前他战败被俘的经过。

宋真宗这才知道原来王继忠并未战死，而是被辽人所俘虏。王继忠被俘后，萧太后得知他是宋真宗藩邸旧人，没有杀他，而是招为己用，授予户部使的官职，又“以康默记族女女之”，将一名契丹贵族女子许配给他为妻；“继忠亦自激昂，事必尽力”，表示将尽心效忠辽国。

王继忠这个经历，跟杂剧、小说中的杨四郎非常相似。想来杨四郎的故事便是根据王继忠降辽的史实演绎出来的。

契丹画师笔下的契丹武士。李赞华《骑射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次王继忠给宋真宗写信，是为了说服真宗跟辽国和谈。原来，王继忠降辽后，颇受信任，“继忠乘间言和好之利，时敌人颇有厌兵意，虽大举深入，然亦纳继忠说，于是遣小校李兴等四人持信箭，以继忠书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宋将石普与王继忠为旧交，都是真宗藩邸旧人。接到继忠密信，石普立即急递京师。

宋辽两国由于存在历史宿怨与领土纷争，一直互有征战，但在战争中谁都讨不到好处，反而需要为此承受沉重的成本，包括巨额财政的投入、战士的牺牲、边境人民的流离失所。到了宋真宗、辽圣宗那一代，应该说，双方都有了厌战之心，都希望与对方订立永久的和平。因此，尽管辽圣宗此番大举兴兵南下，但同时又接受了王继忠的提议，通过私人渠道向宋朝表达了和谈之意。

宋朝这边，真宗皇帝尽管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决定御驾亲征，但他内心深处，其实更加渴望和平。真宗毕竟不比身经百战的太祖、太宗，战争对于他来说，既是陌生的，也是可怕的。只不过，双方虽有求和之心，却由于两国既未建立正式的沟通机制，也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和平谈判便无从开始。这个时候，归顺 辽国的真宗藩邸旧人王继忠，由于其身份的特别，既是宋真宗的亲信，又得到辽主的信任，便成了最合适的连接宋辽高层通信的中介。在接到王继忠的密信之后，宋真宗虽然没有如王继忠所请，马上派遣使者赴辽营议和，但还是很快复信，交待王继忠：可向辽主转达宋朝亦有“偃革”之意，欢迎共议和谈之事宜，若辽方“果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闻奏”。这里的“边臣”，指与王继忠私交不错的莫州将领石普。

于是，在景德元年宋辽大战的过程中，两国一边在前线厮杀，一边又通过王继忠 - 石普这一私人渠道，保持着最高层的间接通信。通信是秘密进行的，知情的人，除了辽圣宗、萧太后、宋 真宗及其执政团队、王继忠、石普之外，恐怕许多前线将领都不 知道宋辽高层建造了一条秘密通信的渠道。

王继忠身在辽营，但给予宋真宗的密信都使用“密奏”的格 式，在文字形式上一直以“真宗臣下”的身份说话。今天有些论者据此认为，王继忠很可能就是宋朝留在辽国的间谍。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王继忠给宋真宗写信，是出于辽主的授意，没有辽主首肯，王继忠不可能在战场上私通“敌国”；他的每一封密信，也应该经辽主过目，由其批准之后才送给了石普、转达给宋真宗。

宋代无款《中兴瑞应图》（局部）上的宋朝兵营。天津博物馆藏

在宋朝正式遣使抵达辽营谈判之前，宋辽双方停战议和的愿望，以及怎么和谈的细节，都是靠王继忠 - 石普这个私人渠道来沟通。可以说，如果没有王继忠从中牵针引线，未必就有后来的 “澶渊之盟”；即使“澶渊之盟”最后可能会签订，但进展肯定也不会那么顺利。因此，史书评价说，“契丹请和，……朝廷从之，自是南北戢兵，继忠有力焉”。

今天，以现代人的价值观审视历史，我们当然可以从民众福祉出发，高度评价王继忠为宋辽的百年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样的评价放在数百年前，则可能是一种伦理上的冒险。一位研究中国“尽忠”观念的英国汉学家说，“王继忠未能以死殉国一事给后来的评论者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对于传统的史家来说，王继忠的变节是不可原谅的。元人修《辽史·王继忠传》，于传末附上评论 ：“继忠既不能死国，虽通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鉴，奚足尚哉！”修《宋史·王继忠传》， 传末也附评论：“继忠临阵赴敌，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在朔庭贵宠用事，议者方之李陵，而大节固已亏矣。”都认为 王继忠应当以死报国。不死，即使促成了宋辽和议，也是大节有 亏，不足为尚。

元明清三朝文人编造“杨家将”故事，大概也觉得杨四郎的降辽之举，实在对不起杨门忠名，所以又给补上了“过关探母，助宋破辽”的情节，以成全杨家将“忠孝双全”之名。

清代有些写地方戏的小文人，甚至认为，杨四郎不死不足以保全杨家一门忠烈的声名，山西上党梆子连台本戏《忠节义》便给杨四郎编排了一个很惨烈的结局：宋辽议和之后，杨母佘太君将杨四郎带回南朝，四郎之妻、辽国桃花公主要求随行，但辽主不放行，桃花公主一怒之下，摔死周岁小儿，自己也当庭碰死于金阶。杨四郎随母归国后，佘太君竭力逼他自尽：“四郎，非是为娘苦苦逼你性命，不记你父亲、兄弟俱以为国身亡，儿比漏网之鱼，玷辱我杨门忠义。儿乃堂堂男子，还不如辽邦那一女子，娘若留儿在世，那辽后岂不耻笑为娘，你快与为娘死、死、死！” 最后杨四郎只能选择自杀，“遵母命把忠尽”。

然而，这只是后世文人的看法，宋人未必也是这么想。宋时， 人们对于王继忠的评价，可以参见王曾《王文正公笔录》记述的一段话：“继忠为人有诚信，北境甚重之，后封河间王。彼土人士或称之曰：‘古人尽忠，止能忠于一主，今河间王南北欢好，若此，可谓尽忠于两主。’然则继忠身陷异国，不能即死，与夫无益而苟活者异矣。”

这段话体现了当时人对王继忠的两个评价，一是王曾所代表的宋朝士人，他们认为王继忠“为人有诚信”，“身陷异国，不能即死，与夫无益而苟活者异矣”，尽管没有战死沙场，但为宋辽和平做出了贡献，不同于苟活者。也就是说，在宋朝士大夫的观念中，以死报国当然是一种崇高的价值，但“死”本身并不具有绝对的价值，如果能为庶民带来福利，投降也是可以谅解的。

另一种评价来自“彼土人士（辽人）。在辽国人看来，王继忠先效忠于大宋、后效忠于大辽，促成“南北欢好”，“可谓尽忠于两主”。对于“尽忠于两主”之说，王曾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否则他不会在评价王继忠事迹时特别收录了这一句话。宋人后来 几次提及王继忠事，也都是将其当成正面的例子拿出来宣讲的。换言之，在宋人观念中，王继忠协助宋辽两国实现百年和平，这也是“忠”的表现。

将宋人对王继忠的评价跟明清文人对“杨家将”故事的改编略加比较，我们会发现，宋人的观念无疑更为开明一些。即便对于王继忠的改换胡姓，宋人也能给予尊重，在遣使致送王继忠礼物时，称他为耶律宗信。

本文转自《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 吴钩 著

尽管从军事和国土面积来看，宋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宋朝却最繁荣昌盛、极具人文精神。那么，宋朝何以如此辉煌？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宋朝拥有一套理性、完备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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