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規的終極意義，在於服務於人

文/馬進彪

前不久，住建部對荊州的巨型關公雕像項目進行了通報：高達57.3米的關公雕像，違反了《荊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有關規定，破壞了古城風貌和歷史文脈。違法是毋庸置疑的，怎麼辦？拆吧，當地政府難堪，浪費多少錢啊。不拆，更尷尬，這麼大的一個“違法建築”高高地杵在荊州城，堪稱荊州最大、最牛違建，怎麼對違建執法，怎麼讓民衆守法？（新浪新聞11月18日）

當初與荊州巨型關公雕像一起被曝光的還有更大的違建，高達99米，那就是貴州的“土司樓”，但對它的去留卻沒有引發人們的糾結。而對於荊州的巨型關公雕像來說，其去留卻糾結成一道難解的題。

顯然，違建是這座雕像的法律定性，就常理來說，只要有了法律定性，也就沒有需要糾結的地方。因爲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下，法律的定性其實也就實質性地決定了後續的命運。

但在荊州關公雕像這件事上，人們爲何會陷入無盡的糾結呢？其實，就在於這是關公的雕像。從這個角度來說，其實每個人的心中都早已有了一座高高的關公雕像，而且，誰都沒有設想過心裏雕的“命運”將來會是怎樣。

從人的心理意識上說，實體的雕像與心裏的雕像是一種感受上的重合關係，也是一種心理世界與現實世界相互證明的關係。因此，實體的雕像一經建起，就不會是獨立存在，而是與人們心裏雕像密不可分的意識共同體。

顯然，人們的糾結來自於心靈深處對關公的歷史性敬仰，而這本身又是一種超脫於實體存在精神活動。換言之，只要關公的雕像立在那裏，心理就會感到理所當然，而若是提起它的去留，心理上就會產生強烈的不適之感。

也正是因爲人們的這種普遍心理，才遲遲在去留問題上不能達成統一而明確的共識，諸多當地人都對這個雕像重申過法律的定性，但對於最關鍵的去留問題，卻沒有一個人說出過那個字。

因此可以說，這個問題裏確實存在着某種的“人心所向”，不過，這是一種複雜的“所向”，它必須首先承認現實。因爲違建是不可改寫的，而法律是必須用於執行的。而這，本身又構成了現實與心理、以及心理活動預期的多層糾結。

然而，換一個更高的角度來提一個問題，興許會生髮更寬闊的思路，這個問題就是：人們對關公雕像所期待的那種“人心所向”有錯嗎？答案是肯定的，沒有錯。同時也因爲，人的精神活動不受限制，也無法限制。

從《荊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有關規定上來說，這個雕像就是違建，這是必須要承認的事實。但是，任何法規從終極意義上說都是爲人而存在和爲人而服務的，並且，這樣的服務屬性也是人們尊法的社會基礎和人心基礎。如果沒有了對大多數人精神訴求的關照，法規也就成爲了失去主體的僵化教條。

對於《荊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來說，當人們心理的隱性訴求浮現爲顯性訴求時，誰應當服從於誰？是以規劃爲本，還是以大多數人的“人心所向”爲本？

當這麼多人在關公雕像去留問題上都有不約而同的“人心所向”之時，那麼顯然這也是一個值得重新對“違建”考量的時候。沒有一成不變的法規，法規的生命力在於隨着人們的訴求而調整自身，隨着客觀現實而變，這當然更包括隨着人們的精神訴求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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