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1941年春節期間，冀東地區的潘家峪村遭到日軍血洗，全村1700餘人被屠殺了1230人，慘案發生後，該村倖存的20多個青壯年自發組成了三個抗日復仇小分隊，配合八路軍打擊日寇。不久以後這幾個小分隊整合爲“潘家峪抗日復仇團”，雖然是團的稱號，其實只有不到100人的規模，1942年8月升格爲地方主力部隊建制，番號爲冀東軍分區第12團獨立連。

也就是說，潘家峪村這些青年是一起參軍，也同時在一個連隊共同生活和作戰，此類情況在我軍的地方部隊中特別常見。因爲從抗戰中期開始，八路軍已經形成了野戰部隊、地方部隊和民兵三位一體的力量結構，其中地方部隊的獨立團、獨立營都是由各分區和各縣組建的，所以同村戰士分配到同一連隊甚至同一個班的情況比比皆是。

在兵員的補充方式上，八路軍也基本是遞級完成的，即民兵（或游擊隊）升格成爲地方部隊、地方部隊再升格爲主力部隊，而民兵隊伍本來就是以一個村、一個區爲單位組訓的，那麼在逐級升格過程中，一個村的熟人、甚至是親戚、直系親屬在一起戰鬥的概率當然較大，看過老電影《董存瑞》吧？跟“四虎子”同班的那個戰士就是原來一個村的民兵，然後集體戴上大紅花參軍。

東北野戰軍在1947年的大發展期間，最初的補充方式是把動員起來的新兵直接補入野戰部隊，但是很快就暴露出問題，就是這些新兵思想不穩定，想家、怕犧牲、過不慣部隊生活，確實出現了相當數量的“開小差”行爲。所以羅政委經過調查研究後認爲，應該組建“二線兵團”，也就是以軍區和各縣爲單位，抽調少量主力部隊幹部戰士，徵召新兵編組大批的獨立團，在後方經過整訓後可立即編入主力部隊。

1948年1月5日，羅帥在召開的二線兵團建設會議上要求：“目前正在訓練的第一批40個獨立團，必須在1月底前每團補足2500人，一個都不能少；第二批獨立團，東北局決定再成立126個，其中北滿46個、熱河50個、南滿30個，每團仍然保證2500人，總計30萬人”。因此，當時各根據地都是以縣爲單位編組獨立團，一些縣的參軍人數都已經破萬。

既然是一個縣的戰士在一個團，那麼同村戰士分配到一個連隊、一個排或者一個班的情況，就非常普遍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我軍不可能進行全國性的徵兵，只能依靠已經解放的根據地，從而造成兵源地比較集中。而兵源的集中就使部隊上同縣同村的現象比較普遍，其實這個現象更普遍的是紅軍時期，因爲當時的兵源地更有限更集中，父子、兄弟、親戚在一個連隊的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華東野戰軍在淮海戰役第二階段，鑑於各縱傷亡較大，一次性將40個地方軍區所屬的獨立團補入野戰軍，這些獨立團都是以縣爲單位組建的，基本都是同鄉。當然了，有戰爭就有損失，隨着部隊不斷參加戰鬥，不斷有犧牲和有補充，在部隊南下的過程中同鄉成分會逐漸被稀釋，因此到全國解放時，同村戰士在同一連隊的佔比有所下降。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後，由於人口稠密區大部淪陷，國民政府能夠徵兵的省份只剩下雲貴川、西北、河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在新兵補充方式上，一般的嫡系部隊都會分配有軍管區、師管區，也就是說，某一個地區只爲某一個軍提供新兵、某一個縣只爲某一個師提供新兵，如此的結果，仍然會使同鄉分配到同一部隊的概率增大。

至於地方色彩的部隊更不用說了，比如桂軍、川軍、粵軍的許多部隊，本就是由地方保安團隊升格而成的，新兵補充也是回原籍招募，所以前述形象成爲突出。到解放戰爭期間，蔣軍把軍管區和師管區統一整合爲14個“編練司令部”，同樣也是在某一地區集中招募和訓練新兵，然後統一補充進野戰部隊，比如胡璉第12兵團重建時，就是以設在江西上饒的第2編練司令部爲基幹，因此該兵團江西籍士兵和同鄉現象佔比相當之大。

到新中國成立以後，這一情況基本得以扭轉（部隊過於地方化並不有利），主要原因是可徵兵範圍和人口基數大大增加、部隊數量反而下降以及有條件進行全國性的徵兵工作，比如現今我國14億多人口但只有200多萬的常備軍，簡單分攤下去全國3000多個縣都不需要提供太多數量的新兵，早些年徵兵名額甚至非常搶手，因爲一個縣就徵兵數十人至多百餘人。

部隊是按兵種按建制在某一地區進行對口徵兵，組織工作由各市縣的軍分區、武裝部來完成，一般按實際徵兵數量的120%完成任務，然後部隊來接兵的幹部還需要進行當面考察，最後帶回部隊的新兵營新兵連。新兵完成集訓後（3到6個月）再按表現統一分配下連，本來各縣徵兵數額就不多，再經過層層選拔和分配，一個村的同鄉能夠在一個連隊服役的機率真心不大了。

事情都不是絕對的，即便現在如題所問的現象也肯定會存在，我們的結論是概率變得越來越小，屬於特例而非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